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反抗军（UkrainianInsurgentArmy，简称UPA），又译乌克兰起义军，乌克兰民族主义准军事组织，以反纳粹、反苏联、反波兰，乌克兰独立为宗旨，在苏德战争中的1942年10月14日结成，主要在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进行反抗红军和德军的活动，战后也继续和苏联作战。1949年，该军被正式解散，部分势力直到1956年仍持续活动。

约瑟夫·斯大林积极推进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为了发展重工业，采用残酷而粗暴的农业补贴工业的政策。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大饥荒是乌克兰人心中无法弥合的伤痕，也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它改变了乌克兰的人口成分。这在日后造成了无限纷扰。这从此成为了乌克兰仇视俄罗斯的重要原因。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向利沃夫发起进攻，斯捷潘·班德拉迅速组织起来一支1万多人武装力量为德军服务进攻苏联军队。

加拿大副总理弗里兰的叔叔、历史学家兼作家约翰·保罗·希姆卡（John Paul Himka）曾估计，OUN-UPA对大屠杀期间10多万犹太人的死亡负有责任。

时至今日，波兰官方和民间还是称班德拉为“纳粹走狗”。波兰历史学家认定，有10万至13万波兰人被乌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反抗军”（UPA）屠杀。UPA在7月11日这一天袭击了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的150个波兰人城镇。2016年，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7月11日定为沃伦大屠杀纪念日。

1922年12月，乌克兰作为第一批4个加盟共和国之一，加入了新成立的苏联。1939年，苏联政府用武力夺回西乌克兰地区，乌克兰就此完成统一。在加入苏联的初期，乌克兰人一度享有相对宽松的环境。乌克兰得到了一定的自治权，学校使用乌克兰语授课，大部分的书籍和报纸使用乌克兰语，国民识字率大幅提高。在俄罗斯已经风风火火推广的集体农庄制，在乌克兰也被推迟执行。作为乌克兰的标志性人物，出逃到欧洲的历史学家、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第一任总统格鲁舍夫斯基也被郑重地请回，成为乌克兰科学院的一员。

但列宁死后，约瑟夫·斯大林走上了政治前台，一切都要重新洗牌。曾经活跃在文坛的乌克兰语作家基本失踪，85名乌克兰语教授中有62人被枪杀，乌克兰语报刊被禁，民族主义分子被清洗。在乌克兰政府内部，近10万名乌克兰普通党员被流放或枪决，乌克兰政府中的17位部长被逮捕和枪杀。血雨腥风之中，乌克兰人战战兢兢地看着站在神坛上的斯大林，而独立与自由的梦想被彻底抛在脑后，活着就是最大的梦想。靠着苏联的强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重返乌克兰的怀抱，实现了乌克兰地域上的统一。虽然在地理上统一了，但历史上东西乌克兰的长期分裂，也造成了乌克兰东西部的分裂。西部乌克兰被波兰等国统治，受天主教影响较大，乌克兰语与乌克兰文化得以保存，自然亲近于欧洲。而乌克兰东部则一直处于俄罗斯控制之下，在宗教、民族、语言等方面受俄罗斯影响较大，更加亲近于俄国。东西两部分的分裂是长期历史的形成，而要弥合裂痕，则需要漫长的时间。

乌克兰自然资源丰富，土地肥沃，所拥有的黑土地占全世界的百分之三十。肥沃的土地、勤劳的农民，使得乌克兰号称“欧洲粮仓”。粮食的富足，乃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乌克兰以提供军粮为条件，诱得几十万德国大军为它撑腰。在十月革命之前，乌克兰的谷物出口量占据全世界的五分之一，即使在十月革命之后，乌克兰仍然是苏联粮食最高产的地区。

约瑟夫·斯大林积极推进共产主义和计划经济。为了发展重工业，采用残酷而粗暴的农业补贴工业的政策，在鼓励人们努力产粮的同时，也让农民把除了满足自家的口粮都交了出来，出口赚取外汇以建立工业。这种行为严重挫败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引起了农民极大的反抗，而作为欧洲重要产粮大区的乌克兰农民反抗尤其激烈，他们宁愿将粮食烧掉，也不愿意交出来。强势的斯大林流放了大量乌克兰农民，也囚禁了乌克兰的文人，乌克兰的产粮量暴跌。为了惩罚乌克兰人，在1932年，约瑟夫·斯大林没收了乌克兰所有的生产资料，比如农用工具、粮食种子等；封锁了粮食进入乌克兰的通道，禁止乌克兰人逃离，还派人到处搜刮粮食。没有了生产工具，粮食也被搜走，面对肥沃的土地不能耕种，又没有粮食来源，乌克兰地区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整个饥荒期间，乌克兰饿死了数百万人，这从此成为了乌克兰仇视俄罗斯的重要原因。

