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黄河调查》是张华侨创作的书籍。

张华侨是一个热血青年，有强烈的历史感和社会责任心。他给人的印象往往是过于急躁，甚至于强人所难。但也正因为他有这份热心才会深入到一万五千公里的黄河流域进行考察、采访和思考。这本书就是他这次考察的记录。他起的书名为《中国黄河调查》。读者不难理解他对于黄河的担忧，其实也是对整个中华民族的担忧。

人类以传统方式生活了几千年。在此期间寿命、人口数、生活水平都没有什么改进。一直到二三百年前，事情逐渐起了变化。在这二三百年中，平均寿命翻了一番，人口增加了六七倍，人均GDP增加了十多倍。这样的进步是过去几千年所从来没有过的。如果以更长的历史眼光来看，几万年以来，人类的发展几乎是一条水平线，但十八九世纪以来出现了突然的上升

第一部分：

牧民放牧与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心理是一样的，只要这块草场能放100只羊，他就不会只放50只羊，放100只羊当然比放50只羊获得的利润多，每个牧民几乎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大放牧数量。而过度放牧引起的鼠害，使草场正在出现大面积的沙化，失去植被覆盖的砂石随着雨水的冲刷不断流进黄河，使黄河源头的生态正面临着急剧恶化。

第一章母亲河发出的“SOS”

牧民放牧与资本家获取利润的心理是一样的，只要这块草场能放100只羊，他就不会只放50只羊，放100只羊当然比放50只羊获得的利润多，每个牧民几乎都希望最大限度地扩大放牧数量。

而过度放牧引起的鼠害，使草场正在出现大面积的沙化，失去植被覆盖的砂石随着雨水的冲刷不断流进黄河，使黄河源头的生态正面临着急剧恶化。

谁造成沙化大面积出现

清晨，一缕阳光照在柴达木盆地上，火车正急速地穿过盆地。极目远望，茫茫的戈壁滩显得那样的空旷、辽远，在这里你看不见一只鸟儿飞过，看不到像江南小村里升起的缕缕炊烟。只有那些从干渴的沙地里冒出来已经发黄的小草，才使人感到这里还有生命在顽强地同沙漠搏斗。

随着列车的奔驰，沙滩时而起伏，时而平坦，那起伏的山丘像是在经历了无数风雨的袭击后，仍不屈地屹立在荒漠上并向人们诉说这里经历的悲凉岁月。

没有水，只有炎炎的烈日，烤得大地在干渴中喘息，又像是在期待涓涓细流能滋润它的灵魂，给它的生命一种存活的希望。

而水在哪里？是谁造成了这里千年以来的沙化并在干渴中长久地期待？是谁使它穿越了岁月留给它的贫困与荒芜？绿色的减少、沙漠的扩大，不正显示出人类文明在这里的衰退和资源的过度开采吗？

但在这无边无际的戈壁滩上，你可以敞开压抑的心灵去尽情地呼唤，这里远离了城市的喧哗与拥挤，远离了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与愤怒；这里没有无聊的规则与陈腐的条条框框，可以抛弃掉工业化带给你的虚伪，可以无限地放大你想象的空间，想象自己就是从远古的时代走来，伫立在茫茫的荒滩上，还没有寻找到遥远的家园。

戈壁上一会是阳光普照，过一会又是云雾缭绕，仿佛整个柴达木盆地仍不想走出被原始气息包围的年代，不想被工厂里冒出的浓浓黑烟污染，但喷射着工业文明气息的火车，带着人类征服的意志吼叫着穿过了沉睡了千年的盆地。那一座座被劈开的山峰，是征服者寻找财富划过的痕迹。

一片绿洲出现在眼前，原来是一条小河给这里带来了一片生机，它挡住了荒漠的袭击。借着水的浇灌，那一片高粱地显示出农民在这荒漠的土地上播下了他们一年的希望。

绿洲随着火车的奔驰很快就消失了。迎面而来的是沙碱地，它像一块巨大的网笼罩着大地，由风暴刮起来的沙丘显示生命的无奈。如果不是火车从这里穿过，这里也许还沉睡在千年的原始中。

那些干裂的小河在等待着水来滋润，以把它的生命重新唤醒。绿洲在沙漠的袭击下不断缩小自己的地盘，仿佛它们在同沙漠的搏斗中节节败退，而不断扩大的沙漠似乎要把那些孤独的小村子淹没。人类在征服自然获取收益时也在向自然付出巨大的代价。

即使是顽强生存的多枝柽柳，面对茫茫的沙化也显得无力抵挡，而贫困、收入微薄的农民，不仅无力阻止沙化的进攻，反而被继续扩大并包围他们的荒漠化，将他们同绿洲的联系切断。

