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发生在北京一个家庭内的真实故事，父亲的长年酗酒导致了这个家庭处于崩溃的边缘。母亲不得不利用业余时间外出教学，以补家用。她竭尽全力维护家庭的完整，但最终失去信心。对两个儿子来说，他们的父亲明显没有给他们做出什么好榜样，而他们对未来盲目的追求也使他们屡受挫折。剧中的主要演员均由故事中的原型扮演。

1996年《儿子》获得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金虎大奖与最佳评论奖，此片属于地下电影一直没有在大陆公映。

这是一部很难归类的影片，张元本人有时称之为纪实电影。《儿子》是请一家四口表演他们自己的故事，住在张元楼下的一家有对兄弟叫李委和季李，李委曾经在《北京杂种》里做过演员。有一天兄弟俩敲开了张元家的门，第一句话就问为什么不拍他们家的事儿？他们的父亲住在精神病院，当天晚上张元就开车去兄弟俩的父亲，那个印象到今天也不能抹掉。父亲出来看探望者的时候是蹦蹦跳跳地出来的，完全像一个健康的人，坐下来聊天基本上也是没有精神障碍，张元认为他们的父亲没有什么不正常的，甚至比他的两个儿子还正常，他的问题就只是酗酒，就这样决定拍这个家庭的故事。从做出了决定到拍摄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宁岱参加了剧本创作，先是他们家每个人分开来采访，然后结构剧本。

拍摄过程中，这位父亲滴酒未沾。他的表演天才让张元赞叹不止。张元深有感触地说：“最意外的故事不在虚构的影片之中，而往往是在生活中。你常常会碰到一些神奇的事情，比你绞尽脑汁编出的故事要强一百倍。”一家人重新团坐，直视，面对，以揭开并未愈合但被刻意遗忘的伤疤。这种独具原创性的手法无疑是影片最富有魅力之处：很多叙事段落介于剧情与纪录之间，让人难以分辨，这无疑与张元多年积累的丰富的纪录片拍摄训练有关。这是一部关于人的尊严影片，一家人于此种不堪处境中为维系家庭关系与争取生存做出的不懈努力不禁暗合了包括导演张元自身在内的独立电影导演们的客观的现实处境。

影片获荷兰鹿特丹电影节金虎奖。张元在回答《三联生活周刊》记者访问时说：《儿子》是请一家四口人自己表演他们自己，都是他们真实发生过的事件。故事是这个家庭的父亲长期酗酒，每日吵闹，最终住进了精神病院。我把父亲从精神病院接出来，让他们一家人重新聚集在一起，重复他们过去的故事。

这个片子包含了张元对记录片这种样式的艺术理念，中国几十年来，当然也从来没有属于摄影家个人的电影眼，记录片是最意识形态化的品种，绝对服从政治需要，与上级高度一致。张元和他的“第六代”同人们，让摄影眼个人化，追求冷静地观察中国人自己的生活。在中国，文化高的观众都有个公识，看中国电影一定要将就，就是要把假的放过去。张元的《北京杂种》里有很多遍“傻B”台词；还有一泡尿，从头撒到尾，有人看了说受不了。张元找真实的一家人来演，恰逢美国“直接电影”的创始人梅索导演来中国，他到张元家，听说后很震撼。张元认为，自我审视的理性和能力是记录片的本质和精神，这是与好莱坞式的梦幻最彻底的分别。最意外的故事不在虚构的影片之中，而往往是在生活中。

张元，1963年10月生于江苏省，祖籍南京，自幼学习绘画。1989年北京电影学院获学士，毕业后个人集资独立制片。在处女作《妈妈》中，张元大胆地采用黑白和彩色胶片并用的手段，并在虚构故事里穿插了纪录片的影像，增加了影片的纪实力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对社会边缘人群和弱势群体的人道主义关注以及独特的叙事风格引起了国际电影节的瞩目。而他于1992年拍摄完成的影片《北京杂种》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完全独立制作的影片。自此以后，张元活跃地拍摄了大量的纪录片和剧情作品，1999年凭借作品《过年回家》获威尼斯电影节最佳导演奖。而他丰富的纪录片创作经验，也对于他在反应社会现实的一系列影片中，对非职业演员的指导影响颇深。与当代最重要的一批作家——王小波、王朔、余华、朱文，以及音乐人——崔健、窦唯、何勇的合作，在国内电影创作上也独一无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