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汪中学是扬州市文明单位，扬州市合格初中,法制先进单位。学校面积22400平方米，校舍建筑面积6073平方米。其中办公楼一幢，教学楼两幢，一个300米标准环行跑道。现有师生食堂一个，服务部一个，一间有70台电脑的微机室，还有语音室，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多媒体室和阶梯教室等。现有教职工54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4人，一级教师29人，二级，初级21人，具有本科学历者23人。

历史上的汤汪中学位于汤汪小镇的东南角，西边出门是一条南北大路，路西有个一个大水塘，东边是一条河，学校的围墙依河而建。校园不大，不过在当年镇上的公共建筑中，却是一个最大的建筑群落，记得有三排教室，还有教师宿舍、食堂、操场等等。

基本内容

我的高中是在汤汪中学念的。跟我高中同学的有吴庆春、徐佩宏、张树杰、张同根、韦来安、董士彪、孙丽君等，在我们前面一级有董德利等。

我们1972年升高中的，是经过挑选的。当时全公社有3所初级中学，这一级有4个班，4个班中挑选出一个班的人来上高中，差不多4个初中毕业生选一个。我常感到庆幸，虽然我们读初中高中都在文革这个动乱年代，但我们这一级小学念了6年，初中念了两年半，高中也念了两年半，在我们前面的和后面的，搞所谓“教育革命”，小学念五年，初中念两年，高中念两年，我们整整多读了两年书。另一个值得庆幸的是，文革中教材都改来改去，跟着政治运动跑，我大哥的初中、中专教材（都是在文革前的），他出去工作后，就堆在家里的柜顶上，我差不多把那些书、特别是语文书，都看了。虽然完全是凭兴趣，没有任何的目标，但我肯定从其中得益不少。

高中时代有不少美好的记忆。

我家住在运河东，学校在运河西的汤汪镇上，那时过河要走里摆渡。我们河东五个大队加上束桥大队一部分同学，一个年级也有十几个人。每天上了船就争着去撑船摇橹，比赛着把船摇得飞快。运河里头南来北往的船很多，有长长的拖驳船队，也有速度很快的火轮，还有三三两两的单帆木船，渡船在南北来往的船中穿梭，相当的刺激，调皮捣蛋的同学有时候会有意制造惊险，招致船工责骂。我也是好玩船的同学之一。遇到大风的时候，渡船不敢行，大家就一起绕扬州大桥，那一趟就得六八公里，你追我赶，一路狂奔。青春是一段歌，是一段激越的歌，不管生活多么困难，也不管前途是什么景象，这歌总有它动人的音律。

高中同学差不多对学习都有一定的兴趣，同学之间在学习上一开始就处于某种竞争状态，比语文，比数学，比作文，比物理，大家都在使劲，你追我赶。到高中毕业，没有毕业考试，不知道谁学习最好，谁不够好，但各有所长，已经都像个大人样了。我的外语不算好，没有学出感觉来，其他几门功课，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自己感觉都是喜欢的，学得也可以。比较好的还是语文、数学。

我们读书时的汤汪中学很有一种“学校气象”，校园里充满了生气，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虽然在我们上高中时出了河南“马振抚镇事件”，“黄帅反潮流”，反对学外语，但我们学校似乎没有受什么影响。当时的校长叫宋研柱，是个老干部，操外乡口音，个子矮矮的，脸上右腮巴有个瘪塘，人说是打仗受过伤。宋校长组织了学校排球队。当时学校请了个南京市下放的知青，叫吴绍奇，由他负责训练这个球队。吴老师懂排球，排球队练得相当有模样，吸引了很多同学的兴趣。这支排球队曾在全县二十八个公社中学联赛中，得过第一名，汤汪中学一时名动四方。我们班的吴庆春、丁义鸣、张树杰等同学都是排球队的队员，后来班上好多同学都对排球产生了兴趣，这些同学后来都有出息，我相信他们在这种团队训练中一定获益匪浅。

我们上高中时，学校有一批不错的老师。语文老师邓文超，数学老师常方珠，物理老师高纪全，化学老师、我的表兄吴庆朝，都有扎实的知识，给了我们重要的基础科学引导。有一个编外的老师，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高二时，扬州师范学院外文系当时有一组大学生在我们学校实习，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叫倪晓慧，负责我们班。倪老师长得特别好，人也和气，她很用心地指导我们学习。有一个星期天，班主任高纪全老师带着我们几个班一部分同学去师院看倪老师，我们参观了校园，还进了倪老师的宿舍，这是我第一次进到大学里，看到大学校园，看到大学生的宿舍，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高中毕业时，当时吴庆春是班长，他提议班干部一起照一张相。于是约了日子，班干部集中一起到了跃进桥附近的一个照相馆。这是我生平的第一幅集体照。照相以后，大家就正式散伙，各人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去劳动了，这时，突然有了一个依依惜别的感觉。读书真好，同学真亲，可是从此以后大家就各奔前程了，可是“前程”是什么却一点也不知道，心中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感伤。高中毕业后另一件让我难以忘怀的事是，我到甪里同学顾旌旗家旁边的河里去捞浮萍、葭草喂猪，他们那里生活条件好，养猪不喂这些东西了。我把草用竹竿绞上来，顾锦旗陪着我前后左右忙乎，中间还给我送吃的，又帮我把草装到板车上，一直送我到甪里摆渡船上。船离了岸，他在岸上向我挥手，其情殷殷，让我难忘。我与顾以后再没有联系过。顾锦旗中学毕业第二年就在生产队入了党，年底就被推荐到解放军成都的一个大学去读书了，又当兵又上大学，这在当时简直是一步登天的事，真的是想在梦中做到都不容易。

