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是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同志所著的文章。

（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战争

贝问：中国共产党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有什么具体表示？

答：在这次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向全国警告过，对日战争是不能避免的，所有日本帝国主义者所谓“和平解决”的言论，日本外交家的漂亮词句，都不过是掩盖其战争准备的烟幕弹。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原地区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对于相信日本的“和平保证”，以为战争或可避免，以及相信不动员民众也可以抵抗日寇的人们，我们曾经反复地指出了他们的错误。战争的爆发及其经过，证明我们这些意见的正确。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宣言，号召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抵抗日寇的侵略，加强民族统一战线。不久我们又发表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1〕，提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政府所应采取的政策。国共合作成立之时，又发表了一个重要的宣言。这些都证明我们对于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政策来进行抗日战争的这种方针，是坚持不懈的。在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基本口号就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问：据你的观察，战争到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些什么结果？

答：主要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攻城、略地、奸淫、抢劫、焚烧和屠杀，把亡国危险最后地加在中国人身上。另一方面是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抗战不能挽救危机。同时，也开始提醒了世界各和平国家认识抵抗日本威胁的必要。这些就是已经产生了的结果。

问：日本的目的你以为是什么？这些目的已经实现了多少？

答：日本的计划，第一步是占领华北和上海市，第二步是占领中国的其他区域。说到日寇实现其计划的程度，由于中原地区的抗战至今还限于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日寇已在短期内取得了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2〕三省，山西省亦在危急中。惟有实行民众和政府一致的抗战，才能挽救这个危局。

问：据你的意见，中国的抗战也有它的成绩没有？如果说到教训，则教训在何处？

答：这个问题我愿意和你多谈一谈。首先来说，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这表现在：

（一）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它在地域上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

（二）战争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

（三）唤起了国际舆论的同情。国际间过去鄙视中原地区不抵抗的，现在转变为尊敬中国的抵抗了。

（四）给了日寇以很大的消耗。听说日寇资财的消耗是每天二千万日元；人员的消耗尚无统计，但一定也是很大的。如果说过去日寇差不多不费一点气力唾手而得东四省〔3〕，现在就非经过血战不能占领中国的土地了。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从这一方面说，中国的抗战不但为了自救，且在全世界反法西斯主义阵线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抗日战争的革命性也表现在这一方面。

（五）从战争取得了教训。这是用土地和血肉换来的。

说到教训，那也是很大的。几个月的抗战，暴露了中国的许多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有些人说：“现在的战争已经是全面性的战争。”这只说明了参战地域的普遍。从参战的成分说来则是片面的，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这也同时是一个团结问题。中国各党派间虽然较前团结，但是还远远地没有达到必要的程度。政治犯大多数还没有释放，党禁并没有完全开放。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此外，军事上的错误，也是丧军失地的一个大原因。打的大半都是被动的仗，军事术语叫做“单纯防御”。这样的打法是没有可能胜利的。要胜利必须政治上军事上都采取和现时大有区别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所得的教训。

问：那末，政治上军事上必需的条件是什么？

答：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着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改良办法包括废除苛捐杂税，减租减息，改良工人和下级官兵的待遇，优待抗日军人家属，救济灾民难民等等。政府的财政应该放在合理负担即有钱出钱的原则上。第四、外交政策的积极化。第五、文化教育政策的改革。第六、严厉地镇压汉奸。这个问题现在已到了极严重的程度。汉奸们横行无忌：在战区则援助敌人，在后方则肆行捣乱，并有装出抗日面貌反称爱国人民为汉奸而加以逮捕者。但是要真正镇压汉奸，只有人民起来和政府合作，才有可能。军事上说来，亦须实行全盘的改革，主要地是战略战术上单纯防御的方针，改变为积极攻击敌人的方针；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无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上述这些政治军事条件，都在我们发布的十大纲领中提出来了。这些政策，都符合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问：共产党如何使这个纲领实行起来？

