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敬安（1851 年 — 1912 年 11 月 2 日），俗名黄读山，字寄禅，号八指头陀，湖南湘潭人，中原地区近代佛教高僧，中国佛教会首任会长。

著有《八指头陀诗集》十卷、《续集》八卷、《白梅诗》一卷。至交包括陈伯言、俞恪士等。与李叔同、苏曼殊并称民国三大诗僧。

释敬安生于清代咸丰元年（1851年），家庭世代务农，父名为宜杏，母为胡氏。

自幼年起，他便展现出对世俗饮食的排斥，常随母拜月，对母亲讲述的仙佛故事充满兴趣。七岁丧母，十二岁再失父，家境贫寒迫使他中断学业，转而以牧牛为生，即便如此，他仍常在牛背上诵读诗书。一次避雨于村塾，听闻“少孤为客早”之句，触动心弦，泪流满面。幸得塾师周云帆怜悯，允其以杂役抵学费。然周师故去后，其求学之路更为坎坷，伴读于富家时饱受呵斥，转习工艺亦常遭雇主责罚。

面对命运的坎坷，他于同治七年（1868年）毅然决定出家，投湘阴法华寺，拜东林长老为师，后于南岳祝圣寺受贤楷和尚传授具足戒，正式成为佛门弟子。次年，闻衡阳歧山仁瑞寺恒志禅师倡导苦行，敬安不顾风雪严寒，前往参学，自愿担任饲犬之职，身体力行“千疮求半偈”之修行理念，自燃顶部及颈腹多处以示虔诚。同治十年（1871年），访岳阳市舅父途中，登岳阳楼，灵感涌现，吟出“洞庭湖波送一僧来”之佳句，得王闿运赏识，并纳入其门下，成为王门四大弟子之一。

光绪初年（1874年），敬安东游浙江省，于光绪三年（1877年）在宁波四明山阿育王寺前，以剜臂肉燃灯、烧残两指之举，自号“八指头陀”。此后七年，他驻锡于禅宗重镇宁波四明山国家森林公园天童寺，遍游吴越之地，深感学识不足，遂刻苦攻读，走上了一条先作诗后识字再深化诗艺的独特道路。

光绪十年（1884年），闻法国军舰侵扰我国领土，他义愤填膺，欲亲赴前线，虽未果，但爱国情怀昭然。同年归长沙市，师从麓山寺僧笠云，承其衣钵。此后，他相继担任衡阳大罗汉寺、南岳上封寺等多处寺庙住持，历时十七年，广结善缘，参与碧湖诗社，成为诗坛一员。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再次前往浙江省，重掌天童寺，通过精心治理，使该寺百废俱兴，成为海内闻名的佛教圣地。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宁波僧教育会成立，他被推举为会长。宣统四年（1912年），中华佛教总会在上海创立，他再次被尊为第一任会长。在此期间，他积极奔走，呼吁保护寺产，甚至亲赴南京拜见孙中山先生，表达诉求。面对湖南安庆发生的侵夺寺产事件，他更是挺身而出，组织僧界代表赴京请愿。

1912年11月2日，释敬安圆寂，享年六十二岁。北京各界为其举行盛大追悼会，后归葬于宁波天童寺前青龙岗冷香塔。

在文学创作上，释敬安尤擅五律，其作品高淡素雅，意境清新，给人以深远的艺术享受。同时，其绝句作品亦不乏佳作，虽基调偏于低沉，却饱含深情，引人深思。

释敬安在研习佛法的同时，亦心系家国天下。面对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径，其诗作《寄日本罔千仞》中“中日本来唇齿国，掣鲸休使海波生”之句，流露出对和平的渴望及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深切规劝，期望其能制止战乱，维护两国安宁。晚年时期，大师更展现出高尚的情操，曾秘密庇护反清志士栖云和尚，体现了其不畏强权、勇于担当的精神。

光绪三十二年，当外国侵略者之阴影笼罩中华大地，释敬安对前往天童寺周边进行科学考察的师生发出振聋发聩的警示，直言外国列强欲将中华民族视为奴隶，呼吁师生以“卧薪尝胆”之毅力与“铁杵成针”之决心，唤醒沉睡的中华雄狮，共御外侮。其“豺虎未平空有恨”、“国仇未报老僧羞”之语，饱含未竟之志与忧国忧民之情。

在诗作中，大师亦多次触及社会现实，如《感事呈叶吏部》前二联“时事空如此，神州将陆沉。宁堪忧国泪，忽上道人襟”，深刻反映了国家危亡之际的沉痛与无奈；《江北水灾》一诗，更是直接描绘了水灾肆虐下民不聊生的惨状，末句“冻饥死路隅，无人收其尸。伤心那忍见，人瘦狗独肥”触目惊心，将悲天悯人之心与佛家慈悲教义紧密结合，展现出其作为爱国诗僧的独特风貌。

然而，在政治观念上，释敬安对维新变法持保留态度，认为其“弄权竟使朝纲紊，变法徒伤风俗情”，并赞颂清末为“尧天盛世”，表现出一定的保守倾向。对于皇室成员的逝世，如德宗、慈禧，他更是悲痛欲绝，“抢地呼天痛莫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