我们高中同学有出息的不止一人。1975年，我和吴庆春、张树杰、张同根等一起参加服兵役体检。身体都合格了。他们三人被招了去，我没有被录取。入伍一两年后，他们都在部队提了干部。吴庆春后来从部队转业到地方，在扬州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做到市纪委常委，2012年转到市委统战部任副部长。张树杰转业后在扬州市机关管理局工作，做过市第二招待所的所长，事务局的行政处长。张同根转业后在市计生委做干部。一直在家乡干的同学中，徐佩宏曾和我一起在工作队一年，后来很快被选拔担任公社团委书记、县团委副书记、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以后担任西湖镇长，市国资委副主任等。韦来安也是自学成才，后来进入省农商银行，是区银行的中层干部。有些同学做手艺、搞经营，比如董士彪，同学戏称“董千万”，做得也不错。

高中毕业后最初的一两年，是我最迷茫最困惑的时期。吴庆春到部队后，一直跟我保持着通信联系，并曾给我寄军裤、军背包等。在那个时候，来自已经走上“光明大道”的同学的关心和鼓励，给我输入了向着光明、积极向上、开辟自己的道路和未来的勇气。

1974年7月高中毕业后，我到本公社运河西的崔庄中学代过一个月课，那时我的中学老师佘宝琨在那里当校长，他托人带口信告诉我，他那里需要一个代课教师。一个月后，我离开了那里，实在说，上了几次课，我发现学生顽皮，教材无味，我也并没有多少知识要跟那些孩子交流，我从这种教书中没有得到乐趣。接着我跟二哥学木匠，记得在南门外红阳桥三元里蒋家，打三门橱。人家问我“做多长时间了？”答说：“做几个月了。”其实是刚开始。木匠学徒从锯板、刨板、拼接板开始，那时候老百姓家要打个家俱，用的多数是杂木，硬实多节，要顺顺当当锯开一段圆木，刨平一块杂木板，费死力气。开头学做，也没有掌握用力的技巧，两只手掌下边没有两天就推出了大泡，再没有两天，大泡就破了。起泡、破泡，这都不是第一次遇到，我晓得要结成老茧得经过一个过程的磨练。但实在说，我感觉这活儿也没有什么趣味。做完了蒋家那一趟活，我就在家里提出来“不学了，我回家种田。”父亲没有说什么反对的话，二哥自然也不会强求我去。就这样，我正式开始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挑泥、挑粪、挑麦把、挑稻把、脱粒、挖、河泥，一帮人驾上水泥船到湾头造纸厂卖草，到施桥水泥厂买水泥。也许是自小在土地上玩耍惯了，也许是自小见识这种劳动多了，我居然很快就适应了，甚至还有了感情，这种感觉是代课、学木匠所没有的。有空的时间，我也看看与农业种田有关的书，熟悉农时节令。

我的高中同学刘春杨，他家在束桥，与我家一河之隔，隔河喊一声都能听得到，夏天我们有时会一同在河里游泳、洗澡。有一回他告诉我，他给县广播站写了一篇广播稿，广播站用了。他说他已经认识广播站的编辑，可以带我一起去。不几天，我也写了一篇广播稿，是赞扬本大队的生产队之间“双抢”中团结合作的。刘春杨陪我一起到了县广播站，那是在国庆路附近一个小巷子里的一个小院子，外面一点看不出那是一个广播站的编辑部。接待我们的是一个编辑，三四十岁，人极和气，据说是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毕业的。我的稿子有三页纸，大约七八百字，他当场改，一边改一边说，他问我，“一个生产队有多少干部群众？”我说有“三四十个吧！”他说“三四十个称为‘广大干部群众’是不是恰当呢？”这让我突然明白文字不是可以跟着广播报纸顺口说的，得符合实际情况，得经得起问。这篇通讯稿经他之手修改，剩下百吧字，去掉了一大半，几天后在县广播站广播了。隔了一小段时光，我又写了一篇稿子，也很快播出了。广播站的这位“一面之师”，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学会了对文字的推敲。广播稿的写作，也改变了我观察社会、观察人的方向，我在这里学会了欣赏。一个人、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十全十美，不可能没有毛病，你要是整天都去挑他的毛病，你就会牢骚满腹，天天都想骂人，天天都想告状；换一个角度，你去寻找美好的东西，那你就不仅能训练你的观察和思考的能力，你也能从你赞赏的对象中得到启发和教益。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也并不都是阳光灿烂，但无论环境怎样，我从来没有丧失过这种心态。

