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友自幼在兴宁石马长大，师承辛亥革命元老、中国现代教育奠基人、同盟会嘉应州主盟人何子渊。早年在家乡加入洪门，欲推翻满清政府，屡谋起事，未成。后随叔父去南洋经商，在新加坡加入同盟会，宣传革命。旋归香港特别行政区，参加黄兴组织的革命统筹部，负责运输军火。1911年4月初，奉嘉应州同盟会之令运枪械至广州市接应黄花岗起义，因事机不密，在惠州大亚湾澳头登岸时被清巡防营逮捕。被捕后，他向清军官兵宣传革命，使部分官兵深受感动，称他为“革命先生”。后被押至广州俘虏营，受尽酷刑，双足残废，仍不屈服。4月28日在两广总督署门前被杀害。葬于广州黄花岗。后经审定增立一碑，列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

辛亥革命策源地——“箭竹顶”

1904年春，丘逢甲在广东兴梅交界的“箭竹顶”茶场策划潮州市“黄冈起义”期间，在石马“星窝子”——“顺裕庐”挥笔写下“迁善楼”三个字后，在何子渊先生家里住了一晚。为了掩人耳目，第二天一早，吃完早点便坐着轿子，跟何子渊一前一后到了离星窝子大约八里开外的“箭竹顶”古茶场，因箭竹顶茶场是何子渊家的祖传产业，地僻山高，环境险峻，外人轻易不敢涉足，正是革命党人畅谈国是，针砭时弊的理想场所。故，但凡党内、盟内有重大事项要最后敲定，均要到箭竹顶协商、拍板。

那天，先后赶到箭竹顶茶场的还有子渊先生的“拜把子”兄弟——兴宁市：肖惠长、平远县：姚竹英、梅州市：江伯坚等同志……在那次碰头会上，大家基本敲定筹划汕头市“黄冈起义”的行动方案，并做了具体分工：由姚竹英继续保持与潮安人许雪秋的单线联系，肖惠长、江伯坚负责联络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何子渊负责经费统筹工作，“光汉茶庄”作为革命党人联络、避风、掩护的秘密据点……

但思想一贯激进的丘逢甲先生，这一次却异常冷静，认为条件还未完全成熟，自始至终虽持保留意见，但仍赞成按积极稳妥的原则，加快进度，尽快“起事”。后来也正应了邱逢甲的高见，两次黄冈起义均因泄密及诸多原因而导致失败，其中1907年的第二次起义规模空前，参加响应者达5000余众，潮梅两地革命党人悉数参加，影响巨大，给风雨飘摇的清廷以沉重打击。

邱逢甲在箭竹顶茶场一共住了两晚，直至正月十八才下山。期间，特地以何子渊的字：“东汉”为据，为子渊先生题下“光汉茶庄”和“渊庐”两幅墨宝。

“光汉茶庄”坐落在石马镇石马圩“光记”商店对面，营业面积约100多平方米，由何子渊的弟弟子韶负责经营，是箭竹顶“白汤茶”在海内外的经销母店，同时也是革命党人的地下联络点；箭竹顶茶在清朝乾隆非常出名，行销海外、南洋一带，民国时期，曾以此茶馈赠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陈济堂、李济深、蒋光、蔡廷、张发奎等名人，均赞不绝口；“渊庐”坐落在“光记”旁边，建筑面积约50多平方米，专供何子渊在石马中小学上学的子孙寄宿及革命党人临时落脚之用。

1904年正月十八，丘逢甲回到兴民学堂，当天便接到广东省政府的调令，不久便奉调广东学务处任职……

1907年5月，黄冈起义失败后，何子渊等领导人随即返回梅州市。不久，肖惠长、江伯坚、姚竹英等革命党人身份不幸暴露，被迫走避箭竹顶茶场达半年有余。其中：姚竹英在箭竹顶茶场住了半年多，肖惠长、江伯坚住了四个多月，邱逢甲为了营救革命党领导人及商量下一步行动方案，于1908年（戊申年）夏初，第二次来到箭竹顶茶场商讨对策，肖惠长、江伯坚、姚竹英等革命党领导人最后在何子渊、邱逢甲、罗幼山等人的疏通、担保之下得以脱险。

1904年，丘逢甲在箭竹顶茶场策划“黄冈起义”行动计划期间，为石马私塾先生黄彩平题写的屋名“迁善楼”墨宝，因刻石师父不小心泡了水，缺损了一角，这次子渊先生又在箭竹顶茶场议事厅请邱逢甲即兴挥毫重写了一张，为此，黄彩平还特地减免了何家两斗谷种的地租以表谢意。

嘉属革命党领导人何子渊、萧惠长、江伯坚等人不甘心“黄冈起义”之失败，不久又与广东兴宁石马人氏：同盟会早期领导人何天翰、何天炯等同志积极筹款，购买枪支弹药，参与筹划惠州和广州黄花岗起义。

1911年3月上旬（农历），特指派石马刁田村的革命党人陈文友负责和罗炽扬、严德明等人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运带驳壳枪18支、无烟枪17支，还有九响枪和弹药一批回惠州，拟在惠城起义，商船在大亚湾澳头靠岸时，遭巡逻清兵搜查，陈文友等人当场被捕，罗炽扬乘机逃脱。身份爆露后，严德明用革命大义说服士兵，兵勇们都尊称他们叫“革命先生”，戒备随之松懈，严德明乘夜色逃脱，陈文友被严密递解惠州。

案发后，同党严确廷偕惠州市第一中学学生杨瑞廷驰往营救未遂。驻惠的广东省陆路提督秦炳直凭直觉发现革命党人起事在即，遂密令捕获严确廷，随后专船押解陈文友、严确廷到广州市，密囚于南海监狱。

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爆发，黄兴等革命同志围攻督署事败，文友闻之，在狱中连声哀叹“同胞可怜、同胞可怜……”，狱卒闻之应曰“是诚可谓不畏死者也！”。第二天，遂被斩于监狱门外。

烈士陈文友、严确廷遗骸和“三·二九”死难烈士遗骸一同堆放于咨议局门前，后由潘达微收葬于黄花岗。1919年，审定七十二烈士第一批为56人，1922年，审定第二批为16人，1932年，审定陈文友等烈士13人，另立一碑，碑文为胡汉民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