答：我们的工作，是以不疲倦的努力，解释现在的形势，联合中国国民党及其他一切爱国党派，为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范围还很狭小，必须把它扩大起来，这就是实行孙中山先生的“唤起民众”的遗嘱，动员社会的下层民众加进这个统一战线去。说到统一战线的巩固，就是要实行一个共同纲领，用这个纲领来约束各党各派的行动。我们同意以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作为各党派各阶层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但这个纲领至今没有为各党派所承认，首先中国国民党还没有承认发布这样一个全部的纲领。国民党现在已经部分地实行了孙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这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是民权主义是没有实行的，民生主义也没有实行，这样就使得现在的抗战发生了严重的危机。现在战争如此紧急，应是国民党全部实行三民主义的时候了，再不实行就要悔之无及了。共产党的责任，在于大声疾呼地向国民党和全国人民作不疲倦的解释和说服，务使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孙氏遗嘱，全部地彻底地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起来，用以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问：请你告我以八路军的情形，这是很多人关心的，例如战略战术方面，政治工作方面等等。

答：自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以后，关心它的行动的人确是很多的。我现在向你说明一个大概。

先说战斗情况。在战略上，八路军正以山西省为中心进行战争。如你所知，八路军曾经取得了多次的胜利，例如平型关大捷的战斗，井坪、平鲁、宁武的夺回，涞源县、广灵县的克复，紫荆关的占领，大同雁门关间、蔚县平型关间、朔县宁武间日军的三条主要运输道路的截断，对雁门关以南日军后方的攻击，平型关、雁门关的两次夺回，以及近日的曲阳、唐县的克复等。进入山西的日本军队，现在在战略上是在八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中。我们可以断言，日军在华北今后将遇到最坚强的抵抗。日军要在山西省横行，必然将遇到它前所未有的困难。

其次，战略战术问题。我们采取了其他中国军队所没有采取的行动，主要地是在敌军翼侧和后方作战。这种战法，比较单纯的正面防御大有区别。我们不反对使用一部分兵力于正面，这是必要的。但主力必须使用于侧面，采取包围迂回战法，独立自主地攻击敌人，才能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再则使用若干兵力于敌人后方，其威力特别强大，因为捣乱了敌人的运输线和根据地。就是在正面作战的军队，也不可用单纯防御的战法，主要应采取“反突击”。几个月来军事上的失利，作战方法失宜是其重要原因之一。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这和我们过去在国内战争时采用的战法，基本原则是相同的，但亦有某些区别。拿现时这一阶段的情况来讲，集中使用兵力之时较少，分散使用兵力之时较多，这是为着便于在广大地域袭击敌人翼侧和后方。若在全国军队，因其数量广大，应以一部守正面及以另一部分散进行游击战，主力也应经常集中地使用于敌之翼侧。军事上的第一要义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而要达到此目的，必须采用独立自主的麻雀战和运动战，避免一切被动的呆板的战法。如果大量军队采用运动战，而八路军则用游击战以辅助之，则胜利之券，必操我手。

其次，政治工作问题。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办法虽然目前收效尚未显著，但在将来必定会有成效的。此外，从第二个原则出发，八路军的补充不采取强迫人民的方式，而采取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式，这个办法较之强迫的办法收效大得多。

现在河北省、察哈尔省、绥远省和山西省的一部分虽已丧失，但我们决不灰心，坚决号召全军配合一切友军为保卫山西恢复失地而血战到底。八路军将和其他中原地区部队一致行动，坚持山西的抗战局面；这对于整个的战争，特别是对于华北的战争，是有重大的意义的。

问：据你看来，八路军的这些长处，是否也能适用于其他中国军队？

答：完全能够适用。中国国民党的军队本来是有大体上相同于今日的八路军的精神的，那就是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时代。那时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组织新制度的军队，在开始时候不过两个团，便已团结了许多军队在它的周围，取得第一次战胜陈炯明的胜利。往后扩大成为一个军，影响了更多的军队，于是才有北伐之役。那时军队有一种新气象，官兵之间和军民之间大体上是团结的，奋勇向前的革命精神充满了军队。那时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目。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中国工农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革命时代有了新精神的军队，其作战方法也自然与其政治精神相配合，不是被动的呆板的作战，而是主动的活泼的富于攻击精神的作战，因此获得了北伐的胜利。现在的抗日战场，正需要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队并不一定要有几百万，有了几十万作中心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抗战以来全国军队的英勇牺牲，我们是十分敬佩的，但是需要从血战中得出一定的教训。