但在1932年至1933年，乌克兰却发生了举世罕见的饥荒。乌克兰大饥荒在苏联时期被长期掩盖，一切与饥荒有关的报道，都被苏联斥责为敌对势力的造谣。乌克兰大饥荒的主要原因是集体农庄制。苏联成立之后，开始推行集体农庄制，当时的宣传口号是：“谁反对集体农庄，谁就是反对苏维埃政权！”加入集体农庄之后就要交出所有的土地和牲畜，富裕的农民自然不愿意。乌克兰历来富庶，富农众多，他们自然成为了苏联的天敌。

为了推行集体农庄制，几乎所有农村中最有生产经验、最擅长耕作的富农都被逮捕并流放到西伯利亚地区，又有一批能干高产的农民被划入到“富农”梯队并加以流放。余下的已惊恐万分的农民们只能拼命降低粮食产量，以免自己被划入“富农”。而作为重要生产资料的牲畜又被大量宰杀，在农民看来，牲畜“不再是我们的了”。没有了生产积极性，最有经验的一批人被流放，牲畜又被大量宰杀，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

1932年，乌克兰各地饥荒频现，地方官员们递呈给约瑟夫·斯大林的报告，都围绕着一个重心“食品”展开。旅行家卡维思·韦尔斯在此年7月途经乌克兰，他在《卡波特》一书中描述了乌克兰的饥荒情况：“从火车窗户朝外看，孩子们正在吃草。肚子严重肿胀的小孩子在非洲和其他热带国家很常见，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白人小孩饿成这样。”

为了自救，农村的妇女开始偷偷剪下未成熟的谷穗，带回家熬粥给小孩充饥。“钢铁”般的斯大林，慧眼洞穿人世，立刻看到了农村中存在的偷盗现象。一份《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迅速出炉，该法规定“敢于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枪毙并没收财产。情节较轻者，处十年徒刑并没收财产”。该法律颁行之后，各地的“盗窃犯”们遭到了无情的打击，仅在哈尔科夫，一个月就有1500人被判处死刑。此后，集体农庄的粮食再也没有被偷过。

当饥荒蔓延时，苏联官员也在头痛，他们头痛的不是乌克兰灾民，而是在乌克兰的粮食征收没有达到既定目标，无法面对冷酷的约瑟夫·斯大林。1932年9月，乌克兰的粮食征购任务只完成了计划的32%，10月只完成了22%。饥饿到了极限的农民，开始寻觅一切食物。为了不让农民吃掉牛、马之类的生产工具，同时也为了惩戒农民们不交出足够的粮食，斯大林颁布了一项命令，将乌克兰所有的生产资料（牛、马、农具）充公，同时禁止任何粮食流入乌克兰。随后，以积极分子组成的搜粮队，开始频繁出没于农村，搜出农民手中残存的最后一粒粮，哪怕它是第二年再生产的种子。

全世界开始议论乌克兰的饥荒，约瑟夫·斯大林对此也格外重视。1933年1月，斯大林发布命令：“封锁乌克兰边界，不允许农民离开自己的村庄。”斯大林果然有先见之明，秘密机构组建的巡逻队，在1933年1月的最后一周，就拦截了2.5万名准备逃离乌克兰的农民。随后两个月，几十万出逃的人被拦截下来，并被赶回他们原先的村庄，默默地等待着死亡。

将所有乌克兰人饿死自然不符合斯大林的利益，他还需要农民们为他种植庄稼。到了1933年年中，一些救济措施被推行。部分地区的灾民，从军队仓库的储备粮中分到了粮食。不想灾民们饿极了，狼吞虎咽之后，由于无法消化而毙命，后来改用荞麦片粥来救济灾民。但即使是救济粮，也是存在区别的。发往乌克兰的救济粮分饲料与谷物，挨饿的农民分到的是饲料，而城市中的居民则可以凭供应证领取谷物和面粉。

