洪经纶（洪經綸），唐天宝十六年即至德二載（公元757年）以明经登进士第，官至谏议大夫，德宗朝建中元年（780年）任河北省（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议罢方镇兵，而改任宣歙觀察使，侨寓於歙，倡建宣歙义学，敦进儒学文礼，为唐宋“东南邹鲁”之源也。是播迁江南的新安洪氏始祖。

洪經綸（生于开元壬申年三月十五日，732年），字汝仁，天宝十六年即至德二载，以明经登进士第（757年）。为諫議大夫、河北黜陟使、宣歙觀察使。丹阳市籍淮陽人（治所故址在今江苏邳州、睢宁县间，非今淮阳区或淮安市）。为唐监察御史洪察孙，侍御史并内供奉、监察御史、起居舍人洪子輿之子。李治时，弘察因避唐孝敬帝讳，随其父（徽阁学士、太子师文靖公）举族改姓洪氏。【 《元和姓纂》关于丹阳洪的记载如下：“【毗陵】監察御史洪察，常州人，本姓弘氏，避孝敬諱，改姓洪氏。生子興，起居舍人。生經綸，諫議大夫。”子興当为子輿（据新安洪氏《丹陽洪氏宗譜》及《元和姓》今人岑仲勉校本）。】

李适建中元年【780年】二月，以黜陟使身份巡察河北省諸道，承制罷強藩田兵，而左遷宣歙觀察使，後辭官歸隱。據《官源洪氏宗譜》記載，洪經綸公夫人京兆金氏，生子三：長曰旦，依居故址；次曰遷，複居丹陽；季曰全，居官坑。厥後嗣裔浩大，散遷不一。而江南之有洪氏者，多本新安官坑觀察公為始祖，實洪姓入歙之鼻祖也。建中初，德宗皇帝嘗以“國無雙景，天下儒門第一家”相贈。嘉靖四十三年婺邑官坑編輯官源洪氏宗譜，改官源一世祖全公為官源洪氏二世祖，而以經綸公為一世祖。《徽州府志》自嘉靖四十五年始。《婺源縣》【如光緒年縣誌】均稱述，公“初寓石，複與子全婺源官源，卒葬焉。”

李豫宝应、广德年间(762-763年)，与河南省诸道副元帅李光弼一起，督唐军进剿自浙东地区聚众起事的袁晁、袁瑛农民军，于宁海西北40里的紫溪洞，终将据险抵抗的农军残部剿灭。《浙江通志•名宦》记其事：“洪經綸，丹陽人，諫議大夫，事德宗，靖田承嗣子之亂，受降卒四萬，有功。時袁晁，上命經綸叅李光弼，領軍協勦，授以方，殲賊盡。”

1、李亨宝应元年（762 年）李光弼出镇徐州（临淮王），统河南诸道兵反攻叛军，史料记述其“曾派兵镇压浙东袁晁起义”，李姓是否亲自率军尚待考证；

2、宁海县洪家村《洪氏宗谱》及《宁海县志》述及：经纶公以其“亢直时，退隐邑之花架山”，当地以經綸公时任谏议大夫而建“大夫庙”。）

唐建中元年（780年）二月初一日，德宗帝下诏遣黜陟使分巡天下。經綸公往魏博、成德、幽州等地，以河北省黜陟使、谏议大夫而巡察河北诸道，推行两税法、按察藩镇各州，并承制罢强藩田悦兵。时魏博强蕃田悦，招致贤才，外视恭顺，内济其奸。经纶至，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议者以經綸为耿直，不桡权贵——此何其烈也。

约于本年稍迟，以河北黜陟使之责，因议罢方镇兵，朝廷惟恐招来兵乱，而施行绥靖安抚之策（只维持不足一年时间，即招致兵变），經綸公遂左迁宣歙觀察使。

同年，经浚县大山时，作《大岯山铭》，题刻于摩崖石壁之上，以祈国泰民安。经纶公似已洞悉唐朝国步艰难的现实，借此抒发其靖献之志，及对国家的砥柱山之责。《全唐文》收录的《大岯山铭》如下：“登于大岯，禹所經過。顶凸坤儀，根壓洪河。天生忠良，濟物弘多。山靈河神，俾環海戈。——唐建中元年四月六日 敕魏博、成德、幽州等道黜陟使、諫議大夫 洪經綸題。”

