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健吾（1891-1970）是一位上海青浦人，出生在一个基督教世家。他曾用名董选青，化名周继吾、王牧师。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与宋子文是同窗好友。董健吾曾任上海圣彼得教堂牧师，后在冯玉祥部任秘书兼英文教师。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在上海参加中央特科，从事党的秘密情报和联络工作。1930年开办“大同幼稚园”收养领导人的子女和烈士遗孤，后通过张学良的帮助，送毛岸英、毛岸青去苏联。1936年6月，他受宋庆龄之托到西安，以“王牧师”身份护送美国记者斯诺和美国医生马海德去陕北苏区。董健吾被称为“红色牧师”。

1935年，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深重，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民党内部产生分化趋势，更有不少国民党将领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中共建立了秘密联系。恰在此时，亲日派头子汪精卫遭到爱国人士的刺杀。蒋介石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不得不设法开通与中共直接对话的渠道，并把这一秘密使命托付给妻舅宋子文，命他多方寻找共产党，以便早日进行国共谈判。

宋子文向来与中共无涉，接受这一重大使命后，他就找到二姐宋庆龄。她认真考虑了一下，笑着对宋子文说：“你的同学可担此任。”“哪个同学？”“董健吾牧师。”宋子文好似茅塞顿开，立即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最好的人选。

对宋庆龄委以此等重任，董健吾感到非常荣幸，一口答应了下来。当下商定，为了安全计，去陕北地区走一条最便捷的路线：坐由上海市到西安市的陇海路火车，再设法从西安赴陕北。一则可以节省时间，二则驻守西安的张学良的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抗日呼声甚高，估计不会难为董健吾。又商定西行期间暂用“周继吾”的化名。为确保董健吾的人身安全，宋庆龄决定为他搞一张“护身符”——财政部的委任状，并对他说：“这是我向子文要来的，上有国民党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亲笔签写的‘财政部西北经济特派员周继吾’的字样。这份委任状可以做你的护身符。到西安后，如果实在有困难，可以找张学良帮助，他愤恨日本侵略，或许能助你一臂之力。”

有了这张委任状，董健吾就可以以调查西北经济的理由进入陕北苏区。

张学良亲派私人座机将董健吾送到延安。董健吾将密信缝在贴身的棉背心里，携带着简单的行装，匆匆上路。

因有财政部的委任状护身，董健吾1936年1月中旬顺利到达西安市。因要件在身，董健吾不敢投宿旅馆，就找到了他圣约翰大学的同学、时任西安禁烟督办的钟可托，在钟家住下，设法寻机北上。

当时，陕北苏区还处在国民党军队严密封锁之中，即使是山间小道，也都设了哨卡。董健吾准备冒险偷越封锁线，不料时值三九严冬，一应交通，皆为阻绝，因而无法成行。他被滞留在西安40多天。

董健吾重任在身，虽有老同学热情款待，仍觉如坐针毡。40多天来，老天依旧雪飘冰封，不见任何转机。焦急万分的董健吾再也不能坐等天晴了。他知道钟可托与张学良有交往，张学良曾数次在钟可托面前流露：若有机会与共产党商讨一致抗日的主张，愿移樽就教，与中共负责人面议国事。从这一信息中，董健吾确认张学良有联共的诚意，遂下决心请钟可托引见，以财政部特派员的身份见张学良。

见面后，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和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兼以布道牧师的全副辩才，镇定而从容地将天下大势从国内讲到国外，从国民政府的抗战义务讲到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的抗战诚意，一席发之于情、归之于理的谈话不能不打动本来就苦于代蒋介石背着“不抵抗将军”骂名的张学良。而今得知蒋介石竟也萌生联共抗日之念，张学良不能不喜出望外，当即表示：“我张学良爱国之心未泯，只要为了抗日，有求必应。”

虽说董健吾带着宋庆龄的密信，又有财政部特派员的委任状，他的身份和使命不容怀疑，但张学良仍非常谨慎地用密电向南京方面询问此事。结果，南京方面证实这位牧师确是政府派出的特使，负有前往中共中央进行联系的使命。