乌克兰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大饥荒是乌克兰人心中无法弥合的伤痕，也在乌克兰与俄罗斯之间撕开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饥荒对后世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它改变了乌克兰的人口成分。在乌克兰，乌克兰人的比例降低，俄罗斯人的比例提高。除了饥荒中大量死去的人之外，大批乌克兰人移居他乡，而活下来的乌克兰人出于恐惧，降低了生殖的欲望。苏联时期，每出生一个乌克兰人，就出生7个俄罗斯人。饥荒之后，大批俄罗斯人移居到了乌克兰，并在一些地区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这在日后造成了无限纷扰。

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为了摆脱波兰控制，建立了独立军事组织，总部设在捷克布拉格，1928年成员发展到2000多人，主要从事恐怖袭击活动。后该组织被波兰情报机构发现与德国军情机关有交易，失去了德国援助，转由意大利资助。1934年，斯捷潘·班德拉由于策划暗杀了波兰内政部长布罗尼斯拉夫·波列茨基，被关进波兰监狱。另外一个头目科诺瓦列茨在1938年被打死。

1939年8月27日乌克兰“独立运动者”在罗马召开二次大会，推选梅利尼克上校为首领。同年，被波兰残酷同化达20年之久的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归入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但那里的激进民族主义者认为自己的战斗没有结束，只不过打击对象从波兰变成苏联。考虑到自身力量薄弱，以班德拉为首的抵抗分子奉行“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的原则，投靠到纳粹德国名下。

1939年9月，纳粹德军占领波兰，释放了斯捷潘·班德拉。一些不服梅利尼克上校的乌克兰“独立运动分子”迅速聚集在斯捷潘·班德拉旗下，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出现分裂，双方大打出手。这时波兰已经亡国，阿道夫·希特勒下一步就是进攻苏联，而这些乌克兰人将可以利用起来。班德拉这一派在内斗中赢得了胜利，获得了效忠德军的机会。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发起代号“巴巴罗萨”的对苏作战，在乌克兰方向就出现两个西乌克兰仆从营，他们受狂热的民族主义驱使，到处捕杀犹太人、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但纳粹绝非乌克兰民族的“救世主”，在纳粹意识形态里，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等斯拉夫民族都是次等民族，除了灭绝犹太人外，更要榨取俄乌人力和自然资源。因此，德军占领乌克兰期间，不仅将230万乌克兰人被抓到德国强制劳动，还干脆解散西乌克兰营。而幻想破灭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于是走进丛林，变成打家劫舍的游击队，最出名的是原夜莺营指挥官罗曼·舒赫维奇，他逃脱德军追杀，变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罗宾汉式的游击队长。

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军向利沃夫发起进攻，斯捷潘·班德拉迅速组织起来一支1万多人武装力量，它们的主要任务：在苏联红军后方开展破坏工作；切断红军各部队之间的通讯联系；向德军提供苏联方面各项情报。在战争最初阶段，班德拉匪帮打死了2100多名红军，处死了900多名红军伤病员，受到了德军嘉奖。

1941年6月30日，利沃夫被德军占领，班德拉匪帮开始大规模迫害犹太人。随着德军推进，班德拉匪帮活动范围扩大到利沃夫州、伊万诺夫兰科夫斯克州、捷尔诺波尔州、沃伦州、罗夫诺州。死在它们手里的乌克兰平民更是不计其数。斯捷潘·班德拉很快便宣布乌克兰“独立建国”，任命他的心腹斯捷茨科为总理。他还特意在《独立宣言》加入一段话：“这样一来，阁下（阿道夫·希特勒）便可以使乌克兰人民作为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享有充分权利的自由成员之一，在自己的享有主权的乌克兰国，实现这一伟大的计划（统治欧洲）。”就是宣布乌克兰将成为德国秩序内的一个小藩国，并且忠心耿耿。但希特勒从来没有允许乌克兰独立，连形式上的独立都不可以。

