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野妹子（おの の いもこ）根据《日本书纪》中记载，公元607年与608年以遣隋使的身份来到隋朝，进行外交活动。其隋朝时汉名为苏因高，是当时妹子的音译。

607年作为第一次遣隋使携带国书来中国，受到隋炀帝接见。表达对中国的友好意愿。尽管在外交礼仪上出现失误，但这些外交活动显示了当时日本与中国之间的官方交流。这些交流活动也有助于日本吸收中国和朝鲜的先进文明和制度。

608年由文林郎裴世清为使，陪送回国。归国途中，因隋帝国书为百济人所夺，被处流刑，后得推古天皇赦免。同年裴世清回国时，又作为陪送使，再度来中原地区，携有《东天皇敬白西皇帝》的国书，同行者有高向玄理、南渊请安、等留学生、学问僧，前来考察中国的制度。

小野妹子于 609 年 9 月返回日本， 为了表彰他的一系列成就，将其升至皇冠第十二等级的最高等级。1985年，为了纪念这段历史，日本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等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了“日本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亭，以示对中日友好交流的纪念和敬仰。

日本与中国最早的官方交往可追溯到公元57年。中原地区史书《汉书》写道：“夫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云。”是年，作为“百余国”之一的倭奴国派遣使节带着供品到洛阳市朝贺，献生口（奴隶）百六十人，光武布赐以印绶。这是东亚地区对日本列岛社会以及中日官方往来的最早文献记载。

公元607年，日本向中国隋朝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使团终于到达洛阳，使团首领叫小野妹子。使者称隋炀帝为“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并说他带一批佛僧前来学佛法。他然后向隋炀帝递呈其君主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是“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但是，在古代东亚地区朝贡体系中，只有中原地区的皇帝才能称为“天子”。因此，日方书信把本国最高统治者称为“天子”，令炀帝大为不快，吩咐“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不过，此时中国正进行征讨高句丽的战争，也不希望增加树敌。因此，尽管出现这种失礼，中国人仍在次年选派裴世清等13人组团回访，并带回前所未有的关于日本的完整和准确的消息。而此时的日本，为恢复在朝鲜半岛南部任那的势力，派出征伐新罗的大军，也出师不利。为弥补这种军事力量的不足，也希望通过打开和中原地区王朝的国交，向新罗区施加压力。这种意图在随后的遣隋使外交中就明显表露出来。

小野妹子回国后向天皇述职时声称，将隋炀帝带给倭王的国书不慎丢失。此时日本朝野曾有大臣建议天皇以丢失国书罪判处小野妹子流刑，好在圣德太子及时晋见天皇进行劝阻。关于小野失书之说历史学家曾判断有三种可能：一是国书确实丢失；二是国书载有隋朝廷对日本修书无礼的指责言辞，小野担心天皇看了震怒，惩罚自己或导致中日修好失败，就耍滑头而故意毁掉；三是国书并未丢失，小野故意秘密呈给了天皇。但天皇因国书上有不利之词，担心扩散后不利于外交，而令小野托词丢失。凡此种种至今尚无定论，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小野的“失误”避免了可能由国书引起的中日间的紧张关系，促使裴世清的回访成功。

公元609年，小野妹子又作为送隋使回国之使再度来中原地区。此次的国书吸取了前次教训，抬头为：“东天皇敬白西皇帝”，巧妙地避开两国间的主从上下关系问题，并带来了一批留学生、留学僧。就这样，隋朝廷出于远交近攻的外交需要，大和朝廷出于迫切学习中国的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的需要，使得两国的官方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

据确切的文字记载，中日官方友好交往起于中国汉代，盛于隋唐，此后虽然有所淡化但绵延不绝。正如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所言，通过这种交往，日本“恰如婴儿追求母乳般地贪婪地吸收了朝鲜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明，于是从野蛮阶段，不久即进入了文明阶段。”

小野妹子和其他遣隋使的活动为中日两国的历史交流留下了重要的印记，推动中日官方交流出现了第一次高潮，也是中日友好关系的历史见证。

1985年，在全日本文化团体联合会会长、奈良县文化协会联盟会长、橿原市文化协会会长、文学博士户田守亮先生的积极努力下，由原市文化协会出资，日本奈良县遣隋遣唐使显彰委员会、日本奈良县橿原市文化协会、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洛阳分会三个单位在洛阳应天门遗址处建立“日本国遣隋使遣唐使访都之地”纪念碑亭一通，后又修造石亭一座，以示纪念与敬仰。

该碑纪念隋唐两代到访首都洛阳市的遣隋使、遣唐使，纪念名单中便含有小野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