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缝战斗”是“镜泊湖连环战”首战，,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极其特殊的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歼灭日军数千。

九一八事变后，驻吉林省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王德林营长率全营500余名官兵起义抗日，中共派王德林旧友、共产党员李延禄去帮助他，并担任王任总司令的“国民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在军中建立了由我党秘密领导的700人的补充团并兼任团长（孟泾清任地下党书记）。国民救国军1932年2月连克敦化市、额穆和蛟河市三县，队伍壮大到5000人，声震远近，引起日军恐慌。关东军司令部急调天野第十五旅团等部，从敦化向镜泊湖进行“征讨”。

1932年3月由共产党员李延禄（后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直接指挥的“镜泊湖连环战”，是东北也是全国“抗战第一大捷”。

此战发生于1932年3月13日至27日，在东北东部的镜泊湖地区。在东西100里、南北300里的深山野岭里，李延禄调动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部队和义勇军等，先后部署5次伏击，5战4胜，基本歼灭了日本关东军天野旅团7000人。特别是第一战“墙缝”战斗，以地下共产党员为骨干的补充团700人利用有利地形和日军骄狂心态，以手榴弹为主要武器，在10小时战斗中毙伤日军3500人以上，而自己只牺牲7人，从而创造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伤亡人数最多、我方损失最小的战斗记录，也为镜泊湖连环战取得了首战和决定性的胜利，彻底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1932年3月13日清晨，当地爱国猎户陈文起为日军“带路”，将日军诱入我军埋伏圈，李延禄率700名补充团官兵随即打响战斗。

“墙缝”的地形地貌，是补充团最强大的秘密武器。天野部队在人数、装备、训练、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大大超过救国军，但因为“墙缝”独特的地形地貌，双方优劣势发生根本的转变。

“墙缝”是夹在牡丹江市和一个山坡中间的一条5华里长小路，路边耸立一人多高的石壁，时断时续，隔一段有个裂口，被称“墙缝”。小的缝隙只能露脸，大的缝口数米宽。埋伏两端可形成交叉火力。

“墙缝”战场长5华里，陈文起把日军带到最远端的5号阵地后，李延禄一声令下，5华里长的战场上30多个袭击点（缝口）同时对敌发动袭击，令7000多人的日军被分散在30多个岩石缝口，优势兵力被化解。

高大的岩石，让日军的装备优势被化解。岩石高过人头，补充团战士躲在岩石缝口后扔手榴弹，日军的步枪、机枪无法伤及抗日战士。又因为战场狭窄，日军的炮弹飞过战线老远，失去用场，机械化部队在山地窄道和巨石缝口也无从施展，飞机又无法对与日兵近距离作战的我军投弹。

日军习惯用两面包抄、中间突破战术做进攻，也注意撒开散兵线。但在狭长的“墙缝”，无法两翼包抄，也无法攀登垂直光秃的岩石，撒开散兵线更无意义。无论单兵作战能力还是协同作战能力，在这里都起不到作用，日军唯一的选择就是向30多个缝口冲击。日军只要突破其中一个缝口，就能横向反包围抗日军。

日军指挥官认为，救国军不过乌合之众，只要冲过某个缝隙，就胜券在握，于是按小队、中队建制反复驱赶士兵向上冲。这样一来，等于主动向补充团战士喂食，扩大了手榴弹的杀伤力。据参战村民李长发说，岩石下敌兵一批一批倒下，肢体横飞，成堆成片的“死倒”垛，一片鬼哭狼嚎。

补充团战士由于伏在巨石缝下边投弹，伤亡风险大大降低，伤亡仅7人。“墙缝”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地形和日军的狂傲，让补充团有效实现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根据战后打扫战场缴获枪支的数量，估算歼灭（含亡和伤）日兵至少3500人。

战斗持续到10个小时，天野终于发现救国军的薄弱环节。他们改向埋伏在西山掩护补充团后翼的“戴营”发动强攻。见“戴营”撤退，为避免被抄后路，李延禄才下令补充团按预定路线及时撤退。

此后，李延禄又在“松荫（乙）沟”组织火烧伏击战，日兵身上和马匹背上的弹药遇火爆炸，毙伤日兵数千。据事后调查，逃出火网的日兵大约400人。这400残兵后来在“关家小铺”战斗中被击毙100多人、在“高岭子”战斗中又被击毙200多人。最后，7000人的天野部队成功西逃的不足百人。

