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因武器(Genetic Weapon），也称遗传工程武器或脱氧核糖核酸武器。它运用先进的遗传工程这一新技术，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法，按人们的需要通过基因重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普通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人致病基因而制造成生物武器。它能改变非致病微生物的遗传物质，使其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菌；利用人种生化特征上的差异，使这种致病菌只对特定遗传特征的人们产生致病作用，从而有选择地消灭敌方有生力量。

基因武器又分为种族基因武器、病毒基因武器和“超级士兵”及“异形人类”等。与传统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欺骗性、易扩散性和长远危害性。基因武器的出现将使未来战争的形式发生巨大变化，敌对双方不再依靠使用大规模“硬杀伤”武器，有可能在战前使用基因武器，使受害方人体组织及生活环境遭受破坏，并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丧失战斗力。

随着科技发展进步，基因技术作为一项新兴技术，在生物技术领域异军突起，在人类科学研究、疾病治疗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脱氧核糖核酸中99.7%至99.9%都是相同的，而占比很少的不同点，就是将各个种族区分开来的关键。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人类遗传基因样本，科学家就能够从中分析并掌握每个民族和人种独特的基因特征。如被别有用心的个人或组织利用，甚至可据此研制出杀伤预定种族对象的基因武器，从而有选择地攻击具有特定种族基因的目标。1989年，澳大利亚联邦科学和工业研究组织（CSIRO）与法国一家种子公司GroupLi-magrain签订合同，共同开发由CSIRO的生物学家研究成功的一项基因工程新技术—“基因剪切”技术。双方决定共同成立一家名为“Gene-Shears”的联合公司，其目标是将“剪切基因”以商品推向市场。Group Limagrain将向联合公司投资2250万澳元用于开发该项技术，而SCIRO则以该技术作为智力投资。所谓“基因剪切”技术，是利用一种称为“剪切基因”（Gene Shears,又称“基因剪刀”）的微RNA小分子，象剪刀一样准确地将某种病毒RNA或基因的信使RNA在特定位点切断，从而有效地阻止病毒的复制或基因产物的表达。剪切基因本身并不消耗，可以反复使用，直到将靶基因的RNA链全部破坏。因此，这种剪切基因是一种高效精密的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发展设想产生于20世纪中期，直到70年代末，基因技术才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基因武器的研制正式驶上快车道。由于生物武器号称“富国的省钱武器”、“穷国的原子弹”，因此，不仅军事发达国家，而且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在研制基因武器：基因武器主要发展方向是：微生物基因武器。包括利用基因工程方法改构已知生物战剂，制备新的病毒战剂，或把“耐药性基因”转移，制造出更耐药、致病力更强的新战剂。毒素基因武器，通过基因技术增强天然毒素毒性，发展新的毒性更强的混合性毒素。种族基因武器。也称“人种炸弹”，是针对某一特定民族或种族群体的基因武器，由于只对某特定人种的特定基因、特定部位有效，是当前基因武器库中最具诱惑力，也是最具威慑力的新式超级制导武器。

基因技术作为现代生命技术的一个分支，它的发展与应用在为人类增进福祉的同时，也催生了威力巨大的生物武器——基因武器。依据《军事大辞海》的界定，基因武器是指运用遗传工程学，人为地改变致病微生物的遗传基因，培养出新的危害性更大的生物战剂。《现代科学技术名词选编》中对基因武器的作用机理进行了全面论述：“基因武器是指运用先进的遗传工程技术，用类似工程设计的办法，在一些病原菌中接入能对抗普通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在一些非致病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因而制造成的生物武器。

基因工程刚一问世，便引起世界大国的密切关注，一些国家开始研究基因武器的现实可能性及其防范手段[-1]。从生物武器的发展看，第一代生物武器是直接使用传染病患者的病原体，第二代生物武器使用的是人工技术培养的病原体，基因武器则被称为第三代生物武器，也有人称之为遗传工程武器或脱氧核糖核酸武器。通过基因即DNA重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或药物的基因，或者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入”致病基因，制造出新的生物战剂，也就是所谓的基因武器。基因武器虽然也是生物武器，但它比普通所说的生物武器更厉害。

与传统的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相比，基因武器具有更强的隐蔽性、欺骗性、易扩散性和长远危害性，且难以预防、难以隔离、成本低廉，一旦被用于战争，造成的后果将是毁灭性的。