李适初立，不假借方鎮、欲图裁抑方镇割据势力，实为朝廷大政（当然此后的事态导致其对藩镇姑息，以至加强中央集权政策失效，另当别论）。如建中二年初，李惟岳谋袭父李宝臣成德节度使位，德宗断然不许，田悦为其代请，亦不许——足见朝廷实施裁撤藩镇政策的决心。而建中元节年初，經綸公面对强藩田悦（魏博七州节度使）拥兵割据，“承制议罢方镇兵”，力挽狂澜之将倒，厥功至伟。

同年，经纶公撰《聰明山銘》碑文（唐书法家张为其书）。作为河北道黜陟使的重要使命，经纶公在河北割据藩镇落实推行德宗新政“两税法”，在洺州树立碑铭。历史上著名的两税法在河北藩镇得以实施，即始于经纶公建中元年的力行。此举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藩镇的经济实力，也是德宗针对藩镇新政的体现。

《旧唐书》还记载，德宗朝时，经纶公作为采访使，曾上奏旌表幽州范阳人、御史大夫高霞寓。高霞寓家，其父祖“皆以孝闻”，“凡五代十国同。德宗朝，采访使洪经纶奏旌表其门闾，乡里称美其事。”高霞寓与刘禹锡诗酒往来，交情深厚，刘曾作诗“赠澧州高大夫司马霞寓”。（李隆基时改唐初的各道按察使为采访处置使，肃宗时改为观察处置使。此处《旧唐书》称“采访使”，当为黜陟使误称。）

《資治通鑒》也如《新唐书》類似之記載，如果說洪經綸置推行“兩稅法”於不顧，率然裁天悅四萬兵。引起“軍士皆德悅而怨朝廷”，司马姓光之說亦屬客觀，近代學者陈寅恪總結洪經綸裁軍失敗的經驗教訓時指出：“可知冒昧遣散軍隊鮮有不致亂者。”但是，司馬氏將洪經綸的失敗完全歸結於“不曉事務”，稍失公允。當時的藩鎮割據的軍事實力已經發展到威脅中央政府的危險地步。稍後發生的“四鎮之亂”，縱觀歷史上，西漢的八王之亂，事實驗證了洪經綸裁減天悅四萬兵的做法是有預見的，說明此舉非“杞人憂天”。更從側面反映出，心懷國家，憂國憂民。

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洪經綸的大坯山銘文上，“登於大坯，禹所經過。頂凸坤儀，壓根洪河。天生忠良，濟物弘多。山靈河神，俾環海戟戈。”作者的內心世界，表達了作者盼求刀槍入庫，四海安定的良好願望，也是對他之所以首先要解除天悅部分軍隊的原因的注釋。

在担任宣歙观察期间（任职当在建中元节年至贞元三年），时逢国家多难，赋役繁重，经纶公“悉镇以靖约惇厚”。后挂冠归隐，择地而家於休宁县黎阳乡之黄石，“辟疆结庐，布袍萧散，种柑莳柏，谢尘纷”。

新安自上古以来直至隋唐以前，“礼教未树，性气刚迫”。經綸公抵任兹土后，面对穷困流离、民不聊生的社会景象，“简易抚摩，与之更生”；以德化乡闾，几成淳风。闲暇时，与名贤士人讲论，“诗文酬荅，冲澹纯雅”，首建宣歙义学，乐育英才，讨论儒术，讲义不倦，“稍暇，与士人讲论”（嘉靖《徽州府志》寓贤列传），儒生争相从学于门下。“沾濡既久，新安士始知中原地区礼教。”撰《五经大义》十卷集，五卷行於世。长庆二年，犹与博村范观察使传正公纪论“止善”之义。当时“去宋朱子尚数百年，而‘止善’之义已深昭于我公矣。”

