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策，又名李策良、李智卿，小名直直，1915年冬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一个普通的城市平民家庭。还在少年时代就读于贵阳达德学校男小部的时候，李策就显露了过人的天资，老师常常把他的作文当做范本贴在教室里供同学们学习。那时正是军阀混战的年代，又是兵慌马乱又是苛捐杂税，简直是民不聊生。达德学校素有反帝反封建爱国民主的优良传统，李策从小就受到进步思想的陶冶。当时，省长周西成查封了达德学校，贴在大门上的告示说：王若飞、刘方岳把达德学校拿去加入了法国的共产党，因此勒令中学解散，小学接收，教师解雇。接下去的两天，黑神庙(男小校址)的大铁香炉里火焰冲天，连作业本和试卷都通通烧掉了。这件事引起了全校师生极大的愤慨，也给少年李策留下深刻的印象：这是为的什么?王若飞是很有名望的学长，他的舅父黄齐生是学校的创始人之一，刘方岳是很好很好的老师。

李策(1915-1941) 贵州贵阳人，又名策良。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中共贵州省工委机关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组建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并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委员。1938年被中国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在贵阳被秘密杀害。

1930年，李策从省立二小升入贵阳高级中学初中部读书。这期间，为了实现报效祖国、报效民族的思想，他一边勤奋攻读，一边求拜武术名师刻苦习艺。“正是少年发奋时，三更打火五更鸡”，15岁的李策每天把自己的功课排得满满的，无论读书、习武，他都是全神贯注，一丝不苟。由于他品学兼优，体魄强健，待人热诚而又谦虚，为老师所喜爱，更为同学们所倾慕。

尽管贵州省军阀想方设法禁革命思想的传播，妄图维持其封建统治，但全国革命的风云仍然冲破重重阻力传入贵州。30年代初，新友、新亚、协同等进步书店相继在贵阳开设了，李策和许多追求进步的青年一样，经常出入书店。因无钱购书，他常常蹲在书店如饥似渴地阅读，从中汲取知识，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中国国民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广大人民的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掀起了抗日反蒋的怒潮。它冲破万山屏隔，唤醒了还在军阀统治下的贵州省人民，激发了贵州学生的爱国热忱。在贵阳，由秦天真等一批爱国青年在学生中发起组织“全省学生救国团”，上街游行示威、搜查日货、焚烧日货、惩办奸商、讲演、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广泛宣传抗日，揭露蒋介石的卖国投降阴谋，在重庆市贵阳响亮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卖国政府”的口号。当时年仅16岁的李策积极参加了“全省学生救国团”的活动，并走在运动的前列。1933年，李策升入高中，即被推举参加“全省学生救国团”的领导工作。这时李策在南明高中读书，每逢救国团开大会，李策总坐在主席台旁边一张小桌子前，拿起钢笔飞快地记录。李拟口号、发宣言，工作干得很出色，并且表现出较强的组织能力。

同年冬天，在外省从事革命活动的共产党员林青和缪正元从上海市回到贵州省，着手在贵州建立组织。林青、缪正元发展秦天真入党，成立中共毕节支部。1934年冬天，经秦天真介绍，经受过实际斗争的严竣锻炼和考验的李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那天，李策庄严宣誓：要把自己一生交给党，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李策入党之后，便同孟昭仁等组成了贵阳高中地下党支部，卓有成效地领导学校党的工作。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长征到贵州。蒋介石一箭双雕，借“追剿”之机，兼并了贵州军阀王家烈，掌握了贵州军政大权。为了实现所谓贵州省“中央化”，又建立了特务机关“中统”，把大叛徒陈惕庐从江苏省调到贵州充任“国民党贵州省党部设计委员”、“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肃反专员”。陈惕庐亲自出马，四处狂吠“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还无耻地宣称他“正是看到这一点才脱离共产党，投奔蒋介石的”。陈惕庐上任后，通过威逼、欺骗、收买一部分青年，拼凑了“青年阵地社”，布置社员侦察、监视进步师生言行，并且强行改组各校学生自治会和全省学生救国团。由于陈惕庐叛变之前曾在中共党内担任过较高职务，比较了解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规律，致使当时党组织的活动及其领导下的抗日反蒋运动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因此贵阳的地下党省工委成员反复研究，决定遴选对党忠诚、精明强干、身体健壮的同志，采取必要措施除掉大叛徒陈惕庐，李策正是恰当的人选。当这一决定向他传达后，他毅然接受任务，并提出要利用一个曾经和他同学的“青年阵地社”骨干丁慰慈的关系深入特务机关，接近陈惕庐，熟悉情况，摸清叛徒行动规律，伺机击毙陈惕庐。

