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经七书》（英文名：The Seven Military Classics Of Ancient China）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名著的汇集，也是第一部官定的军事教科书。由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1080年，神宗皇帝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挑选、汇编兵书，他们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作品，作为武学经典，并把它们定为武学教科书，称之为《武经七书》。

《武经七书》基本包括了北宋以前军事的代表作，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中的瑰宝。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为适应“武学”再次开设的教学和训练需要，北宋元丰三年，即1080年，神宗皇帝命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挑选、汇编兵书，他们从当时流行的三百四十多部兵书中挑选出《孙子兵法》《吴起兵法》《司马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等七部，作为武学经典，并把它们定为武学教科书，称之为《武经七书》。校定后的七部兵书共25卷，元丰年间，也就是1078年到1085年刊行。《武经七书》颁行后，成为宋朝以来军事学校和考选武举的基本教材。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作为官书颁行的兵法丛书，是中国古代第一部军事教科书。它由《孙武子》《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黄石公三略》《尉缭子》《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七部著名兵书汇编而成。

《孙子兵法》俗称《孙子》，作者是春秋末期的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现存的第一部兵书，其内容博大精深，理论高度概括，逻辑缜密严谨，实践层出不穷。该书自问世以后，对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被人们尊奉为“兵经”“百世谈兵之祖”。它不仅是历代军事家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必读之书，其中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战而屈人之兵”“避实击虚”等军事格言，在生活中的广为流传，特别是这部书中的一些思想和基本原则已渗透到商业竞争、企业管理、体育竞赛、外交谈判等诸多领域。

《吴子》又称《吴起兵法》，相传其作者为战国初期政治家、军事家吴起。经研究，一般认为《吴子》的基本思想出自吴起，是由吴起的后学记录、整理和增补，又经过汉人的修订删补，才以今天的面貌流传于世的。

《吴子》总结和研究了当时的战争经验，丰富了古代军事理论。其中“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指导思想；根据敌情，审时度势，用不同的对策打击敌人的思想；看准时机，猛攻敌人薄弱环节的思想等都便于操作，至今仍有借鉴意义。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旧题作者为司马穰苴。穰苴，姓田，春秋后期齐国人，因为官至大司马，所以称为“司马穰苴”。但据后人研究，《司马法》实为一部 “混合型”兵书，其内容由三部分组成：其一，古代《司马兵法》， 即西周时期供武官学习或遵循的法典性兵学著作，这是它的主体；其二，春秋时期齐国著名军事家司马穰苴的兵学观点以及他对古代《司马兵法》的诠释；其三，战国中期齐威王时期的大夫们在“追论”古代《司马兵法》时，根据战国时代新的战争特点加入的一些兵家言论。

《尉缭子》相传是战国时期魏国人尉缭所著，共分天官、兵谈、制谈、战威、攻权、守权等二十四篇，论述了统率军队、整训士卒、健全军法、告诫将领以及安民、胜敌的权术与谋略，具有较强的实用性。此书的重要性还表现为它既是现存“兵形势家”的唯一著述，又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法家思想对战国兵书的渗透与影响。它所倡导的“挟义而战”“武表文里”的战争观念，“明法审令”“举贤用能”的治军思想，“权敌审将”“轻疾机动”的作战指导原则，均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笔。

《六韬》相传为周初太公望姜尚所著，全书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姬发对话的形式编著而成。后据学者考证，其成书年代大约是在战国末期。所谓“六韬”，分别是文韬：主要讲国家的治理，强调国富民强和道德教化的重要性。武韬：主要讲对敌作战的策略。龙韬：主要讲军事的指挥与布置。虎韬：主要讲在开阔地带作战中应注意的具体问题。豹韬：主要讲在狭隘地带作战中应采取的具体对策。天韬：主要讲军队的配合以及作战素质的提高等问题。《六韬》集中体现了战国后期学术思潮融会贯通的趋势。

《三略》又称《黄石公三略》，据传是黄石公传书于张良。据现代学者考证，此书约成于西汉末年，其真实作者已不可考。现存的《三略》分为上略、中略和下略三卷。综合观之，这部书体现了封建大一统兵学的特点。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大一统封建帝国的确立时期，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需要为其服务的兵学。《三略》正是适应这一时代需要的产物。它所关注的问题，既是总结“取天下”的经验，更是探讨“安天下”“治天下”的基本原则。这一时代文化精神从《三略》表述的理论宗旨，如“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中就有突出的反映。《三略》的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它偏重于阐述政略，这同《孙子兵法》等先秦兵书侧重于阐述兵略有着较大差异，而这恰恰是大一统时代精神指导规范兵学建设的客观反映。第二，它花费了大量笔墨来论述君主与将帅、君主与群臣的关系，提出了一系列君主如何驭将统众的原则，这同样是大一统时代文化精神指导规范当时兵学理论建设的具体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三略》更像是一部政治学著作。

《李卫公问对》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是一部记录唐太宗和李靖关于军事问答的著作。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上卷四十问答，中卷三十三问答，下卷二十五问答，凡九十八次问答。此书的作者李靖，字药师，因功封卫国公，所以称其为李卫公。他精熟兵法，著有多种兵书，只可惜大多散佚了。

《李卫公问对》一书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对用兵的策略、军队的编制、作战的阵法、将领的选用以及军事教育等问题都有论及。比如在论述奇正相交之术时，李靖认为奇正战术应根据战场的具体情况临时制变，决不可“徒诵空文”。他通过破突厥、征西域、诸葛亮七擒孟获、霍去病出击匈奴等战例来说明奇正相交的道理，并提出了“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的著名论断。在关于军队训练的问对上，李靖非常注重训练方法。他认为“教得其法，则士乐为用；教不得法，虽朝督暮责，无益于事矣”。应该说，随着战争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的军事理性认识也趋于多元、复杂和缜密，这一点从这部书中就可以窥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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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经七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军事理论名著的汇集，也是第一部官定的军事教科书。它基本包括了北宋以前军事的代表作，是中国冷兵器时代军事思想的结晶，是中国军事理论殿堂中的瑰宝。它奠定了中国古代军事学的基础，对中国和世界近现代军事科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武经七书》是北宋朝廷在军事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贡献，基本包括了北宋以前的中国古代军事著作的代表作。它阐述了一系列军事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凝聚了中国古代人们对战争的认识的精华。

《武经七书》的颁布，不仅是北宋作为军事教材的需要，南宋也规定，“武学”也就是军事学校的学生，必须照此学习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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