问：宽待俘虏的政策，在日本军队的纪律下未必有效吧？例如释放回去后日方就把他们杀了，日军全部并不知道你们政策的意义。

答：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越杀得多，就越引起日军士兵同情于华军。这种事瞒不了士兵群众的眼睛。我们的这种政策是坚持的，例如日军现已公开声言要对八路军施放毒气，即使他们这样做，我们宽待俘虏的政策仍然不变。我们仍然把被俘的日本士兵和某些被迫作战的下级干部给以宽大待遇，不加侮辱，不施责骂，向他们说明两国人民利益的一致，释放他们回去。有些不愿回去的，可在八路军服务。将来抗日战场上如果出现“国际纵队”，他们即可加入这个军队，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抗日战争中的投降主义

问：据我所知，日本一面进行战争，一面又在上海放出和平空气。日本的目的究竟何在？

答：日本帝国主义在达到它的一定步骤后，它将为着三个目的再一次放出和平的烟幕弹。这三个目的是：（一）巩固已得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二）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三）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现在的和平空气，不过是施放和平烟幕弹的开始而已。危险是在中原地区居然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准备去上敌人的钓钩，汉奸卖国贼从而穿插其间，散布种种谣言，企图使中国投降日寇。

问：据你看，这种危险的前途如何？

答：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

问：两种情况中何种可能为多？

答：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战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

问：请问如何克服投降主义？

答：言论上指出投降主义的危险，行动上组织人民群众制止投降运动。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正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悲观主义只看见抗战中的失败，不看见抗战中的成绩，尤其不看见失败中已经包含了胜利的因素，而敌人则在胜利中包含了失败的因素。我们应当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只要百折不回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属于我们。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战线便能巩固起来。

问：共产党在纲领中提出的“民主”是什么意思？它和“战时政府”岂不是互相冲突的？

答：一点也不冲突。共产党还在一九三六年八月就提出了“民主共和国”这个口号。这个口号政治上组织上的含义包括如下三点：

（一）不是一个阶级的国家和政府，而是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级互相联盟的国家和政府，其中必须包括工人、农民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在内。

（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将民主和集中两个似乎相冲突的东西，在一定形式上统一起来。

（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需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卫的自由。从这三方面看来，它和所谓“战时政府”并没有任何的冲突，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

问：可是“民主集中”在名词上不是矛盾的东西吗？

答：应当不但看名词，而且看实际。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需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

问：这和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吧？

答：这和历史上的某些战时内阁制度不相符合。

问：难道也有符合的？

答：也有符合的。战时的政治制度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民主集中的，一是绝对集中的，由战争的性质所决定。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形下，英国路易乔治〔4〕一类的政府就是需要的。路易乔治压迫英国人民不许说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话，任何表现这种民意的机关和集会都不许存在；即使仍然有国会，那也是奉令通过战争预算的国会，也是一群帝国主义者的机关。政府和人民在战争中的不一致，就产生了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绝对集中主义的政府。可是历史上还有革命的战争，例如法国的革命战争、俄罗斯的革命战争、目前西班牙的革命战争。在这一类的战争中，政府不怕人民不赞成战争，因为人民极愿意进行这种战争；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原地区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中国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的北伐战争，也是依靠民主集中制取得了胜利。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就越好进行。这样的政府就不应畏惧人民反对战争，相反，这个政府所顾虑的，应是人民的不起来和对于战争的冷淡。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

问：那末，你们准备经过什么步骤实现新的政治制度？

答：关键在于国共两党的合作。

问：为什么？

答：十五年来的中国政局，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决定的因素。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两党合作，造成了第一次革命的胜利。一九二七年两党的分裂，造成了十年来的不幸局面。然而分裂的责任不在我们，我们是被迫转入抵抗中国国民党压迫的方向的，我们坚持了解放中国的光荣的旗帜。现在进入第三个阶段了，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这个合作算是成立了，问题在于双方承认一个共同纲领，并在这个纲领上行动起来。新的政治制度的建立，是这纲领的重要部分。