张学良又用电台与瓦窑堡联系，那里的回电也表明，中共中央知道此人，并请张学良提供方便，帮助此人前往瓦窑堡。这位牧师居然在南京和瓦窑堡两方面都得到认可，张学良不能不对他另眼相看。于是，张学良一面将董健吾与张子华奉为上宾，隆重款待，一面故意张扬：这两位贵宾是南京来的。这一招果然起到了障眼法的作用，蒋系特务一直被蒙在鼓里。

2月21日，张学良派出私人座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至当时还是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辖下的延安市(今延安)。在机场，他托请董健吾带一封信给毛泽东，向中共表达友好的感情和共同抗日的意愿。肤施距瓦窑堡还有200里路程。在张学良骑兵连的护送下，董健吾一行在雨雪交加的泥泞中艰难跋涉了6天，终于到达瓦窑堡革命旧址。

密使胜利从延安归去复命

在瓦窑堡，他们受到李维汉、袁国平、吴亮平等人的欢迎。

当时，毛泽东与彭德怀等正率中国工农红军渡过黄河东征，驻扎在山西石楼。董健吾将宋庆龄的密信和张学良的信亲手交给秦邦宪，要求转呈毛泽东，并详细汇报了张学良的情况，转达了张学良联共抗日的意愿。他和张子华一起汇报说：他们此行的主要策划者是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人，实际负责的是CC系的曾养甫及其背后的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他们还介绍了南京国民党内部分化的情况。

秦邦宪等对董健吾的汇报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不时地向他提出各种有关问题。汇报结束后，秦邦宪陪同董健吾前往由关林改造而成的招待所下榻。

当天，秦邦宪即致电张闻天、毛泽东等，报告了董健吾之行，并介绍董健吾的党内身份云：董系“上海特科队员”，“董左右有前特科一部约十余人。”

3月2日，张闻天、毛泽东电邀周恩来、秦邦宪与董健吾、张子华等人，同去山西石楼，共同讨论与中国国民党谈判问题。张子华应邀去了山西省，但董健吾考虑到离沪已有数十天之久，怕宋子文等心焦疑虑，希望尽快回沪复命。3月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彭德怀联名来电。电文云：

“博古同志转周继吾兄：(甲)弟等十分欢迎南京当局觉悟与明智表示，为联合全国力量抗日救国，弟等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乙)我兄复命回南京时，望恳切提出弟等之下列意见：(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武装不分红白，一致抗日；(二)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三)容许全国主力中国工农红军迅速集中河北，首先抵御日寇迈进；(四)释放政治犯，容许人民政治自由；(五)内政与经济上实行初步和必要的改革。(丙)同意我兄即返南京，以便迅速磋商大计。”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向中国国民党提出联合抗日的具体谈判条件，为日后的谈判奠定了基础。

秦邦宪将电报交给董健吾，要他确保安全，迅速送达，并请向宋庆龄代致敬意。行前，林伯渠拿出3块江西省铸造的刻有斧头镰刀的银币和一套苏区的布币，请董健吾转交宋庆龄。送给董健吾的，则是80余册《奋斗》月刊。

3月5日，秦邦宪等将董健吾送至城外，握手作别。董健吾仍按原路，由骑兵护送至延安市，再搭原机飞回西安市。

次日，张学良设家宴为董健吾洗尘。董健吾向他转达了秦邦宪、林伯渠等中共领导人的问候，又向他深致座机接送的谢意。第三天，董健吾就乘火车东返，回沪复命。

3月中旬，董健吾回沪当天就前往宋庆龄府邸。此时，宋子文、孔祥熙等都已在宋府等候消息。宋庆龄非常高兴地接受了毛泽东的复信。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给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冯雪峰写了一封信，信中道：“宋孔欧美派、冯玉祥派、覃振派，特别是黄埔系中之陈诚、胡宗南，须多方设法直接间接找人接洽，一有端绪，即行告我”，“董牧师要他专管接洽欧美派并与我处直接联系”，对通过董健吾这条线达成与宋孔欧美派的联络寄予厚望。

在中国国民党看来，张子华等都是共产党的联络员，只有董健吾是代表国民党的。所以国民党提出的各种文件，仍交由董健吾转给中共中央。中共的文件也通过他转给国民党。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功实现，董健吾是功不可没的。