省工委批准了李策的计划，并交给他一支由黄大陆同志找来的手枪。可是，就在这一行动计划可望实现时，敌人却先下手了

陈惕庐刚到贵州省，就收到中国国民党特工总部的一份情报，说贵阳男师学生何冠群、陈克勤等参加中共组织活动。1935年5月，特务程剑声在贵阳检查邮政电讯中截获林青以“茅戈”为化名从遵义市寄到贵阳的信件。与此同时，陈惕庐利用曾参加星光读书会活动的陈明仙害怕失业的弱点，施加压力，迫使陈明仙供出领导人系严金秋，并从陈明仙的日记上查到：某天上午到严金秋家，看见一位男青年在洗脸，严介绍说是刚从上海回来的刘雪苇(刘雪苇)先生。另外，在中共组织的五四、五纪念活动中，陈惕庐布置他手下的爪牙四出搜集情报，打探哪条街是哪个学校的宣传队，是哪个领头、哪个讲话、讲什么内容等待，写成书面报告。根据这些报告，陈惕庐判定是共产党组织统一部署的一次活动。

五四、五卅纪念活动后不久，伪装成进步学生的王桂培利用同乡关系与地下党员萧文琨接近，发现他的领导人就是刘茂隆，住在万宝街(今公园西路)开缝纫铺的李中量家。

1935年7月19日上午11时左右，国民党特务室行动股长李少白带领一伙匪徒直扑万宝街李中量家，当场逮捕省工委成员刘雪苇和同住的三位同志，然后迫使李中量的父亲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在铺面上缝衣服，蹲点埋伏守捕。

同一个时间，另一伙匪徒冲到男师抓人扑了个空。当男师的几位同志赶来万宝街报信时，不幸误入圈套，被特务抓住。

当时，李策因为事前同刘茂隆相约在万宝街会面，李不知道这里出了事情，也来到出事地点。他刚一走近李家，荷枪实弹的特务就逼了上来。李策心里大惊，但他马上沉住气，反而呵斥道：“干啥?干啥?陈先生(陈惕庐)派我来这里找丁慰慈，不认识是不是?”一边说，一边亮出了自己的手枪。特务拿不定主意，赶紧请示李少白。李少白确实曾在陈惕庐那里见到过李策，所以认为李策是他们自己的人，便把李策放了。

李策摆脱险境后，从容不迫地走到法院街口，判明没有尾巴之后，急速赶到忠烈街8号省工委驻地，向秦天真同志作了详细报告。由于事前约定当天晚上省工委要在刘雪苇处开会，因此情况十分危急。秦天真迅速地给李策交待了任务，便赶往高家花园找工委其他同志研究对策。李策先赶到大井坎布置支轴和夏之楣两个女同志到万宝街两端执行警戒，然后火速到大公巷吴家派人四出寻找工委书记林青，并通知其他同志，以防事态进一步扩大。

在万宝街执行警戒的两个女同志到黄昏时分自动撤岗。这一天，林青同志有工作在城外，天黑才返回。他没有接到通知，径直前往李中量家，不幸落入虎口。

之后，恐敌人察觉李策，秦天真即赴李策家，取走了用以惩治叛徒的手枪，要李策立即下乡隐蔽，李策维护党组织安全的机警行动，保护了许多同志免遭毒手，受到党和同志们的高度赞扬。

“七一九”事件中，贵州省的中共地下党遭受较大的破坏，8月间省工委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暂时不发展党员，实行隐蔽、转移、分散活动。会后，省工委成员按照分工先后离开贵阳到边远农村、黔军部队、绿林武装中开展工作，秦天真也因暴露，化名为余汉生转移至黔桂边的六寨。贵阳地区党的工作就由李策负责。

从1935年冬天到1936年春，李策隐蔽在贵阳近郊乡下，他常常夜晚出门活动，往来于隐蔽地点与贵阳之间，了解情况，连络革命同志和青年学生，大家曾戏称他为“夜行人”。李策把“七一九”事件中没有暴露的党员和进步群众以读书会的形式组织起来，编成几个小组过组织生活，读进步书刊，谈时事、交流读书心得、写作读书笔记。这些同志每个人又各有一根线，一层一层往下串连，形成“滚雪球”式的发展，把广大进步群众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为革命培育了后备力量。