将目光从空旷的戈壁转向流淌的黄河源头，看不到它那咆哮的奔腾与涌起的巨浪，它内在的能量仿佛像一个年迈的老人，已经被沧桑的岁月耗尽。两岸被雨水年复一年冲刷而成形同枯骨一般的山峰，仿佛是在无言地诉说岁月留给它们的苦难与沉重。

黄河的水40%来自青海省，地处黄河源头的果洛州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黄河在本州流径长达750公里。黄河源头的生态直接关系到整个黄河文明，而现在黄河的源头正面临着生态的急剧恶化。

果洛土地总面积为7.6万平方公里，其中有天然草场6.5万平方公里，可利用草场为5.8平方公里，全州共有牧民103424人，其中藏族人口占90%以上，各类牲畜234.90万头。

但以牧业为主的果洛州，正面临着过度放牧使草地急剧萎缩进而引起荒漠化迅速扩大的恶果。老鹰的消失使老鼠以极快的速度繁殖，导致草场质量严重下降，其中退化的草地面积达4082万亩，占草地面积的52%，这直接威胁到果洛州牧业的发展及黄河源头的生态。

老鼠吃掉草根后还在草地上不停地打出一个又一个洞，那一堆堆被它扒起来的土，随着雨水的冲刷变成了一条条小沟。不断的冲刷使小沟变得愈来愈深，整个草场最后被搞得面目全非。沙漠化开始大面积出现，地皮层失去了保护后迅速干涸，接着沙土被水冲进黄河。

我在地上看见，那一堆堆被老鼠打洞翻起来的沙土，如星星一样散布在草场上，而远处成群的牛羊却在悠闲地吃着草，它们全然不知沙漠化正在日益向它们逼近。

一位在青海果洛州从事种草试验的科研人员告诉我，一方面是放牧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另一方面是有限的草场已经承受不了过度的放牧，草地表层的土大约有30多厘米厚，一旦表层的土流失后，掩盖在下面的砂石很快就会裸露出来。

草地的退化直接导致黄河源头的生态恶化，草地的失去使土壤更加松散，只要雨水一冲刷，黄河两岸陡峭而又寸草不长的山崖，就会轰然倒下并把泥土向黄河一泻而去。

这位科研人员还对我说，如果草长到了30厘米高遮住了老鼠的视线，它就难以在草地上活动，而过度的放牧使草的高度迅速降低，这个环境就很适合老鼠的生存，它的繁殖能力迅猛增强。

第二部分：

企业破产后不再替工人交纳电费、水费、暖气费等，这是摆在失业工人面前的一个新的挑战。过去，工人在企业的小社会里安稳地享受着这些福利，破产切断了这种福利体系。新的资方受制于财力不愿支付或认为自己没有承担的义务。考虑到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把失业工人推向绝路将会给社会带来不稳定，政府官员不得不从中调和。收费部门只得对破产企业妥协，将所欠债务打折。

第三部分：

“尽管为解决西部农民吃水的问题，我们做了很多的努力，但仅仅靠我们的力量还远远改变不了西部庞大人口缺水的现实。主要渠道还要靠政府，我们只是通过一种成功的实践，创造一种良好的模式并把它推行到当地。鼓励当地政府与农民来共同解决，让他们在参与当中认识到，经过努力是可以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的，我们还想在当地实施饮水安全与综合服务项目。”秦国英感慨地说。

第四部分：

副县长任期内他也有很多体会。一个副职要尽最大的努力把事做好，而且只能揽过不能揽功。出现问题要主动承担一些责任，有功劳也要先让给主要领导，遇到得民心让上级欢喜的事，自己不要主动去争取，要让给一把手。难干的事，棘手的事，群众上访的事，自己不能推却要主动承担，不要把麻烦推给主要领导。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冲突时，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

第五部分：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严不受侵害，2004年8月，一些投资者还在北京召开了有经济、法学等专家参加维护投资权益的研讨会。会上有关专家指出，这是一起侵犯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和侵犯农民利益的一个严重事件。有哪个法律规定，可以由一级政府来决定回收一个私人的财产，去收购一个私人财产，或者去接管一个私人财产？因为宪法规定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投资和收入应当得到保护。

榆林市政府一名副市长亲自带队来到北京，7月22日晚上他们到冯秉先住在北京的贵宾楼饭店，以“榆林市某市长想请你聊聊”为由，将冯秉先带到他们的住地。第二天上午又以“上街吃饭”为由引诱冯秉先上车而将冯秘密押解回榆林。

7月24日下午4时，冯秉先被押解到榆林市靖边县公安局刑警队，25日和26日两名受冯秉先之子委托的律师，多次要求靖边县公安局告知冯秉先被羁押的理由，并要求会见冯秉先时，始终得不到正式答复，只是被告知“我们并没有对冯秉先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不是羁押他，只是找他谈话，其他无可奉告”。