制造基因武器只要有医药工业基础再加上一个生物实验室即可完成。因此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地区或集团都可以制造。一个只用5000万美元制造的基因武器库，其杀伤效能远远超过50亿美元建造的核武器库，其效率是核武器的100倍。苏联曾利用细胞中脱氧核糖核酸的生物催化作用，把一种病毒的DNA分离出来，然后再将它与另一种病毒的NDA相结合，从而拼接成一种剧毒的“热毒素”基因毒剂，只要使用万分之一毫克这样的毒剂毒芽孢散落在一个大城市里，就能使300万居民立即感染而毙命。

可以用人工、普通大炮、军舰、飞机、气球或导弹进行施放，而且不需要特别的发射装置。可以投在敌对方的前线、后方、江河湖泊、城市和交通要冲使疫病迅速传播，投放过程也不受天气条件、地理环境、投放人员素质和投放时机的限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投放。由于基因武器使用方式多样，作用空间广阔，人群普遍易受害，因此防御的难度很大，而且成本高。

经过改造的病毒和病菌基因，只有制造者才知道它的遗传“密码”，其他人很难破译和控制。基因武器的研制是在实验室秘密进行的，很难提前发现和预防。攻击对方时，基因武器只大规模杀伤有生力量或特定人群，而不破坏非生命物质。

能给对方造成极大的心理压力，使对方士气低落，惊慌失措，大大降低部队的战斗力。

基因武器运用了遗传工程技术，按需要通过基因重组，人为地改变一些致病微生物的遗传基因，培育出新的危害性更大的生物战剂。如果把几种有害的基因一起转移，就会使制造出的新生物战剂危害性更大。由于经过改造的病毒、病菌的“基因密码”（配方）只有制造者才知道其中奥妙，被攻击的一方在短时间内很难破解，也就很难进行防御和治疗，基本上“不可救药”，对敌方具有强大的心理震慑力。如果交战一方科学技术落后，就更难以避免“大祸临头”。1995年，美国西南部的一些州流行一种叫汉坦病毒属属的病毒，美国科学家使用了最先进的手段，用了5天时间才查明病毒的属性，找出对付病毒的方法。在战争中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敌方哪能容许你用几天的时间去寻找基因的来源和属性呢？使用基因武器，几天时间足以置任何强大的敌人于死地，甚至可以灭国亡族。

人类不同种群的遗传基因是不一样的，根据人类基因的这一特征选择某一种族群体作为杀伤对象是完全可行的。一旦由多国联合开展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在2003年完成，不同种群的脱氧核糖核酸被排列出来，就可能生产出针对不同种群的基因武器。它们只对某些特定基因型的敌方人群有毁灭性的杀伤力，而对同一环境下的其它人群则毫无影响。

它是通过致病基因来污染人体的。在一些致病细菌或病毒中接人能对抗普通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或药物的基因，以产生具有显著抗药性的致病菌；或在一些本来不会致病的微生物体内接人致病基因，制造出新的生物制剂。这类武器的特点是只有武器的设计者才能知道它的遗传密码，因而也只有武器设计者才能解救受害者，提供“解药”。

所谓“超级土兵”即是通过药物诱导或将生物传感器置于士兵人体组织中直接探测战场上战剂的存在。还可以利用各种生物化学的方法改变和控制士兵的行为和能力，使其始终保持旺盛的斗志和强烈的攻击欲望。更有甚者，可以根据作战需要，利用克隆技术，使人类基因与动物或生物基因相结合，可以培育出天生的非人非兽的水下和陆地怪物，这些怪物是能够思维的奇形怪状的生物，它可呈现出不同的形状并以多种方式向敌方展开进攻，其作战能力是任何优秀士兵和智能机器人所无法比拟的。

基因技术和遗传工程研究的不断进步，可以改变、增强生物细菌的致病性和抗药性以及抗生素的抗性。如果把多种抗药性基因拼接起来，克隆到一种目的菌中，使其具有广泛的抗药性，就将使药物治疗变得无能为力。医学研究证明，多数抗生素耐药基因都在微生物的质粒上，并通过质粒的转移和结合在微生物间传播。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使很多抗生素产生严重抗药性，从而起不到治疗作用。如果将这些抗药性或抗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基因转移或拼接到经典生物战剂中，培养出抗药物、抗疫苗的新菌株，就能大大提高杀伤性，一旦将这种生物战剂投入战场，将无可救药。连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可能对所有的生物细菌病毒的感染者进行特别有效的治疗。