董健吾智送岸英岸青去苏联

1936年三四月间，董健吾去西安市会见埃德加·斯诺。在逗留期间，张学良多次邀他去府上做客。每次去，张学良和赵四小姐都十分热情，设家宴款待，还一同打麻将。

张学良夫妇十分喜爱收藏古玩，有一次，董健吾见赵四小姐不慎失手摔坏了几件明代的瓷器，痛心得连饭也吃不下。董健吾心中暗想，若有机会搞到好的古代瓷器作为礼物送给他们，可以略表心意，以答谢张学良将军借用专机和盛情款待。不久，董健吾便在西安城里找到一位过去与“松柏斋”有过生意往来的朋友，看到他珍藏一套24件小型镀釉彩瓷，色质细腻、人物各异、栩栩如生、十分精致，确属明代珍品。董健吾与这位朋友促膝长谈，终于感动了他，将这套瓷器低价买下送给了赵四小姐。张学良夫妇见后爱不释手，一定要赠以重金，但他坚持分文不收。

后来，董健吾要回上海，张学良设家宴为他饯行。席间，张学良问董健吾对他有何要求。董健吾说：“你能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上作出贡献，我愿足矣！”张点头称是，但张还是不肯罢休，一定要董健吾说出他私人有啥要求。这下董健吾才弄清真意，原来仍是为答谢赠送那套瓷器之事，便再三推辞，张学良还是执意不允。正在这时，董健吾突然想起寄养在自己家里的岸英、岸青生活那么苦，又不能上学，长此下去总不好。便说：“我有三个孩子，两个是归我抚养的革命子弟，一个是我的儿子，如果张将军能送他们出国赴苏联读书，那么将来学成回国也可为国家出力。”张学良略一思索，面露笑容，表示应允。

当时，董健吾对此并不存奢望。不料回上海市不到两个月，张学良也到了上海。张给董健吾打电话说：他这次来上海除有公事外，还要了却一件私事，履行他在西安市的诺言，约董健吾第二天上午去哥伦比亚路(现番禺路)的一家法国酒吧见面。董健吾听罢甚感突然，此事非同小可，不敢擅自决定，便马上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随即同意岸英、岸青、寿琪三个孩子赴苏。见面后，张学良说：“现在有我的部下李杜将军等人要经过法国进入苏联，而后绕道至中苏边界，准备组织在那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回国抗日。乘这个机会，我决定履行在西安时对你的诺言，让他们带你的三个孩子出国到苏联。”张学良又随手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太平洋法郎的支票，并要他立即与李杜联系，作好孩子出国的准备。随后，董健吾和同去的地下党负责人老李就登上张将军的汽车，由张驾车把他俩送到法国公园门口下车。时间大约在1936年5月间。

没过几天，董健吾同李杜接上了关系。岸英、岸青、寿琪很快就被转移到法租界宝建路 (今宝庆路)李杜将军的住所。1936年7月，李杜化名王元华，以商人身份通过多种渠道办理了出国护照，带着三个孩子登上一艘豪华的法国邮船前往法国马赛，在那里乘火车到达巴黎。在巴黎等了半年，当时苏联对入境控制极严，除同意岸英、岸青入境外，其余均不准入境。于是其余人返回上海市。

岸青给董健吾的次子写过一封信：

寿琪兄：知道你这个分别16年(应是14年)的老友的下落，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又知道你已经参加了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那就更好了。可惜岸英不在，他知道了同样会高兴的。回想起我们在上海的情景，好像就在眼前。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蒙董伯伯和你们全家对我们的照顾，我和岸英至今不能忘怀，并且十分感激的。与你在巴黎一别，我和岸英去苏联后，就进入国际教养院读书，后来岸英进大学，我中学末毕业。在苏联10多年生活过得还是好的，回国以后连中国字都不大会写，现在慢慢在学。岸英回国后就进入劳动大学。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使我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要解放全中国，还要解放全人类，只有把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才会有个人的前途。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学得不好，你在上海市学习和工作的条件比较好，希望努办学点马列著作，提高阶级觉悟，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写下这点与你共勉之。希望你常给来信。此祝近好! 　 弟岸青草上 1950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