1941年7月，德军秘密扣押班德拉等人送到柏林软禁。这样，梅利尼克上校这帮人又得势了两三年，更加卖命地为纳粹服务，斯捷潘·班德拉仍然势力强大。

战争期间，广阔的乌克兰农村里，不仅有苏联游击队，也有既反苏又反德的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直到1943年，德军眼看东线战场大势已去，而且德军发现乌克兰特别是乌克兰西部60%的地区已被民族主义分子控制。为了维持战争潜力，阿道夫·希特勒重新向抵抗首领班德拉、舒赫维奇示好，允许他们在2月成立公开的武装力量“乌克兰起义军”（UPA），班德拉是政治领袖，舒赫维奇负责军事。随着苏联红军逼近，乌克兰起义军在德军眼皮底下强制“动员”居民参战，如果反对的话，就会施以鞭刑，最多的被打过115下。至于逃兵，为了节省子弹，乌克兰起义军成员会直接对其处于绞刑。

乌克兰起义军采用营、连、排、班的编制体制，却使用乌克兰历史上的扎波罗热州哥萨克武装的称呼，分别叫作分队、百人队、小队和小组，辖有300-500人、100-150人、30-40人和10人。他们装备有步枪、冲锋枪、轻重机枪，主要是苏联和德国生产的，少数部队装备有坦克、迫击炮和轻型反坦克炮。

约瑟夫·斯大林对班德拉匪帮的手段是极其冷酷的，1944-1953年，有死刑判决令并执行死刑的这类“皇协军”分子有15.3万人，流放或坐牢的有13.4万人，永远驱逐出境的20.3万人。而遭到班德拉匪帮直接以及间接杀害（给德军带路）的死难者何止百万。然而，这帮人居然在乌克兰“翻案”了，乌克兰除了在舆论方面颠覆历史，在教育领域更充满了“历史发明家”。美国豢养的教育NGO以学术为名，长期为乌克兰及东欧国家修改历史教科书提供经费。通过修改历史课纲，令乌克兰下一代把认贼作父当成是拥抱“民主”，把羞辱老红军当成是“时尚而勇敢”的行为。

1943年11月苏联红军进攻基辅。苏军老侦察兵佐洛图欣回忆道：“一天，有人在乌克兰村庄一农舍外轻声喊道：‘帕诺夫，我是自己人！’然后他双手向上举起。房门一开，来人迅速闯入屋内，用枪将主人打死，并悄悄撕下胳膊上的白色绷带。来人将屋内丰盛的食物席卷一空，接着放火把房子烧掉，这个人其实就是‘乌克兰起义军分子’。”苏联红军在解放乌克兰的过程中发现，当地俄罗斯族村庄遭受起义军的摧残最严重，村里遍地是焦土和尸体。佐洛图欣说：“如果我们遇上这种‘自己人’，我们会二话不说，当场结果他们的性命。但‘起义军’还有一些漏网之鱼，我们不得不在战争胜利后用了好几年时间来对付这群‘一撮毛’（旧时乌克兰男人光头上留着一小绺头发）。”

1944年，德国释放斯捷潘·班德拉，让他回去建立“乌克兰起义军”，配合德军攻打游击队。1944年5月，德军开始全面撤离起义军，为避免误会，双方规定这样一个联络暗号：见面时左手抬起至头部、手指张开敬礼。德军在撤离卡缅-卡什尔斯基时给起义军留下一批物资，其中包括300支步枪、200套衬衣（裤）、30套制服、盐、面包、喂马的草料。而为了征剿幽灵一般的乌克兰起义军，苏军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连声名显赫的乌克兰第1方面军司令员尼古拉·瓦图京大将和传奇侦察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库兹涅佐夫（著名电影《春天的十七个瞬间》主角）就牺牲在这帮人手里。1944年8月初，波兰人在华沙举行起义时，“第14掷弹兵师”就参加了对波兰人的镇压。

1944年6月27日，德国将原来的乌克兰“加里西亚师”正式更名为“第14掷弹兵师”。同年，苏联红军逐步收复乌克兰并由此进军中欧，起义军除以“礼送出境”为名逼迫德军退出乌克兰据点，还重点对苏联游击队、商人、小股苏军官兵（收集粮草的后勤人员）下手，目的是抢夺武器与物资。为了破坏苏联声誉，起义军分子往往穿上苏联红军制服，迫害乌克兰和波兰平民，然后嫁祸给苏军。