基因武器的使用方法简单多样，可以用人工、普通火炮、军舰、飞机、气球或导弹进行施放。如将一种超级出血热菌的“基因武器”投入对方水系，会使水系流域的居民多数丧失生活能力，这要比核弹杀伤力大几十倍。如把经过遗传工程发行过的细菌、细菌昆虫和带有致病基因的微生物，投入它国的前线、后方、江河湖泊、城市和交通要道，让病毒自然扩散、繁殖，使人、畜在短时间内患上一种无法治疗的疾病，使其在无形战场上静悄悄地丧失战斗力。由于这种武器不易发现且难防难治，一些科学家对它的忧虑远远超过了当年一些核物理学家对原子弹的忧虑。帝国主义在实战中曾多次使用生化武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时发动侵略战争的德国、日本、意大利等都曾经研究过生物、化学、甚至核武器，特别对于细菌武器的研发更是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侵华日军的中国侵略日本军第731部队，就曾经把大批中国人作为他们细菌武器试验的标本，使大量中国人死于非命。朝鲜战争期间，美国军队对中国人民志愿军也使用了细菌战。

基因武器也有其致命的弱点：在使用时，杀伤对方的同时也会殃及自己，如果要想避免自己受到伤害，必须要让自己的人员获得不受袭击的可靠免疫能力，而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尤其是信息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国家或组织要想研究制造基因武器时，想保守机密是非常困难的，一旦用于军事目的，会受到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强烈谴责和反对。另外，基因武器在使用时对自然条件要求很高，大风、强烈日光或暴雨可能使其完全失效。尽管基因武器可以在小型规模下大量生产，但基因武器与普通生物武器的防护基本相同，重要的是要及时发现、防护得当、快速处置。理论与技术基础是微生物学、医学和预防医学。要从源头上堵住病原体从微生物实验室、医院等相关部门有意或无意的外泄。要加强内部的管控，加强从业人员的监管。从基因武器危害防护的组织实施来讲，需要多部门配合、多环节衔接。

基因武器的出现将使未来战争的形式发生以下巨大变化。战争的固有要领将发生变化，敌对双方不再依靠使用大规模“硬杀伤”武器，有可能在战前使用基因武器，使受害方人体组织及生活环境遭受破坏，并导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丧失战斗力。使用基因武器一方的军队组织结构将发生变化，例如战斗部队减少，只需组织“小队伍”就可以取得“大胜利”。基因武器一经使用，不仅会削弱受害方的战斗力，而且会使其整个民族失去正常智力，甚至代代相传，从而长期变成侵略者的殖民地。因此，一些科学家对基因武器的忧虑远远超过了一些核物理学家对核武器的忧虑。

基因技术对军事后勤的影响，一方面，使得军事后勤保障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可以大幅度提高战斗力和保障力，另一方面，基因技术的军事化，尤其是利用基因技术制造“人种炸弹”，使未来战争愈来愈向损毁性低、杀伤力高、隐蔽性强的“基因战”模式发展。美国总统候选人克里，就强烈反对布什总统置基因武器的巨大威胁于不顾，而单纯发展TMD系统。可以预见，“基因战”模式的出现必将完全改变以往战争的硬杀伤结果。利用基因技术，通过诱发疾病、改变行为、引发死亡，掌握对方的生死大权，进而控制战争全局，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因此，随着基因技术军事化研究的空前激烈，未来战争主动权的竞争将直接转变为基因武器主动权和军事后勤保障的竞争。争夺基因技术的制高点，使各国的军事后勤由后方转到前方，由二线转到一线，从单纯保障走向直接对抗。

战略武器和战术武器将融为一体。基因武器既可以作为战略武器攻击主要战略要地，也可作为战术武器攻击主要战场目标。基因武器一经使用，不仅会极大地削弱对方的战斗力，而且会使某一个民族失去正常的智力或留下某种生理缺陷，甚至代代相传。未来战场将成为无形战场，使战场情况更加难以掌握和控制。战场空间和防御难度进一步增大。由于基因武器的使用方式多样、作用空间广阔、人群普遍容易受到伤害，因此，战场前方和后方的区别更加模糊，防御的难度将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