问：怎样经过两党的合作达到新制度的建立？

答：我们正在提议改造政府机构和军队制度。为应付当前的紧急状态，我们提议召集临时国民大会。这个大会的代表，应大体上采用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的主张，由各抗日党派、抗日军队、抗日民众团体和实业团体，按照一定比例推选出来。这个大会的职权，应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它决定救国方针，通过宪法大纲，并选举政府。我们认为抗战已到了紧急的转变关头，只有迅速召集这种有权力而又能代表民意的国民大会，才能一新政治面目，挽救时局危机。这一提议我们正在向中国国民党交换意见，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意。

问：国民政府不是宣布了停止国民大会的召集吗？

答：那个停止是对的。停止的是国民党过去准备召集的国民大会，那个大会按国民党的规定是一点权力也没有的，其选举更根本不合民意。我们和社会各界都不同意那样的国民大会。我们现在提议的临时国民大会，和已经停止的根本不同。临时国民大会开会之后，全国面目必为之一新，政府机构的改造，军队的改造和人民的动员，就得着一个必要的前提。抗战局面的转机，实系于此。

〔1〕见本卷《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

〔2〕察哈尔省，原来是一个省，一九五二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河北省、山西省两省。绥远省，原来也是一个省，一九五四年撤销，原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

〔3〕见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国红军要求国民政府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中国共产党在这个通电中开始放弃“反蒋”口号。通电内容如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体海陆空军，全国各党、各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自从中国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省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省，协同阎锡山氏阻拦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地区军队向陕甘红色区域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当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在蒋介石、阎锡山两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因此，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每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省取得了许多胜利，仍然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国民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全国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党派、人民，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促进会，派遣代表隔断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主张的完全实现。”

〔4〕路易乔治即大卫·乔治，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任英国首相。

全拼 cháng qí dà yù

释义 偿：达到，满足。欲：欲望。大欲：野心。指满足了他最大的欲望，或达到了他的野心。

出处 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日寇原欲在中国求偿其大欲，但中国的长期抵抗，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本身走上崩溃的道路。”

例子 无

大本大宗大败亏轮大败亏输  大步流星

今天，我通读了毛泽东同志所著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这篇文章，读后使我更加了解了我党在抗战时期的方针、政策以及在军事上所运用的战略战术。由此，我也更加明白了我党之所以能够成为抗战时期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成为抗战的一支先锋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我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所推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是代表人民利益的。

毛主席的这篇文章写于1937年10月，是当时在延安接受英国《每日先驱报》记者贝特兰采访时的谈话。可以说在当时，这些谈话的发表对于中国国内乃至全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在抗日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和立场等是很有帮助的。在整个谈话中，毛主席用了很大的篇幅谈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当时来说是何等重要。因为在当时，虽然在名义上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并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还有许多具体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具体方案没有落实。而这些具体问题和具体方案都牵扯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得以巩固，抗战能否顺利进行并取得最终胜利的重大问题。因为在当时，改组中国国民党政府，变一人独裁、一人专政的政府为人民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给人民以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以动员全国同胞起来共同抗日，这对实现真正的全民族共同抗战并最终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毛泽东同志指出“必须加强统一战线，实行革命的政策，才能进行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革命政策中特别重要的，是中原地区政府必须实现民主改革，以动员全体民众加入抗日战线。”是啊，只有把全国四万万同胞都发动起来，才能形成淹没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汪洋大海，最终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再有，只有全国四亿人民都紧紧地团结起来，抱成一团，形成一只强有力的铁拳，这样打起鬼子来才有力量，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我们所实行的是“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

刚才我们谈到了只有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才能共赴国难。这一点不是纸上谈兵，而是必须要这样做的。因为，如果说单靠政府和军队抗战，而全国各党、各界乃至全国几亿老百姓都是各自为政，各打各的小算盘，成了一盘散沙的话，那还能打败日本鬼子吗？不能！因为从一个家庭来说，如果这个家庭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什么事，如家庭经济遇到困难或家庭成员中有人因病住院等等吧，在这个时候，正确的做法就是只有全家人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团结一心，才能战胜家庭生活中遇到的暂时困难；反之，如果一家几口人在家庭遇到暂时困难时是各想各的，各算各的小九九，各打各的小算盘，那这个家还能有好吗！不垮下去才怪呢！这居家过日子是这样，这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也是这样，当外国侵略者侵占我们的国土，肆意屠杀我们无辜同胞的时候，只有把全国人民都发动起来，才能同仇敌忾，共同抗击外国侵略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大多数人从此得到了深刻的认识，知道非进一步团结和实现全民族抗战不能挽救危机。”