律师感到莫名其妙，不是羁押，没有采取任何强制措施，只是谈话，为什么限制冯秉先人身自由长达90个小时？律师当即反问：“既然公安局没有对冯秉先采取任何强制措施，也不是羁押，那我们是否可以把冯秉先领走，或至少让我们会见他”，他们的回答非常干脆：“不能。”

在冯秉先强烈要求“给个说法”和律师的催促下，7月26日下午5时左右，靖边县公安局给冯秉先正式开出一张“涉嫌偷税”的刑事拘留证。但在此之前，当地税务机关并没有对冯秉先及其所在的公司做出过任何相关处分。

律师为此询问公安局，回答是：“我们推断冯秉先肯定有偷税行为，现在正要求税务机关落实。”虽然冯秉先在拘留证送达书上签字后声明：“从现在起除偷税以外的审问我拒绝回答”，但一直到8月16日，税务机关首次介入前，公安局一直审问的都是有关“上访”之事。

税务机关审查了大约一周后，做出了不能认定有偷税行为的结论。最后，冯秉先以“取保候审”释放。释放前，让冯秉先写下了“出去后：不再上访，主动领取补偿款，做其他投资人的兑现工作”的三条保证，并让担保人“保证冯秉先出去不再上访”。

事后，据冯秉先走访的一位主要办案负责人透露，“你的案子由省里主要领导过问，指示‘这个人能不放尽量不要放，当然要有法律根据。’”

冯秉先被拘押35天后，于8月26日被释放。其时，榆林市三县民营石油企业投资人，经不住政府的“制裁和打击”，在收回油井的“强大震撼力下”，私营石油投资者不得不接受当地政府提出的补偿款条件。

2004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修宪案》的公布，重新唤起了陕北地区民营石油企业家的觉悟和信心。冯秉先和其他投资者通过对《宪法》和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的学习，总结了过去“维权斗争”的经验和教训，他们向北京经济界、法学界专家请教。

因为投资者觉得当地政府对他们的补偿很不公平，陕北两市收井总补偿资金13.78亿元，而政府从民营企业所夺走的资产现值在70亿之上，补偿率不足20%。

油井的实际价值和任何产品的价值一样，并不等于它的投资额，而是根据产油量、生产成本以及社会的平均利润率决定的。对于油井的估价，政府应按国际通行标准给一个经得起检验的说法。

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尊严不受侵害，2004年8月，一些投资者还在北京召开了有经济、法学等专家参加维护投资权益的研讨会。会上有关专家指出，这是一起侵犯民营企业的合法利益和侵犯农民利益的一个严重事件。有哪个法律规定，可以由一级政府来决定回收一个私人的财产，去收购一个私人财产，或者去接管一个私人财产？因为宪法规定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投资和收入应当得到保护。

还有的学者认为，现在这些投资者，他们参与开采石油这个活动，是得到了政府的批准的，那么政府就应当遵守自己的这种许可，来维护投资者的权益。

此外，冯秉先和其他投资者决心通过法律程序，用诉讼的手段进行维权。他们委托北京一家律师所，组成一个律师团对靖边县民营油井被当地政府收回的相关事实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调查。

冯秉先指出，我们之所以派律师团调查，开始法律行动，是我们希望维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不希望民营经济被无理伤害。

律师团在对当地100位投资者调查后发现，农民在石油投资中占到大多数。由于原有的耕地部分用于石油开发，另一部分被退耕还林，所以在油井被收回后，农民失去了最基本的维持生存的土地资源。

更为严重的是，那些向银行或个人借贷投资油井的农民，由于油井被收回而无法还贷款，沉重的负担压在了他们身上，有些人为了躲债不得不流落在外。即使是面对这样不幸的遭遇，冯秉先和其他民营投资者还是渴望通过法律，使自己的合法权利得到维护。

经过了这次石油投资维权的风波与考验，冯秉先认为权利不是靠谁赐予，我们每一个公民必须要有清醒的权利意识，依法不断主张，不断抗争。因为前途是光明的，我们怀着必胜的信心；道路是曲折的，我们将坚持到底，作好了长期斗争的准备！但这样的正义对他们来说还要等待多久才能实现呢？

如果不是矿产，陕北地区除了茫茫的黄土高原以外，还能看到什么样的文明的种子在这里萌芽？难道农民沉重地敲着腰鼓发出悲愤的呐喊声还要响彻天际？难道祖祖辈辈承受的饥寒交迫的命运还要一代一代繁衍下去？

事实上，农业的萎缩在陕北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退出恶劣的农业耕种让农民从山沟里融入到城市。让工业文明来激发他们潜在的能量并点燃他们寻求财富的梦想，给他们以创造财富的机会，这是改变陕北农民命运的一个现实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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