也就在这些日子里，李策未来的妻子悄然出现在他身边。

在李策直接领导的几个读书会当中，有一个小组由丁毅和另一位女同志组成。丁毅从小就认识李策，随着年龄渐长，她越来越钦佩这个聪明能干、机智勇敢的小伙子。自从丁毅参加读书会的活动之后，这一对年轻人的接触越来越多，渐渐产生了爱情。

1936年仲夏，李策悄悄搬进城，住在府牌坊家里，仍是白天不上街，晚上积极活动。他经常参加各个小组的会，给大家讲述革命道理，讲他自己的读书的心得体会。这个时候他的担子比过去更重了，除了领导几个小组，还要到南厂兵工厂进行工作。

西安事变后，时局急剧变化，李策受组织指派，于1936年12月31日前往广西六寨找秦天真汇报工作。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每一次分手都可能是永诀。因为李策是秘密出发，只有丁毅一个人悄悄去送他。从他上车那一刻起，她的心每一秒钟都提到嗓子眼上，直到得知李策平安到达才放下心来。

后来，丁毅在她的回忆中写道：

直直去后一个多月，托人捎来一封信，我匆忙打开，信不长，但附有两颗红豆，并录了那首名诗：“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劝君多采，此物最相思。”虽然鸿笺一页，却胜过千言万语。我第一次看见这种红豆，形如心，全身红透，边廓又有一道隐约的线条勾成的心形，所以叫心心相印，怪不得古人以此寄相思!带来的两颗红豆一样大小，几乎可以重合，对我们来说，象征着两颗忠于党的赤心。风风雨雨共征程，我理解他寄这两颗红豆的更深含义。当天晚上写了回信，附上一张我的照片，后面写着：My sweet heart give all spisit to you!(给我全部的精神，给你甜密的心)。后来我听说天真同志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看了，对直直说：这已是不平凡的赠送了，批准你们的爱，但愿我能看到你们结婚。

1937年春，李策回到贵阳，带来中共中央的文件、指示，贵阳的同志们才知将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李策更紧张地投入新的战斗，准备迎接新的任务。

七七事变爆发前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贵州地下党遵照中央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做了大量工作：指派许多地下党和进步青年参加筑光音乐研究后，使之成为大唱救亡歌曲的革命组织；通过沙驼业余话剧社演出许多内容进步的话剧；积极推动组织文艺界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妇女抗日救国会、教师抗日救国会。进行新的斗争。

1937年6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从北平市派来代表杨蕴清帮助贵州省组建学联。李策和他商讨后，召集在筑的地下党员和部分进步学生在高家花园开会，听取杨蕴清介绍全国学联的斗争和发展。会议由李策主持，杨蕴清的讲话很有鼓动性，大大地鼓舞了到会者的士气。在李策等同志的积极组织下，贵州省学联于1937年7月2日秘密成立，具体工作由李策负责。两年来各校参加秘密读书会的同学们大部分转入学联，成为骨干，以学生运动为先导的社会各界抗日救亡运动在全省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9月，中央派黄大陆由延安市回到贵阳，与李策共同负责贵州地下党的工作。这年冬天，为了工作的需要，李策和丁毅结了婚。他们在僻静的会文巷找了三间房子，他们夫妇住在楼下，黄大陆同志住楼上，对外就说黄大陆是丁毅的舅舅。把省工委也设在这里。

在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形势下，全省各地党组织迅速恢复、发展、壮大，抗日救国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发展。遍地燃烧的抗日烽火使顽固坚持“反共”的贵州国民党反动当局惊恐万分，再一次向人民举起了屠刀。1938年2月19日，敌人在贵阳制造了全省震惊的“二一九”事件。

1937年底到1938年初，学校放寒假，国民党省党部为了控制贵阳学生的抗日运动，下令成立贵阳中学生寒假工作团。贵阳各中学的学生激于爱国热情，在贵州全省学联的发动下，积极参加由国民党省党部成立的“中学生寒假工作团”下乡开展爱国抗日宣传。当各校学生集中在省党部大礼堂分别选举各校学生分团长时，敌人万万想不到进步势力会大获全胜，各校分团长绝大部分由地下党员和学联同学担任。中国国民党弄巧成拙，中共党组织却正好利用这合法公开组织开展各种活动。那一个假期，学生们下乡宣传、街头讲演、散发传单、表演话剧、举行歌咏会……抗敌的呼声在山城的天空震响。整个贵阳掀起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高潮。结束下乡宣传后，全省学联准备在贵阳市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演出活动。

国民党顽固派当局害怕这声势浩大的革命烈火越烧越旺，遂暗中策划了一场阴谋。1938年2月19日，在寒假工作团话剧公演揭幕的前夕，国民党伪装的丑恶面目全部暴露出来了。正当大家紧张地排练时，中国国民党的特务学生和青训队(一说为模范队)已经在山城贵阳横冲直闯，四处呼喊抓人。