在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还指出了“现在的抗日战争，是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以来所没有的……是真正全国的战争。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是啊，抗日战争是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原地区唯一取得全面胜利的对外战争。在此之前，不论是清王朝还是北洋军阀，都是腐败无能之辈，他们对于敢于入侵我国的外国侵略者不但不抵抗，相反还割地赔款，与外国侵略者签定了许多不平等条约，由于他们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致使中国成了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但是，黑暗不会长久，光明就在眼前，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初叶，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1日，代表全中国绝大多数受剥削受压迫人民根本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它的成立给黑暗的中国带来了希望和曙光，给四万万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带来了希望，“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我们的方向”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原地区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行动指南。自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鬼子不费一枪一弹就占领了东北地区，紧接着华北沦陷、天津市、北平市又相继失陷，没过多久，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丧失尽，此时的中国共产党，不负人民重托，担负起民族复兴的重任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路上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宣言中号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人士以及全国四万万同胞，携手团结起来，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同时，，我党还和中国国民党著名爱过将领冯玉祥将军合作，以西北军为基础，组建了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这支军队活跃在查绥一线的长城地区，给日本鬼子以有力的打击。之后，在1936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当与国民党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全民抗战由此开始，我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分散在全国各地区的游击队成为抗日最坚决的力量，他们在给日寇以狠狠打击的同时，还充分发动群众起来抗战，由此，在全国广大农村形成了全民皆兵的抗日局面，日本鬼子无论走到哪里，都逃脱不了其灭亡的下场。经过全国人民长达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就要问了：这自从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这将近一百年的时间，我们都是打一仗败一仗，为什么这次战争就取得胜利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而我们作为受害国所进行的反侵略战争是正义的，正义终归战胜邪恶，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战争的性质是革命的”；再有，以前无论是封建时代末期的满清王朝还是民国初年的北洋政府，都是腐败透顶、软弱无能之辈，他们在外国列强面前卑躬屈膝，在国人面前却张牙舞爪，任其外国列强在我们的国土上肆意践踏，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是，在日本鬼子大举入侵中国之时，中国已经不是以前那个样子了，虽然中国国民党蒋介石在对日作战这个问题日上迟疑不决，但是此时已经有了在力量上能与国民党抗衡且抗日最坚决的中国共产党，更有觉醒了的全国四万万民众。特别是在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走上了联合抗日的道路，这样就“使全国分崩离析的局面变成了比较团结的局面”，而“国共合作是这个团结的基础”。