为了瓦解起义军的核心力量，1944年，苏联政府发布命令，特赦一批起义军成员，同时成立特别机动部队集群，接纳内务部队、原游击队员和起义军投诚者，他们熟悉地形以及敌人的语言、战术和生活习惯等，可以有针对性作战。1944-1945年冬，苏联边防军、游击队和红军合力剿杀起义军。1945年1月26日，内务部队第169步兵团的支援下，逮捕北部起义军首领斯捷利马舒克，随后他承认，在这次围剿行动中，他的部队损失了60%的人员和50%以上的装备。一边是起义军遭受重创，另一边是苏联政权在乌克兰地位的巩固，于是起义军首领在1944年11月发布命令，中止同苏联红军直接斗争，转入秘密破坏阶段。1945年2月5日至6日，起义军总司令舒赫维奇在捷尔诺波尔州森林中召开会议，决定取消分队与百人队作战模式，全部化整为零，以小股兵力游击作战，目的是防止主力部队被苏军集中围歼。

这种分散活动方式倒是帮了那些被迫加入起义军的人员，他们纷纷向政府自首，仅1945年上半年，就有25868人自首。而在当年5月纳粹德国投降后，苏联政府镇压起义军的力度也逐渐加大，这一年共发动9238次清剿行动，击毙34210人，抓获46059人，其中包括1008名大小匪首，消灭了起义军第一副司令克利亚奇科夫斯基和参谋长“喀尔波维奇”（化名）。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胜利，是给起义军心理上的致命一击，但起义军总司令舒赫维奇在内的高层试图让手下人相信：如果继续与苏联作战的话，西方大国一定会伸出援手的，直至击溃“残忍的俄罗斯侵略者”，并宣传对苏作战中取得巨大胜利。但此时的起义军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连起义军领导层也承认其武装力量已称不上是一支军队了，辅助力量早已解散，斗争形式也转入地下，由5-10人组成的小分队只能对平民发动一些恐怖袭击，像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妻兄安东就被起义军折磨致死。

1946年起，苏联政府以利沃夫军区、喀尔巴阡军区的全部兵力投入清剿行动，还派出特工渗透到起义军内部，大大削弱其战斗力。1950年3月，苏联红军终于在利沃夫郊外咬住乌克兰起义军主力，总司令舒赫维奇被击毙，继任者库克（Kuk）不久也被捕（2007年病死）。当红军节节胜利时，班德拉匪帮有9000多人逃入奥地利，企图向英国军队投降，但美国、法国不同意接纳他们，要求将其遣送回苏联处理，而乌克兰境内的残余匪徒一直祸害到1956年才被彻底消灭。1959年，躲藏在柏林西部地区的政治领袖斯捷潘·班德拉也被苏联特工斯塔申斯基用毒雾枪击毙。在不断遭受重大损失之后，乌克兰起义军的有组织抵抗才逐渐消失。苏联红军宣传画“我们赢得和平，还要捍卫和平”，当年在乌克兰广为传播。在苏联统治时期，乌克兰起义军一直被视为禁忌话题，直到1991年苏联解体后才被提及。

1944年6月27日，德国“第14掷弹兵师”，兵力14000人，属下还有几个警察团，骨干都是班德拉分子。

乌克兰起义军采用营、连、排、班的编制体制，却使用乌克兰历史上的扎波罗热州哥萨克武装的称呼，分别叫作分队、百人队、小队和小组，辖有300-500人、100-150人、30-40人和10人。

第一个UPA单位出现在沃里尼亚西部（现沃里尼亚州和罗夫诺州）。他们分别由塔拉斯·博罗维茨（Taras Borovets，1942年春）、OUN（班德拉派）（自1942年10月起）和OUN（梅尔尼克派）（1943年春）独立组织。

1943年11月22日左右，乌克兰所有三个地区设立了一个单一指挥部，即UPA最高指挥部。该指挥部由最高指挥官和最高军事司令部或总参谋部组成，最高军事司令部或总参谋部由最高统帅部领导。参谋部（同时兼任副司令），分为六个部门：作战、情报、后勤、人事、训练和政治教育。罗曼·舒赫维奇中校被任命为总司令，德米特罗·赫里采少校被任命为参谋长。沃里尼亚最初的乌克兰人民军正式命名为北方人民军，乌克兰中部的叛乱部队更名为南方人民军，加利西亚的乌克兰人民自卫队更名为西方人民军。1944年1月，随着Vasyl Sydor少校被任命为新UPA-West司令，统一UPA的重组工作完成。UPA的三个边疆区均细分为军区。1944年初，总共至少有10个区：2个在UPA北区，6个在UPA西区，2个在UPA南区。1945年，每个区又被细分为战术区。每个地区和部门都有其指挥官和总部，类似于总参谋部。直到1949年，UPA的这一领土组织在活跃的战斗期间一直保持不变。为了扩大乌克兰独立武装斗争的社会和政治基础，UPA最高指挥部主动成立了乌克兰最高解放委员会（简称乌克兰最高解放委员会）。1944年7月15日），作为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表达了叛乱运动的政治意愿。