那一天，国民党顽固派在民众教育馆、省党部会场等几个地方同时施以暴行，他们拉拉扯扯，大打出手。特务们开始还摸出名单朝着学生喊名字，把喊到的抓到一边，后来干脆不喊了，说：把所有在场在学生全部抓走。

这些特务把学生们排成三四人一列的队伍，用枪押着，押送到国民党贵州省党部，很多同学被打得满脸青肿，头破血流，有的衣裳被撕烂了，有的鞋子弄丢了，有的头发扯掉了……后来大多数同学被释放了，留下了五个男生一个女生，他们都是学联的骨干。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把学生抓了，还编造谎言向贵州省人民进行欺骗，说他们抓了一群“汉奸”。

这天夜晚，李策在高家花园召开学联骨干紧急会，准备组织学生在2月20日到省教育厅请愿，示威游行，要求释放被捕的爱国同学。在会上李策告诉大家：回去串连同学时先交待好，四人一排臂挽着臂，如果发生情况，就学上海市爱国人士发起的“抗日救亡集体入狱运动”，只要有一个人被捕，我们就大家要求进监牢，以示抗议!党内同时还发出“坚定沉着、勇敢地对待”二一九事件的通知。

由于群情激愤，组织妥当，2月20日的请愿和示威游行是很成功的。这次重大的行动向重庆市广大人民宣传了抗日救亡的真理，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

黄大陆和李策从当时的气氛预感到敌人还会有更大的报复，还会下毒手，要丁毅把重要文件都收拾出来，该烧的当夜焚毁，该留的放到一口小箱子中，由李策拿到他家堂屋顶的天花板上藏了起来。

1938年2月21日夜，黄大陆、李策，在贵阳先后被捕。敌人将他们先关进警察局，后移到绥靖公署，并仍然在报上造谣污蔑，“乃王公度之余孽，为朱、毛诸先生所不齿”等等，还发动一些御用团体表演“要求立即枪毙”的丑剧。

1938年2月上旬，中央决定贵州省工委由邓止戈、秦天真、黄大陆、李策组成。黄大陆、李策等同志被捕三天后，邓止戈和秦天真同志从延安市来到贵阳，立即着手公开营救狱中同志的工作：第一个步骤，发动人出来证明大陆、李策等同志不是汉奸；第二个步骤用丁毅的名字拍明码电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给周恩来副主席；第三个步骤，中国国民党里如果有进步的上层人物来贵阳，就递申诉书。

这些营救工作在省工委的组织下积极的开展起来。发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和延安的电报很快得到反映，周恩来副主席和叶剑英参谋长都电告绥请公署，证明“黄大陆和李策系中共党员，决非托洛茨基主义、汉奸，请立即释放”。1939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来到贵州省，省工委布置丁毅出面，请求冯玉祥解决这个问题。冯玉祥把申诉书带到了重庆市，把事情捅到了蒋介石那里。但李策等同志依然未能获释。

在狱中，敌人无论是严刑拷打还是物质引诱，都没有使李策屈服，他视死如归，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在一封从狱中带出的信中，他写道：

“我献身革命以来，对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我虽无一技之长，但也尽了历史的责任，死也无恨矣!所以，虽然我们处在敌人屠刀之下，仍然能心安理得。……”

他抓紧时间学习，在狱中读了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还作了笔记，准备继续为党做出更多贡献。有一次，丁毅抱着孩子去探望他，孩子已有半岁，但李策还从未见过。李策抱起孩子亲了又亲，他激动地说：“这是作爸爸的第一次也许是最后一次抱自己的孩子……”，“孩子的未来是我们的明天，是光辉灿烂的。我们的革命就是为着孩子的未来”。

1941年1月，中国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后的1月19日夜间，看守所的特务点名提审李策六人。面对满脸杀气的敌人，李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钢笔和两颗红豆，交给同牢房的李悦同志，然后从容走出牢门，沿途高呼着口号……

在防空洞里，敌人先把业已瘫痪的黄大陆用刺刀一刀一刀的戳死，然后把李策提出来，说：“如果你能悔过，马上放你。”李策怒斥敌人：“共产党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可悔。要杀就杀!”

李策遇难的不幸消息传到延安市，中央有关部门将他列入抗日战争时期烈士名录，以资悼念。李策的战友和亲属得悉噩耗，在极度悲痛中表示，要踏着烈士的血迹，继承烈士的遗志，为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更加顽强的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