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抗战之所以会取得胜利，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有全民的共同参与，这一点是绝对不能忽视的。因为如果全国四万万民众不团结起来的话，单靠政府和军队是绝对打不赢这场战争的。姑且不说“全民皆兵”，单说军队和老百姓这军民鱼水关系就不可等闲视之，可以说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持和配合，这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很难对日作战的。举个例子说吧，当时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形成全民族的共同抗战起到了很大作用，全国四万万民众同仇敌忾，使日本鬼子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在中原地区的土地上毫无立足之地。在全国所有抗日队伍中，我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最坚决的，就拿新四军来说吧，他们当时活跃在我国南方的江苏省和安徽一带，由于蒋介石念念不忘消灭共产党，肆意破坏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经济上的封锁，使得我军的后勤供应十分困难，广大指战员常常是饥餐露宿，饿着肚皮打鬼子。但是，这些困难并没有吓倒我军的广大指战员，况且，这八路军和新四军是人民的队伍，是深受人民爱戴的子弟兵，他们有了困难，这老百姓自然不能等闲视之，于是，在江苏黄桥一带，老百姓家家和面，户户做油酥烧饼，曾一度出现了部队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把做好的黄桥烧饼送到哪里的感人的拥军支前的场面。你们说如果抗战不是为了把受苦受难的老百姓从日本鬼子的铁蹄下解放出来的正义战争，老百姓能拥戴我们的军队吗？如果不广泛发动群众，使老百姓认识到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全中国的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那么老百姓能在自己本身日子过的都挺困难的条件下倾其所有支援部队打胜仗吗？那是绝对不能的！还是那句话“兵民是胜利之本”，只有全民族的共同参与，这场反侵略战争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一个颠覆不破的真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上面我们谈到了要想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要广泛发动群众，形成全民抗战的热潮，只有如此，帝国主义才能早日被消灭。再进一步说，如果政府和老百姓、军队和老百姓之间关系搞不好，那么，你这个政府、你这个军队就无法赢得人民的支持，更无法说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这一点绝不是危言耸听，而是铁的事实，在战争年代，无论是土地革命时期，抗战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我党所领导的军队为什么能打一仗胜一仗呢？其实原因也很简单，除了我们的军队是正义之师，广大指战员为了正义的事业而奋勇杀敌，打起仗来非常勇敢、非常顽强之外，就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和老百姓的关系处得非常好，形成了水乳交融的军民鱼水关系，我党之所以能这样做，就是因为我们充分认识到没有人民的支持，你这个革命事业就无法取得成功，打个比方说，这老百姓是水，政府和军队是鱼，如果这个水被抽干了，那你这个鱼还能活下去吗？基于此，我们党特别注意军政军民关系，事事都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长此以往，形成了军政团结、军民团结，军爱民、民拥军的军民鱼水深情。正因为这样，老百姓就支持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部队在对敌作战中能够打一仗胜一仗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中国国民党所欠缺的也恰恰就是这一点，他们所实行的是一党独裁专制，老百姓根本就谈不上民主自由，再有，国民党这些达官贵人（最突出的就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想的只是自己如何能够中饱私囊，从不考虑老百姓的死活，而国民党军队由于从根儿上传下来的就是军阀作风，他们不仅是官兵之间不平等，就是跟老百姓之间关系搞得更是一团糟，他们每到一地不是抢老百姓的东西，就是奸淫掳掠，可以说是无恶不作。你说，就这样的党这样的军队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吗！那不打一仗败一仗还往哪儿跑啊！可以说，孙中山先生生前所制定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早被蒋介石这帮人给丢到脑后去了。因此，在日寇大举进攻中国，国家处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毛泽东同志提出改造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这一建议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赢得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法说起的”；“政治上说来，第一，须将现政府改造成为一个有人民代表参加的统一战线的政府。这个政府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这个政府实行必要的革命政策。第二，允许人民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武装抗敌的自由，使战争带有群众性。第三，人民生活的改良是必要的……旧制度的军队，改变为新制度的军队；强迫动员的方法，改变为鼓动人民上前线的方法；不统一的指挥，改变为统一的指挥；脱离人民的无纪律状态，改变为建设在自觉原则上的秋毫不犯的纪律；单单正规军作战的局面，改变为发展广泛的人民游击战争配合正规军作战的局面，等等”所有“这些政策，都符合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三大政策及其遗嘱的精神。只有实行这些，战争才能胜利”。

