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传庆，北平市人，毕业于上海南洋无线电技术学校，在交通部系统的威海电台、天津电台工作，由于他听力特别强，技术特别好，并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后任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领班。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内部从事情报搜集工作。1940年在重庆被捕。1945年7月在贵州息烽被中国国民党特务杀害。

冯传庆烈士和他的战友们的忠骨长眠在息烽快活岭的青山之中。

冯传庆出生于北平的一个电讯世家。在同事们的眼中，是一个勤奋好学、爱读进步书籍、思想进步、为人朴实、技术好的年轻人。他在天津电报局工作的时候，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西安事变以后，冯传庆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由于他听力特别强，技术特别好，并擅长从纷乱的无线电讯号中排除干扰，从国民党庐山无线电训练班毕业后，被留在南京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无线电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知道后，拿着国民党军委会的公函将他从交通部调到国民党军统电台，调到重庆市任军统电讯总台的报务主任，后任国民党军统电讯总台领班。

冯传庆早就听说苏联是一个到处充满光明、没有欺压、人人平等的国家，非常向往，他曾动员妹妹和自己一起去解放区投奔革命，但因为母亲孤身一人无人照顾而作罢。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国难当头，好男儿当为国分忧。”1939年1月，中国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县、确山县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受抗战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产党坚持抗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精神吸引。张蔚林和冯传庆因工作而相识，因信仰而相交，两人无话不谈，决心一起投奔延安市。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于是，两人结伴冒险来到重庆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他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第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派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相信自己，张蔚林、冯传庆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他们向叶剑英提供了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诚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任“军统电台特支”成员，接受中共党员张露萍的领导。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冯传庆在电讯总台的职位仅次于台长，管辖军统在海内外的数百部电台和上千名报务人员。冯传庆的位置可以掌握军统的核心秘密，而张蔚林任职的重庆市卫戍区电讯监察科，则负责监听重庆地区无线电讯号，控制无线电器材，正可以保护重庆地区的共产党秘密电台。他俩组成了中共潜伏在中国国民党军统之中的情报小组，其作用十分重要。为了保证安全，南方局军事组禁止他们再到曾家岩来。

1940年4月，因张蔚林被捕。当时，在报房值班的冯传庆得信后，翻墙逃出电台大院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信。叶剑英见情况紧急，立即让冯化装成商人，安排他深夜过江去延安，而冯传庆渡江以后，也被埋伏的特务抓获。这就是当时震惊国民党心脏的“军统电台案”。

1941年3月，张露萍、冯传庆等7人由重庆市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1945年6月下旬，经百般折磨，策反无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亲自给军统少将、息烽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发出密电：将张露萍等7人一同杀害。

祖父是前清官员，父亲冯念诒曾任绥远省归化电报局局长。母亲沈荷崖，生有长女握梅，二女啄霞，小女晓湘，冯传庆是唯一的男孩，排行老三。冯传庆7岁时，因父亲纳妾导致家庭不和，母亲带着冯传庆和小妹晓湘离家回到杭州市娘家。外婆家很穷苦，母亲靠养蚕和刺绣维持生活，抚养两个儿女。冯传庆靠在交通部从事电讯工作的姐夫资助，才得以上学读书。

冯传庆加入了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内部活动着中国共产党员党的一个地下“七人小组”。其他人是张露萍（化名）、张蔚林、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支部书记。“七人小组”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待机在戴笠的军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从1939年秋到1940年春的半年中，延安电台也不断收到在军统电讯总台工作的共产党员冯传庆利用电台值班间隙发出的密电。“电台特支”源源不断送出的情报，对打退中国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避免特务机关对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袭击和破坏，起了重要作用。

1984年，贵州省人民政府，息烽县人民政府在烈士牺牲的快活岭重建了烈士陵园，修建了高大的纪念碑。5月10日，烈士忠骨迁人烈士陵园。

冯传庆等七烈士纪念碑位于息烽县阳朗村西北处，该纪念碑建于1990年，是为纪念张露萍、张蔚林、冯传庆、赵力耕、杨洸、王锡珍、陈国柱等七名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