在UPA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基本作战单位是一个由120到180人组成的连。标准的UPA连有3个排，每个排有3个班（10到12人配备轻机枪、两到三把自动武器和七支或更多步枪）。1943-5年，大多数连队被组织为kurins（每个kurin两到四家连队），并且在特殊情况下，两个或更多kurins会合并为zahin。库林指挥官的参谋人员包括一名政治教育军官、一名副官、一名军士长，有时还有一名牧师和一名医生。一个军区内的所有作战单位无论规模大小，都组成一个集团（hrupa）。UPA没有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必须从敌人手中夺取武器、弹药、医疗用品和制服。尽管UPA在1943-4年间部署了一些骑兵和炮兵部队，但它基本上是一支步兵部队。根据1944年德国的一些情报报告，其兵力为20万。根据苏联消息来源（1988），1944-6年，大约56,600名UPA士兵被杀，108,500人被俘，48,300人自动投降。据西方UPA历史学家称，在1944年的鼎盛时期，军队人数至少为25,000人，最多为40,000人。

UPA使用两种军衔系统，一种是职能军衔系统，另一种是传统的正式军衔系统。职能制的建立是因为在建制初期，合格的、政治上可靠的官员严重短缺。那些表现出领导能力的人被任命担任指挥职务，无论正式级别或训练如何。最严重的领导人才短缺出现在较低级别，即排和班。几乎每个区都组织了自己的士官学校，持续四到六周，但对合格班长的需求却无法满足。招募愿意加入反纳粹抵抗运动的犹太医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务人员的严重短缺。UPA还开办正式军官候选人学校，培养了大约690名毕业生。

反抗军军衔系统由最少七个军官军衔、四个士官军衔和两个士兵军衔组成。已知军衔的等级顺序及其近似的美国陆军等效军衔如下。

斯捷潘·班德拉，于1909年出生，1959年被克格勃特工暗杀身亡。作为乌克兰激进民族主义分子，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直策划、参与各种对抗波兰和苏联的恐怖袭击活动。二战期间，他投靠德国纳粹，组建一万多人的仆从军帮助德国对苏联作战。之后，随着乌克兰地区陆续被占领，班德拉匪帮开始大规模迫害各地的犹太人。在1943年，班德拉匪帮于沃伦地区制造了惨绝人寰的"沃伦大屠杀"，约10万波兰人被杀。波兰人民于1944年举行华沙起义时，斯捷潘·班德拉率仆从军进行镇压。然而，在乌克兰新纳粹思想抬头后，乌官方逐渐将班德拉奉为"民族英雄"。2010年1月22日，前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

雅罗斯拉夫·斯捷茨科的身上有四个标签：对班德拉不渝的忠诚、对共产主义的深仇大恨、经天纬地的惊人智慧、以及完完全全的道德沦丧。斯捷茨科在受到斯齐博尔斯基的冷落（他永远无法饶恕这一行为）后与班德拉相识，和后者一样，斯捷茨科也从纳粹思想中受到了不少启发。斯捷茨科的主要仇恨对象是波兰人和犹太人，但在他的种族主义理论中，俄罗斯人和鞑靼人也都只能算是二等民族，是他口中的“世袭暴君”和“野蛮人”。尽管两人都希望乌克兰能够实现自由和解放，但斯捷茨科和斯齐博尔斯基并不完全一致。斯捷茨科认为，目的足以证明手段的正确性。只要能够带来一个自由而纯净的乌克兰，任何代价都微不足道。