刚才我们曾经提到了改造中国国民党军队这一话题，那么，国民党军队和我军最大的不同，就是我军非常重视政治工作，把政治工作放在第一位，因此，才能造就出具有铁的纪律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也才能造就出良好的军政军民关系，而国民党军队却恰恰不具备这些，但这些却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因此，毛泽东同志提出改造旧军队不是没有道理，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是啊，要想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就必须要把军队的政治工作搞好，在部队内提倡官兵平等，官兵一致；在地方，也要提倡军民一致，妥善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真正做到“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同样，瓦解敌军和宽带俘虏这个问题也不是不重要，因为我们的胜利不仅要依靠广大指战员的英勇作战，瓦解敌军这项工作同样相当重要，记得在《西安事变》这部电影里，奉蒋介石之命“围剿”陕北红军的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在与红军作战中可以说是败得相当的惨，不少东北军官兵被我军俘获，对于东北军的这些被俘官兵，我军对他们是不打不骂，不搜腰包，在生活上尽最大努力给予照顾，不仅如此，还经常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是日寇的侵略使他们丢掉了东北地区，成了亡省亡家的队伍，而蒋介石不但不抗日，相反还掉转枪口大肆屠杀自己的同胞，现在，东北的父老乡亲已经被沦为亡国奴，华北和其它各省也相继沦陷，共产党是坚决主张抗日的，而蒋介石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通过这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东北军的被俘官兵认识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没有出路，只有拿起枪来打鬼子才能拯救我们这个倍受磨难的民族。为此，我军适时释放了东北军的这些被俘官兵，他们回去后，广泛宣传我党的这些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抗日的主张，这样，就在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广大官兵中造成了广泛的影响，连张学良都不禁感叹道：“（这）东北军实际上已经不听我的指挥了，这被释放回来的俘虏都成了共产党的义务宣传员了！”，从这段话当中不难看出，瓦解敌军这项工作是多么重要。

此外，对于抗战的前途问题，毛泽东同志也进行了重要的阐述，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其全面侵华的目的，企图达到不战而占领整个中原地区，曾不止一次地放出所谓“和平解决”的烟幕，即实施和平空气的阴谋，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其目的就是要分裂中国的抗日阵线，拆散世界各国援助中国的阵线；再有就是巩固已得到的阵地，以便作为第二步进攻的战略出发地。说到这儿，大家不难看出，由于日寇的诱降政策，中国面临着投降主义的危险，对于这些危险，毛泽东同志指出“前途不外两种，一是中国人民把投降主义克服下去；一是投降主义得势，中国陷于纷乱，抗日阵线趋于分裂。”，可以说，面对日寇的诱降政策，毛泽东同志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中国抗战所面临的两种前途，而且毛泽东同志的判断是相当正确的，如果说抗日统一战线中的各方对此保持清醒的认识并齐心协力来粉碎日寇的这一阴谋的话，抗战还能继续下去，并能最终取得胜利。但是，如果被日寇的所谓“和平”空气所迷惑，那么就必然会产生投降主义，并且这投降主义一旦得势，那么中国就必然会陷入纷乱，我们苦心经营的抗日统一战线也将会陷入分裂。可见，在当时粉碎日寇的这一阴谋，把中国的投降主义势力打下去，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头等大事。并且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第一种前途，因为，投降主义得不到群众，只要我们向人民群众指出战争的胜利前途，使他们明白失败和困难的暂时性，百折不挠地奋斗下去，最后的胜利必然是属于我们的。投降主义者没有了群众的基础，即无所施其伎俩，抗日阵线便能巩固起来。正如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投降主义根源于失败主义，即民族悲观主义，这种悲观主义认为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不知失败是成功之母，从失败经验中取得教训，即是将来胜利的基础”。

记得在1936年8月，中国曾经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其含义是“（一）排除汉奸卖国贼在外的一切抗日阶段互助联盟的国家和政府；（二）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政府给予人民以全部必须的政治自由，特别是组织、训练和武装自己的自由。”，从以上所列举的含义中不难看出，这个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是符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要求的，是有利于抗日的，它和某些人所说的所谓“战时政府”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正是一个利于抗日战争的国家制度和政府制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同志在本文中特别提到了民主集中制这个问题，因为在这个有利于抗战的“民主共和国”的政府的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因为在“民主和集中之间”，“二者是必须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是要有全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制，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抗日战争中国防性质的政府必定要采取这种民主集中制”，是啊，坚持抗战，把日本鬼子赶回东洋老家去，这是民意的体现，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呼声，如果不建立一个体现民意的政府，那么，抗战就无法取得胜利。基于此，你这个政府在政策的制定上就必须要体现民意，成为一个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只有如此，才能获得全国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另外，当符合民意的政策一经通过，如何去执行也是非常重要的，要想更好地执行这个政策，行政权力的集中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是民主集中制的关键所在。如果不把这个问题处理好，那么这个有利于抗战的“民主共和国”政府的建立也只是一句空话。

