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前77—前37年），西汉学者，本姓李，字君明，推律自定为京氏，东郡顿丘（今清丰县西南）人。

他受学于梁人焦赣，焦延寿自称学《易》于孟喜，京房以为焦氏《易》即孟氏之学，而孟喜的弟子白生、翟牧都不承认。刘奭初元四年（前45年），举孝廉为郎，后任魏郡太守。京房著有《易传》三卷，《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卦》七卷，《周易妖占》十二卷，《周易占事》十二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委化》四卷，《周易逆刺灾异》十二卷，《易传积算法杂占条例》一卷。

多次上疏论说灾异，引《春秋》《易》为说，得罪宦官石显，又与治《易》的权贵五鹿充宗学说相非，以“非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被弃市。

刘奭永光、建昭年间，西羌反叛，此间出现日食，阴雾浓重，日月无光。京房多次上疏，预言天象，所言之事近则数月，远则一年，多有应验。元帝为此而叹服，多次召见问讯卦相之事。京房应对说："古代帝王以成就功业为标准荐拔人才，所以功业成就，瑞相出现于天。而后世之君取人不察，所以功业废弃而导致上天以灾异惩示。应该让百官各尽其职，各毕其功，那么灾异之象才可消失。"元帝命京房筹划此事。京房奏议，用考功课吏法来监督吏治。

京房，本姓李。刘奭时为郎、魏郡太守。

治易学，师从梁人焦赣，详于灾异，开创了京氏易学，有京氏易传存世。对《周易》象数多有发明，言纳甲、八宫、世应、飞伏、五星四气等。而且能够运用象数理论进行占验。据其弟子说：“房言灾异，未尝不中。”

屡次上疏，以卦气、阴阳灾异推论时政，后因劾奏中书令石显专权，为石氏所忌恨，被捕下狱处死。死时年四十一。

死后，其学传与东海段嘉、山西省姚平、河南乘弘，形成了西汉易学中的“京氏之学”。

由于他开创了今文《易》学“京氏学”，自成一派。《易》作为中国学术源头之一，研求者代不绝迹，京房是其中颇有影响的一位。京房的《易》学得之于焦延寿。焦赣讲《易》，喜推灾异，以自然灾害解释卦象，推衍人事。《汉书·京房传》概括焦延寿的学术道：“其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卦更值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汉代《易》学流变为术数，焦延寿是始作俑者。

京房从焦延寿学《易》，深得焦氏《易》学“真谛”。他把焦延寿以灾异讲《易》的做法推向极端，到处宣讲，以之干政，使《易》学此一流派在当时声名显赫，对后世影响极大，以致人们把这一流派称之为今文《易》学“京氏学”。焦赣大概看出了京房以《易》干政的危险性，曾不无忧虑地说：“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汉书·京房传》）最后结局果然不出焦氏所料。

把灾异与政治相联系，这种作法并非始于京房。京房的“创新”在于，他把这种联系置于《易》学框架之内，从而令人耳目一新。但灾异与政治之间并无因果联系，要想以讲灾异干政，就必须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格局有一定了解，洞察其发展变化趋势，能够做出比较准确的预测，再把这些预测与自然灾害、反常天象结合起来，才能为人们所接受。京房不乏这方面能力。

刘奭初元四年（前45年），他走上仕途，不久，“西羌反，日食，又久青，亡光，阴雾不精（清）。”京房趁此机会，“数上疏，先言其将然，近数月，远一岁。所言屡中，天子说之。”（《汉书·京房传》）通过讲灾变的方法，京房获得了元帝的信任。

京房讲灾异的目的在于干政，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由此，当汉元帝召见他时，他就趁机对元帝宣讲自己的见解，说：

“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汉书·京房传》）

刘奭被京房的见解所打动，“诏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课吏法》，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室，皆以房言烦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汉书·京房传》）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没料到在百官面前碰了壁，被搁置起来。当时，“中书令石显专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同上），二人把持朝政，与京房有矛盾。京房想除掉他们，在一次元帝宴见他时，趁机下说词，他先讲了一通帝王任人不当，会造成天下大乱，灾异横生，然后指出：

“《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皇帝即位以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雷，春凋秋荣，……《春秋》所记灾异尽备。”（同上）

他进一步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就是用人不当所致。这些话，危言耸听，令刘奭悚然心动，连忙向京房打听错用的是谁，京房趁机提出：“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把石显端了出来。由此，石显、五鹿充宗等对京房更心怀怨恨。这次京房提出《考功课吏法》，遭到官员们反对，皇帝让京房推荐其“弟子晓知考功课吏事者，欲试用之”，石显等人趁机上疏，提出“使弟子不若试师”，试图把京房排挤出朝廷中枢。元帝接受了石显等的建议，“以房为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汉书·京房传》）京房离京后，石显等借机罗织罪名，最终竟将其置于死地。