陈文起主动去帮抗日军队侦查敌军动静，不幸被日军抓住，不仅没有泄露抗日军埋伏的秘密，还不顾个人安危，给日军当“向导”，将7000多日军引进了埋伏圈。战斗打响，陈文起被日军殴打，坚强不屈，最后被剖开胸膛。陈文起的孙子陈兴甫家住敦化市，他说爷爷牺牲时仅仅29岁，自己没有见过爷爷，但从懂事起，奶奶就给他讲述爷爷的故事，“你爷爷牺牲后，小鬼子把我们家房子也烧了，我就带着你爸爸他们兄妹3人，逃到敦化藏了起来。你爷爷是英雄，当年那场大仗，小鬼子死伤几千人。”陈兴甫一家每年清明节都要到“墙缝”去祭奠爷爷。

战后，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军”相互争功，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补充团虽然实际上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但名义上是归“救国军”领导，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孔宪荣达成一致：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而日军为了维护“皇军不可战胜”的谎言，更是秘而不宣。

解放后，李延禄奉中央首长之命回顾抗联四军历史，从1960年开始回忆、口述，历时19年，由著名作家骆宾基记录、整理，并于1979年出版了《过去的年代——抗日联军第四军回忆》一书。详尽叙述了“镜泊湖连环战”的战况：当时王德林领导的“国民救国军”和当地另一支重要抗日武装李杜将军领导的“抗日自卫军”相互争功，吵得不可开交。因为，补充团虽然实际上归共产党地下党领导和指挥，但名义上是归“救国军”领导，而开始建立补充团的一万元大洋又是李杜出的。最后李杜和救国军领导王德林、孔宪荣达成一致：都不公布这一辉煌战绩。

1980年，中央领导要求编写东北抗日联军史。今年78岁的谭译，退休前曾是中共辽宁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负责编写东北义勇军部分。他当时搜集材料时下的功夫比较大，对“墙缝”战绩吕振羽当地党史专家进行探讨。谭译说，当时他们认为不可能消灭日军几千，但也绝不是目前军史记载的100多人。作为“义勇军”部分的主编，谭译后来写的是比较笼统的“数百人或多人”。

按李延禄在回忆录中描述：日军打扫战场时将日军尸体堆成三大垛焚烧，我们总计得到被烧毁的枪筒残品1500余件，给我们在宁安市新建的兵工厂修理；搜出完整无缺的三八式步枪2000多支，装备了补充团的后备军。我军史专家称，按照日军军规，三八式步枪是天皇赐予，士兵只能人手一支。据此可见“墙缝”战斗日军伤亡至少3500人。记者在黑龙江省东宁文管所看到了国民救国军兵工厂在1932年的历史材料：“兵工厂第一批生产任务是修理宁安‘墙缝’战斗所缴获的三八枪1500支”，正面印证了李延禄的回忆。

此外，抗战期间先后任抗联五军军长、抗联第二路军总指挥、中国抗联教导旅旅长的周保中在1960年所写的《东北人民抗日战争概括》中明确指出：“镜泊湖歼敌天野部队（7000人）”，并强调在此役中“救国军总部直属补充团起着骨干作用”。谭译认为，周保中在该战役结束不久就转入救国军，担任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他广泛接触救国军官兵，尤其接触了李延禄和孔宪荣，因此该数字具有真实性，不夸张。

开国将军彭施鲁在回忆录中，也记载了抗联四军战士的军旅聊天，证实在1935年底，“补充团”未牺牲的老战士都能为歼灭天野部队作证。

“镜泊湖连环战”特别是“墙缝”大捷，从目前看，不但有修枪物证，有当事人、知情人的人证，还有战场民众代代相传的口述传承、战场遗址的地形地貌等各类史料的支持。

《镜泊湖大捷之谜》作者之一的李刚，长期从事政法工作，非常重视完整、有效的证据考证。在历时8年的调查中，他聘请了日本人野田先生（化名）在日帮助查找相关资料。根据日军史料记载，天野旅团在“镜泊湖连环战”后的方正战中只能充当督战和收容角色；天野旅团在关东军中地位下降，4月被调到后方维持治安；天野旅团战力仅相当一个大队等等，都间接证实了天野旅团经过镜泊湖连环战后的一蹶不振；日军参谋本部于连环战几天后的4月5日，先向关东军增派2个师团、后又增派1个师团，间接证实了关东军在镜泊湖连环战中确实出现兵力大失血；第二师团提前撤回仙台市时独无天野旅团的身影、日关东军高层销毁1932年军事情报和命令文档，以及其后处置了包括天野在内涉案的1名中将、3名少将，不但撤职，而且勒令退役，凡此种种，进一步坐实了镜泊湖连环战确实给予天野部队伤筋动骨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