罗曼·舒赫维奇多才多艺，小时候便雄心勃勃，在学生时代他则把注意力投向了体育上；他擅长并积极参加足球，篮球，和排球等运动项目，甚至在跨栏和游泳项目上打破了纪录。在攻读工程学学位期间，他成为了一名乌克兰军事组织的成员，组织需要对反对乌克兰的行政官员进行刺杀，他一定是第一个踊跃报名的参与者。他曾在波兰军队接受训练，舒赫维奇理所当然地加入了它并从事了大量在斯捷潘·班德拉理念和永恒革命理论指导之下的反波兰的恐怖主义行动。舒赫维奇经营了一家广告公司来为OUN的运作做掩护，之后他去了乌克兰的喀尔巴阡支持那里的独立运动，直到这一运动遭到镇压。作为一个狂热的班德拉派，天生的领导者，罗曼.舒赫维奇有着宝贵的经验与才能成为德国开始大举入侵他们东方的红色邻居领导乌克兰合作者武装部队的最佳人选。

舒赫维奇当上了纳赫蒂加尔营，即后来的第201保卫营的营长，为德国人的利益尽职尽责地效劳。在白俄罗斯镇压游击队期间，舒赫维奇的部队对犹太人和苏联游击队展开了血腥的屠杀。之后这支部队又被派驻到加利西亚和沃利尼亚，在德国人的授意下，他们又对当地的波兰民众进行了屠戮。舒赫维奇曾帮助一位居住在他家附近的犹太女孩逃离乌克兰。OUN分裂时，舒赫维奇希望自己能够领导反抗军，但却受到了克利亚奇基夫斯基和斯捷茨科的挑战。为了维护反抗军的团结，舒赫维奇选择向这两个对手妥协。舒赫维奇是一个严厉而严格的上司，但他公平地对待他的部下，也很尊重他们。

瓦西里·西多尔，前UPA的将军，他曾在苏什科手下效力过一段时间，但科诺瓦列茨和梅利尼克领导的OUN机构让瓦西里深感不满，他也因此在组织分裂时选择和班杰拉站在了一起。科里亚契夫斯基惨痛的失败和低沉的士气让他怀疑自己是否做出了正确的决定。一个梅利尼克派间谍带着一封苏什科的亲笔信来见他，他本应直接将信使处决，但他却鬼使神差的打开了信封。他和手下们将得到特赦，作为交换，他须在二十四小时内投降并放弃现根据地。第二天，西多尔醒来，命令他的部队开始进军，又一次和梅利尼克站在了一起。起码自己让部下们保住了性命过上了好日子，他这么为自己的选择辩解。但西多尔知道，他背叛的不只是UPA，还有他自己。西多尔依然支持他的老导师苏什科，只有他为乌克兰取得的进步能让他减轻自己的内疚感。

时至今日，波兰官方和民间还是称斯捷潘·班德拉为“纳粹走狗”。波兰历史学家认定，有10万至13万波兰人被乌民族主义者斯捷潘·班德拉领导的“乌克兰反抗军”（UPA）屠杀。UPA在7月11日这一天袭击了沃里尼亚和东加利西亚的150个波兰人城镇。2016年，波兰议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将7月11日定为沃伦大屠杀纪念日，

2010年2月，乌克兰总统尤先科“追授”斯捷潘·班德拉“乌克兰英雄”称号。波兰各地当时都举行了抗议活动，波兰政府表示，乌克兰政府“授予”纳粹走狗荣誉，说明“短期政治利益，战胜了历史真相。”但乌克兰并不罢休，因为政客们看到了利用歪曲历史行为进行反俄运动的好处，2015年5月，彼得·波罗申科又授予乌克兰反抗军（班德拉匪帮）为“独立战士”荣誉。于是，“纪念”斯捷潘·班德拉生日的火炬游行，在街头袭击老红军的怪事在乌克兰也就见怪不怪了。

对“乌克兰反抗军”的历史认知也成为分裂乌克兰内部的因素之一。早在2015年4月，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将“乌克兰反抗军”认定为二十世纪为乌克兰独立而奋斗的战士，并且向组织成员授予社会保障的权利。当时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民间武装领导人扎哈尔琴科对此作出谴责，认为此举将导致乌克兰彻底分裂，他认为“该事件是‘历史性’的，因为法西斯主义在乌克兰取得了胜利。”弗拉基米尔·普京在2019年5月19日说过："我们今天看到，一些国家（暗指乌克兰）蓄意扭曲苏德战争，忘记人的尊严和荣誉，把那些纳粹帮凶当作偶像崇拜，毫无羞耻地向自己的孩子说谎话，背叛自己的先辈。"而美国的纵容，其实是对历史的背叛，客观上为纳粹减轻了罪行，助长了新纳粹分子的嚣张气焰。美国歪曲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有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乌克兰则心领神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