在以灾异干政方面，京房失败了，但他发展出的这套理论，在中国历史上却影响甚大。中原地区古人重视观察、记录异常天象和自然灾害，与这种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中国古代天文学有一重要特点：重视天象观测、记录。这一特点的形成，就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和京房这套灾异论影响的结果。

京房既要讲灾异，就要观察、了解灾异，这使得他有可能做出一些在科学史上比较重要的发现。例如，《开元占经》卷九“日食而珥有云冲”一节记载京房的话说：

“日以甲乙有四珥而蚀，有白云冲出四角，青云交贯中央。”

日珥是日面上不时发生的火焰状喷出物，一般情况下难以看见，日食时则较易于观察到。早在战国时代，甘德、石申就曾注意到日食时日面边缘有群鸟或白兔那样的东西，那就是日珥。京房则注意到日全食时有时可见到好几个日珥。引文中他所说的是四珥，在同一节中还提到过二珥、三珥的情形。另外，这里他所说的“有白云冲出四角”，指的是日全食时有时有白云从日面边缘向四面冲出的情景，这应当是指日冕。有的日冕呈射线状，因而有“冲出”的感觉。描述日冕的文字，此前并不多见。由此，京房的观测非常珍贵：他的描述是准确的，而且在时间上也相当早。

在科学史上，京房的地位还得益于他的音律学造诣。《京房传》说他“好钟律，知音声”，并非夸张之辞。他“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汉书·京房传》），遂以京为姓。这件事充分表明了他对音律的迷恋。

在音律理论方面，京房把传统的十二律扩展成了六十律。在此之前，人们采用三分损益法计算十二律，用这种方法，当生到第十一次（即第十二律）后，不能回到出发律上，使得十二律不能周而复始。对此，京房采用了扩展十二律的解决办法。根据传统的三分损益法，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簇，太簇生南吕，……这样依次相生，最后是无射生中吕，就得到了十二律。京房则从中吕起继续往下生，直到六十律为止。其实，六十律并非京房的发明，《后汉书·律历志》明确记载刘奭派人向京房问律，“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赣六十律相生法”。由此，六十律是焦延寿之所为，京房的作用在于把这一方法介绍给了社会。

采用六十律相生法，当升到五十三次（即第五十四律）时，已与出发律极为相似，可以周而复始了。可是，焦延寿、京房为使律与历相结合，一定要凑成六十这一整数，使得“以六十律分期之日，黄钟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复。”（《后汉书·律历志》）这当然是牵强附会。而且这种定律法在演奏实践和乐器制造方面都有困难，因而无实用价值。这种定律法的价值在于理论上给人们指出了一种可能性：可以通过极微小的音差来变换音律。

京房在乐器改良方面也做出了贡献。过去，笛不用商，只有四孔，对应于宫、角、徵、羽。京房加商于笛，合成五音。他加孔置笛后上部，便于按指吹奏。这一做法一直沿用至今。

京房的另一成就是发明了一种由十三根弦组成的称为“准”的定律器。《后汉书·律历志》记载了京房发明“准”的缘由及“准”的具体形制：“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常数。准之状如瑟，长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

在“准”发明之前，音律标准器主要由竹子制成，但喉管充当标准器，有其不足之处，即“竹声不可以度调”，很难通过调节它的长度来审音。由此，京房发明了“准”，“准”的结构原理类似于瑟，它有十三根弦。我们知道，瑟的一弦一柱，其清浊全凭移柱来定。“准”的十三弦亦各有柱，可以通过移柱调整各弦振动频率。京房以合于黄钟管音的中弦为其余十二弦的准则，由于其余诸弦粗细相同，张力相等，因此就可以用它们的长度来审音。《后汉书·律历志》对此总结说：“均其中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诸律，无不如数而应者矣。”

京房改管为弦作为定律器，还有另一目的：用以证其六十律。把音律学理论与乐器改造相结合，这种努力应予肯定。

《后汉书·律历志》在介绍京房的音律学见解时说：“房言律详于所奏，其术施行于史官，候部用之。”我们知道，王莽托古改制，曾指派刘歆组织精于律历学者讨论度量衡音律之事，后来刘歆把他们讨论结果呈报皇帝，此即史书上所谓的刘歆“典领条奏”。京房“言律详于歆所奏”，这一评价表明，京房的音律学造诣及贡献的确很高。他在科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是应该的。

