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和1935年初，周扬、周立波分别发表文章，把苏联“赤卫海陆军文学同盟”1930年倡导的“保卫文学”译成“国防文学”介绍到中国，当时影响不大。

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华北危机严重，上海文艺界为响应党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1935年12月12日，文化界275人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接着，12月28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又发表了第二次宣言。1936年1月27日，由欧阳予倩、蔡楚生等发起成立了上海电影界救国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文学艺术提出了“国防文学”的口号。继而在文学艺术各部门相继提出了“国防戏剧”、“国防诗歌”，“国防音乐”的口号，号召各阶层、各派别的爱国作家，都来创作抗日救国的作品，把文学上的运动集中到抗日反汉奸的总流里去。随后各种国防文学、戏剧作品大量出现，形成了一个国防文艺运动的高潮。

1935年底，周立波发表《关于“国防文学”》一文，“国防文学”口号开始出现。1935年，因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反围剿战争中失利，共产国际提出“统一战线”以对抗日本，中共随之提议建立“国防政府”，国共合作。上海市左派文化界领袖周扬跟随了党的路线，于1936年初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主张中国作家联合抗日，其主张在上海相当流行。当时旅日的郭沫若也撰文支持国防文学。

根据鲁迅，国防文学是指“作家在国防旗帜下联合”，是“广义的爱国主义的文学”。政治上，“国防文学”主张联合蒋介石，国共合作抗日，文学上，主张用“进步的现实主义”来写作。

在“国防文学”的主张下，1935年末左翼作家联盟自行解散。周扬希望联合左联以外的作家，成立新的组织，组成更广泛的战线，结果在1936年成立了“中国文艺家协会”。

周扬门户之见或所谓“宗派主义”成见很深，不能容忍反对意见或迟疑的态度，认为此后文艺界只有两派，不是国防文艺，就是汉奸文艺。他提出国防文学要用“进步的现实主义”来写作，也局限了创作自由。

鲁迅对“国防文学”并不强烈反对，却不赞同周扬“宗派主义”的作风和局限了创作自由，1936年5月，和胡风另行推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得到茅盾等人的支持，形成“两个口号”论争，左派作家阵营因而分裂。

其实，鲁迅和茅盾都认为两个口号是可以并存的，但因为牵涉到个人意气和创作自由问题，论争并不止息。胡风和周扬早已对立，而冯雪峰跟周扬互斗，亦源于私人恩怨。

1936年，陈伯达发表《文学界两个口号问题应该休战》，基本上结了论争。事后中共认为国防文学的口号是适合的，但又批评了事件中周扬的处事作风。

被视作“国防文学”杰作的，有夏衍的《赛金花》和《上海屋檐下》、阳翰笙的《李秀成之死》、田汉的《卢沟桥》。在文革期间，这批作品则被批评为“中国国民党文学”和“反共卖国文学”。

文革期间，“国防文学”口号被批评为“王明、刘少奇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产物”，是汉奸文学。周扬则被指为国民党的特务，和夏衍、田汉、阳翰笙都被清算，合称“四条汉子”。四人帮倒台后，“国防文学”和周扬都得到平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