在此之前，由于中国国民党一党专制，蒋介石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统治，他们害怕人民起来推翻他们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因此是对外卑躬屈膝，对内大肆镇压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想以此来维持他们那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腐朽统治。但是，这老百姓不是阿斗，你这个政府能否站得住脚，不是你靠枪炮镇压就能镇压得住的，如果你这个政府不顺乎民意，不为老百姓办事，那么，你这个政府也就站不住脚，甚至说会垮的更快。相反，你这个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事事为人民着想，那么，你这个政府就是人民的政府，就会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再有，无论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无论是抗御外侮还是进行经济建设，都要唤起民众，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并号召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这才是民主国家、民主政府所应该做的。要想使国家强盛起来，人民的参与是必不可少的。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这句话真是一点也不差，因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只有把他们调动起来和发动起来，才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这无论实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年代都是如此，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人民完全同意的，战争的进行没有人民参加又是不能胜利的，因此，民主集中制成为必要……，由此可见，如果战争的目的是直接代表着人民利益的时候，政府越民主，战争越好进行……，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是啊，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当年的抗战，是一场反侵略战争，它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爱国热情是很高的，只要政府坚决抗战并且唤起民众共同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来，那么，我们这场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就有希望；相反，如果你发动的这场战争是侵略别国的霸权主义战争，那么，无论是本国人民还是其他国家的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你，别的咱姑且不说，就拿2003年发生的英美等国侵略伊拉克这场战争来说吧，这小布什本来就是一个想在全世界建立自己利益的霸权主义者，在全世界，他到处煽风点火，到处干涉别国内政，扮演“世界警察”的角色，自然不会得到人民的拥护，他的侵略行径不但受到世界上大多数爱好和平国家人民的强烈谴责，同时也遭到美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少参战官兵厌恶这场战争，表现出了少有的厌战情绪，这一切都充分说明，你发动的这场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那么自然就不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参与。相反，这发动这场战争的“当事人”也只能成为一名历史罪人。因此，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这是一个历史的原则”这句话说的真是一点也不差。

以上我们用很大的篇幅谈到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问题上，国共两党都必须要在有利于抗日的前提下，共同制定一些有利于抗日的共同纲领。首先，共产党率先垂范，做到了这一点，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共就与中国国民党方面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意向，之后，中共首先将陕甘宁革命根据地改为边区；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八路军”），并根据抗战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有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共产党在抗战这一点上是最坚决的。而国民党方面呢？存在的问题则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也不少，最为突出的是如果蒋介石不将这对外卑躬屈膝，对内残酷剥削和镇压人民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法西斯主义式的国民党政府改造成为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那么就无法实现全民族的共同抗战，要想使自己的政府成为真正有利于抗战的符合民意的政府，要走的路还很长，说白了那就是如果不进行脱胎换骨式的大手术，是无法彻底根治其顽症和毒瘤的。总之，这说一千道一万，如果两党不在一定的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当然是指有利于抗战的共同纲领）的话，那么这共同纲领就无从谈起，更不用说抗战能够取得最后胜利了，所以说，两党必须在这些方面达成共同意向，制定出共同的抗日救国纲领并真正加以实施，只有如此，才能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加稳固并呈良性循环以有利于抗战的顺利进行，并使这场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能够取得最后的彻底胜利。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为了抗日救国，两党必须在一定纲领上进行彻底的合作”。

通过通读毛泽东同志《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这篇文章，使我更加了解了当初我党所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涵，从而更加懂得了在事关国家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国内各党各派乃至全国人民必须团结一致，众志成城，才能抵御外侮，同时，各党各派在抗击外来敌人这方面的政策乃至纲领上的一致也是不可缺少的，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政策纲领作为后盾，这步调一致、指挥协调乃至其他方面，都很难保证能打败外来侵略者，御敌于国门之外，因此说，“团结就是力量”这句话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真理，试想，如果一个国家内都是军阀混战，你争我夺，成了一盘散沙，那这个国家还能有好吗！在这种情况下，这各国列强不打你还往哪儿跑啊！这是一个明摆着的最浅显的道理。因此说，只有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才能把国家的事情办好，才能使国家强盛，才能不被人欺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