經綸公以高洁饱学之身，教化先进的儒家文明，敦进儒学文礼，功莫大焉，为唐宋“东南邹鲁”之源；而“止善”一记，“实开朱熹十传之首功”，功业巨大。正是以經綸公为主要代表的中唐中原士族的入歙，将当地“半原始形态的山越丛林社会”，推进到“封建化时期”（《论徽学》，朱万曙），迎来新安文化阶段的第一个顶峰时期。

附录一

史籍中关于洪经纶的相关记载：真伪质辨

《舊唐書》記載，德宗朝時，洪經綸作為採訪使，曾上奏旌表幽州范陽人、御史大夫高霞寓。高霞寓家，其父祖“皆以孝聞”，“凡五代十国同爨。德宗朝，採訪使洪經綸奏旌表其門閭，鄉里稱美其事。”高霞寓與刘禹锡詩酒往來，交情深厚，劉曾作詩“贈州高大夫司馬霞寓”。【李隆基時改唐初的各道按察使為採訪處置使，肅宗時改為觀察處置使。此處《舊唐書》稱“採訪使”，當為黜陟使誤稱。】

在擔任宣歙觀察期間【任職當在建中元年至貞元三年】，時逢國家多難，賦役繁重，洪經綸“悉鎮以靖約惇厚”。後冠歸隱，擇地而家于休甯縣黎陽鄉之黃石，“辟疆結廬，布袍蕭散，種柑蒔柏，擯謝塵紛”。新安自上古以來直至隋唐以前，“禮教未樹，性氣剛迫”。洪經綸抵任土後，面對窮困流離、民不聊生的社會景象，“簡易撫摩，與之更生”；以德化鄉閭，幾成淳風。閒暇時，與名賢士人講論，“詩文酬荅，沖澹純雅”，首建宣歙義學，樂育英才，討論儒術，講義不倦，“稍暇，與士人講論” 【嘉靖《徽州府志》寓賢列傳】，儒生相從學于門下。“沾濡既久，新安士始知中原地区禮教。”撰《五經大義》 十卷集，五卷行於世。长庆二年，猶與博村範觀察使傳正公紀論“止善”之義。當時“去宋朱熹尚數百年，而'止善'之義已深昭於我公矣。”

“採訪使”，唐朝之“外官”。李隆基開元年間，全國每道置採訪使處置使。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改為觀察處置使，“掌察所部善惡，舉大綱”。貞觀初年，遣大使十三人巡省天下諸州。神龍二年【706年】，以五品以上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按舉州縣，再周而代。任職官階一般五品上，亦有少數三品。

《新唐书》志第三十九下，百官四下載：“开元二年【714年】，曰十道按察採訪處置使，至四年【716年】罷，八年【720年】複置十道按察使，秋、冬巡視州縣，十年【722年】又罷。十七年【729年】複置十道、京都、兩按察使，二十年【732年】曰採訪處置使，分十五道，天寶末【755-756年】，又兼黜陟使，【肅宗】乾元元年【758年】，改曰觀察處置使。”

某些史书的描述，或由政治，或因民间误传等，其影响之大，足以导致后代文史家的不自觉因循、历代民众的思维倾向，甚至出现人为的错记、漏记，致使关于经纶公的真实任职与勋绩在正规史述中未能得到正确体现，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与分析的客观实情。

史书中对洪经纶的记载，主要集中在两点上：一为削藩裁兵，一为被硃泚（朱泚）授职。

然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及《奉天录》中的相关叙述，存在诸多矛盾及不一致。如在以符罢田悦兵的表述上，《旧唐书》称“至东都，访闻魏州田悦食粮兵凡七万人，经纶素昧时机，先以符停其兵四万人”。自京师长安至洛阳市，通过访问，听说远在几百公里外的魏博田悦违规养兵，就提前下符，遥向魏博方面传达裁兵命令。这似乎并不合理：长安方面对魏博维持庞大军队不知情？为什么不在京师就下达符文，而需要专遣黜陟使呢？这番描述也不免给人以道听途说的感觉。因此《新唐书》对这段文字作了改订，称黜陟使洪经纶是在到了河北省（道）以后，才立刻下符罢兵的（“会黜陟使洪经纶至河北，闻悦养士七万，辄下符罢其四万归田亩”，见《新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五）。《新唐书》编写者似乎把历史事件改得更合理了，但据何而改不得而知，《旧唐书》因何而作“至东都访闻”表述，是否部分采掇当时传闻或街谈小说，似亦无从知晓。