在京房易中，阴阳二气的对待深入于其各种学说。于其纳甲体系，《京房易传》云：“分天地乾坤之象，益之以甲乙壬癸。震之象配庚辛，坎离之象配戊己，艮兑之象配丙丁。八卦分阴阳、六位，配五行。光明四通，变易立节。”显然，京房的纳甲原则为阳卦配阳干，阴卦配阴干，即：

阳卦乾震坎艮　阴卦坤巽离兑

阳干甲庚戊丙　阴干乙辛己丁除纳甲外，京房还将十二支纳入八宫卦中。广义的纳甲也包含纳支。纳支遵循的原则同纳甲一样，仍是阳卦纳阳支，阴卦纳阴支。二期内在机制，卢央认为，乃是历法及生律法纳入。具体为：从历法来看，冬至所在之月或建子之月为一年之始，二十二律以黄钟为首，黄钟又自冬至始，所以黄钟当乾之初九，纳支为子。此起点确立之后，京房又根据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按十二支来说，即隔八生律法，纳其它各支。隔八生律法即：律起于黄钟子位当乾初九爻，再从子位起算，历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八位，这是林钟未位，当坤初六爻，于时为六月。再从未位起算，未申酉戌亥子丑寅，这时律为泰簇寅位，当乾九二爻，时为正月。如此隔八相生，得出全部十二律及其支位所对应的爻位。这样，乾从初九到上九分别纳子寅辰午申戌六支；而坤卦是阴卦，据“天道左旋，地道右旋”之则，应右旋与六阳律相反方向运转，最后得出坤卦从初爻至上爻分别纳未巳卯丑亥酉六支。

其余六卦各爻配支的法则，按律历之相配，“十一月和五月为子午，阳支配阳卦各爻，故配长男震，……与乾卦同。十二月和六月为丑未，阴支配阴卦，故长女巽卦当之。……接着正月和七月当寅和申，又纳于阳卦，则以中男坎卦配之。……再接着是二月和八月为卯和酉，则以中女离卦配之。……然后是三月和九月，当辰和戌，以少男艮卦配之。……最后是四月和十月，为巳和亥，以少女兑卦配之。”

《汉书·艺文志》载：“京房好钟律，知音声，……房本姓李，推律自定为京氏”，由此可证，京房确有可能根据历法及生律法将十二支纳入卦体中，故卢央之说应该可信。

汉代以前，人们已将音乐看作阴阳和合的产物。如《乐记》云：“地气上升，天气下降，阴阳相摩，地气相荡，鼓之以雷霆，奋之以风雨，动之以四时，焕之以日月，而百化与焉。如此，则乐者天地之和也”。这就把“乐”作为天地阴阳二气相摩相荡的产物，将阴阳节奏视为阴阳升降的表征。《管子·地员》与《吕氏春秋》皆对音律之“三分损益法”或“隔八生律法”进行过描述。如果卢央之京房依历法与生律法纳支之说成立，那么，纳甲说的背后乃是一幅阴阳对待、流行图。

《汉书·儒林传》

《汉书·京房传》

《汉书·艺文志》

京氏一生撰写了不少的易学著作，《汉书·艺文志》载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而《五行志》又引京房《易传》、《易占》二书。《隋书·经籍志》载有：《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八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占事》十二卷、《风角五音占》五卷、《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周易委化》四卷、《逆刺》一卷、《方正百对》一卷、《晋灾异》一卷、《占梦书》三卷等。《唐书·艺文志》载：《京氏章句》十卷、《占候》三十三卷。《经典释文·序录》载：《京房章句》十二卷。以上京氏著作大多佚失，今只存《京氏易传》三卷。“考《汉书·艺文志》作十一篇、《文献通考》作四卷，均与此本不同。然《汉志》所载古书卷多与今互异，不但此篇，《通考》所谓四卷者，以晁、陈二家书目考之，盖以《杂占条例》一卷，合于《易传》三卷，共为四卷，亦不足疑，惟晁氏以《易传》为即《错卦》、《杂占条例》为即《逆剌占灾异》，则未免臆断无据耳。”（《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然今存《京氏易传》与《汉书》所引《易传》大不相同。前者言与纳甲法相关的内容，后者言卦气、灾异。故知二者是京氏两本不同的易著。清人对京氏佚失的书有辑录。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辑有《周易京氏章句》一卷，黄奭《汉学堂丛书》、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也有辑录。

《异苑》中记载了一则盗墓故事云：“京房尸至义熙中尤完具，僵尸人肉堪为药，军士分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