1976年底，经过大队推荐，我参加了“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县委农业学大寨工作队”主要的任务是作“社会主义教育”、“割资本主义尾巴”、“促进集体生产”，它的具体做法被后来的实践证明都是错误的，束缚了农民的劳动生产力，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参加这项工作的队员，或多或少从中都得到了工作的锻练和能力的提高。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来自同一个公社，基本上一个大队出一人，由一名公社干部带队，进驻到另一个地方的某一个大队，这样异地工作，显然给工作组成员开阔视野，获得新知，提供了机会。我在工作组除了跟大家一样分工到一个生产队，还和我的同学徐佩宏一起负责文字工作，他为主，我协助，他已经先我在前一批工作组工作了一年，比我有经验。十几个年轻人在一起的这段经历自然是这一年的一个重要收获，另一个重要收获是，我用这段时间通读了毛泽东选集四卷，虽然不是都能懂得，但脑子里已经有了许多零零碎碎的新东西，关于党、国家、阶级、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历史等等，与我过去的读书、生活内容不同的东西。我感觉我的思想水平和文字能力，已经比高中毕业时有了显著的提高。

就在工作队的期间，1977年10月21号，全国的广播报纸都说，国家要恢复高考了，报名和初考将于一个月后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看到这个消息，我们组几个高中毕业的伙伴都有些兴奋，特别是我和徐佩宏。时间非常紧，我们相约回到汤汪，向我们原来的老师邓文超、高纪全请教，该怎么复习准备。老师们都说，你们俩学习都不错，很有希望。不过要考理工科，个吧月恐怕很难有很大的提高，你们文科都不错，报文科可能比较省劲点。我接受了老师的建议，那时候也没有什么文科理科的观念，感觉只要能上就行。回到工作组，我开始复习原来中学的语文、数学教材，又在当地跟一个小伙子借了几册历史书。11月份以市为单位、由市里出题预考。我们的考点在汤汪中学，我至今仍能记得东北角落那间教室的位置和模样，虽然整个学校后来都搬迁了。预考就语文、数学两门。考完出来，我觉得发挥得很充分，把我想说的话都说了，数学也全都做了，觉得对的把握相当高。预考成绩一直没有公布，直到2005年学校整理干部人事档案材料，我请整理我的档案的同志在我的档案中查，看有没有高考预考成绩记录，他们查看后告诉我“数学87，语文85”。这和我当时估计、心里一直认为的相差不少，我当时感觉，我的预考语文应该有90分，数学应该有95分以上，满分是100分，显然是高估了。预考以后是正式考，由省里统一命题、统一组织。省考的考点在杭集中学，我们经过预考筛选的汤汪生源，乘了两辆敞蓬卡车，集体前住，那地方我以前从来没有去过。第一场考数学，第二场考语文，第三场考政治，第四场考史地。头场卷子到手，就感觉情况不妙，好几个大题目，读得懂，做不出，感觉是熟悉的类型，不知道如何下手。交卷时感觉整个的没有什么希望了。监考的老师是当地的，并不认识，她看我情绪不高，就说，“你们是文科，数学不是重点。后面的科目才是你们的强项。”（这年江苏省文科、理科、大学、中专的政治、语文、数学都是一套卷子。文科另有史地，理工科另有物理化学）虽然素不相识，她的话还是鼓励了我，我常想，我的一生中常常有幸运的帮助，也许在不经意间，却改变了我的状况。果然后面的三场我都发挥得相当好，差不多是尽情发挥，把自己懂得的都写出来了。高考的成绩也一直没有跟自己见面。后来我知道，我数学考了51分（满分100+20），语文95分（76+19，满分100+20），政治81（满分100），史地88.5（满分100），总分315.5（296.5+19；总分440）分。据说，那年南大录取的分数线，江苏省考卷280分。

1977年的高考试卷（省统考），用今天的眼光看，语文、数学等都不足道，但政治试题却有相当的难度，与文革中高中教学的内容远不是一回事。其试题如下：

一、（1）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分歧是什么？（2）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是什么？

二、什么是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区别是什么？

三、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必须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四、怎样理解“四人帮”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

五、根据毛主席关于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的关系的论述，说明我们既要积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又要努力学好革命理论和科学文化知识。

六、根据《矛盾论》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领会毛主席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

七、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主要内容是什么？（扼要说明）

题目大，题量也大，如果没有比较系统的政治理论知识，要在答题时扯得不太离谱还不容易。

这一年《史地试题》中的历史题，除了5道知道性的填空题，三个“问答”大题目差不多也是“政治题”：（1）我国封建社会中，有哪几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略述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2）试述巴黎公社的性质和历史经验。（3）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