同時《新唐書》刪除了《舊唐書》中《高霞寓傳》的大部分文字，稱：“高霞寓，幽州范陽人。其先 不居，孝聞裏閭。德宗初，採訪使洪經綸言之，詔表闕於門。霞寓能讀《春秋》及兵法，頗以感慨自尚，狡多變。”此外，《旧唐书》与《资治通鉴》出于撰述者对历史事件的认识、感受，作了“素昧时机”、“不晓时务”一类评述，但这是在建中元年李适遣黜陟使分巡各道这一历史事件发生以后约160年及近300年后书写的，除了显得肤浅，未必反映历史全貌以外，恐怕亦并非合乎情理、契合于基本史实的史论。（参见本文此前对洪经纶黜陟河北道的评述。）

《新唐书》在洪經綸奏旌表高霞寓的時間節點上，將《舊唐書》中的“德宗朝”改成“德宗初”，一字的改動，應有深意。但是，歐陽修的改動忽略了另一個時間的節點。若是“德宗初”奏旌表高霞寓，即780年時，高霞寓尚不足10歲的孩童，足見《新唐書》的一字改動也是自相矛盾，弄巧成拙，然而《新唐書》的修改，卻為後來《資治通鑒》書中的洪經綸被斬一說創造了時間條件。所以，《舊唐書》的《高霞寓傳》，可以作為否定《資治通鑒》二百三十一卷中洪經綸于興元元年【784年】被斬之說的鐵證之一。

被硃泚授职一事，《新唐书》沿袭《旧唐书》说法，但与号称堪比正史的野史“奉天录”亦不一致。皆称权威史籍，该据何而参正呢？几个说法应该皆无所据，只是经过发酵的坊间传闻而已。因为，洪经纶此时已在宣歙观察使任上，远离政治中心，关山阻隔，并无返还京师长安的理由。（见以下辨析。）

至于《资治通鉴》关于洪经纶结局的推测（“丙午,李晟斬文武官受朱泚寵任者崔宣、洪經綸等十餘人”），也是在当年德宗避走奉天约300年以后作出的。以崔宣为例。兴元元年（784年）时，崔宣应该至少在110岁左右，却不料事隔几百年，《资治通鉴》把当年的崔驸马拉来凑数，把当初在则天朝时忠义耿直，却遭受冤屈的崔宣，放到了德宗朝，让驸马爷又受了一次不白之冤（事见《大唐新语•持法第七》），真是匪夷所思。由这一草率的错谬也足可见证史家写史的文学创作一面。到底是因为文史撰著的“资治”考虑，还是由于史料缺乏而作的揣测，抑或是基于什么杂史信笔编写，现代人已经无从确知，但这类编排杜撰是超乎常理的，疑点也是明明白白的。经纶公所以被随手“借用”至此，显然亦是因为唐书的既有记载，已经赋予他以莫名所以的“史实”，而满足了史家的“资政”需要，仅此而已。

这些应当足以说明，史书关于这段历史的所谓相关记载，在以上论证的关键点上，本就缺乏反映史实的底本，很大程度上，实质上倒是文史家针对史事及既存相关史述的创作、发挥占据了相当比例，未可尽信也。

当然，考虑到文史家们在坐论历史时，时间上已经相距二百年左右，其中也涉及兵荒马乱的年代，内中渗杂传闻及个人情绪化的评论，亦属“正常”现象。

然而，设法厘正史实，还历史以其本来面目，总归也是关心这段历史真相的人们的当然责任。尽信史，不若无史也。

建中元年，洪经纶参与并力行李适削藩裁兵之策，实有功于朝廷与社稷；兴元元年，被朱泚授职一事，属捕风捉影，并非真相，而《资治通鉴》关于洪经纶结局的推测当然也并不存在。

洪經綸左遷宣歙觀察使，其宦惠政，肇居歙州休寧，是事實上的歷史存在。

附《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列传第七十七）中关于洪經綸的记载：

洪經綸，建中初為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偽順命，即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

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硃泚反，偽授太常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