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辑览》，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

乾隆三十三年敕撰，共一百一十六卷，（附唐桂二王本末三卷）。编年记事，上起太昊伏羲氏，下讫明代，清高宗亲作御批，又称《御批历代通鉴辑览》。

此书在史书中虽无特殊价值，但剪裁和内容组织上都很精当，篇幅适中，既不像《纲鉴易知录》那样仅具梗概而略显乏味，又不像《资治通鉴》那样篇幅浩大，头绪繁多，难于卒读。

是清代通行的历史读本，民国初年也颇为流行。王文濡又补入清代史事，称为《增修补正正续历代通鉴辑览》，共140卷。

修《御批通鉴辑览》的起因，是爱新觉罗·弘历阅读明朝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一书，“以编内采录尚未精审，特敕重加订正，并增入明代事迹”。

这种因已有之书而修订增辑，是乾隆朝官方修史活动的常例，最初未必列为要务，况且当时清廷正着力纂修《大清会典》、《续文献通考》（后发展为“续三通”、“清三通”）、《皇舆西域图志》、《平定准噶尔方略》等等史书，《通鉴辑览》的纂修恐亦视作泛常之事，连清高宗有关敕令的日期亦缺记载。

然而随着纂修的进展，在认真讲求褒贬书法、斟酌义例过程中，其重要性遂被提高，纂修方至五代十国之际，已有“要之《辑览》一书非他书之比，既奉朱批，又将颁发士大夫，必家置一编”的说法。

后来，爱新觉罗·弘历在亲撰序言内，提起纂修此书的起因，乃从其“皇祖”《御批通鉴纲目》谈起，认为“皇祖”御批虽可“垂教后世”，但却未改动旧史之文，“故命儒臣纂《历代通鉴辑览》一书，尽去历朝臣各私其君之习而归之正。”

这样一来，似乎纂修此书是秉承康熙帝的未竟之业，一开始就有高标准的政治、学术目的，与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无关。

我们注意到：清官书不仅不载清高宗最初的修书敕令，而且把李东阳《历代通鉴纂要》也弄得无影无踪，《四库全书》中未收，甚至《四库全书总目》也未作为“存目”加以介绍，其中有否忌讳，实为疑案。

作为一部重要的官修史书，《御批通鉴辑览》的始修之年却没有明确的记载，《四库全书总目》在此书提要中称：“《御批通鉴辑览》一百十六卷……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而实际上，乾隆三十二年乃是爱新觉罗·弘历为本书撰写序言的题签时间。

杨述曾是本书最重要的执笔纂修人，其父杨椿为雍正、乾隆间有名学者，参修《明史》、《明纪纲目》、《大清一统志》等书。杨述曾承其家学，尤精于治史，乾隆七年中一甲第二名进士（俗称“榜眼”），任翰林院编修。《清史列传》卷七十一记述曰：“（乾隆）二十四年，充《通鉴辑览》馆纂修官……三十二年，《通鉴辑览》书成，将脱稿而卒，年七十。始编《辑览》时，折衷体例、书法、本末条件，总裁一委之。又详订舆地谬讹，汇为《笺释》。与朱筠、蒋和宁、张霁、王昶诸人，同事发凡起例，龂龂不少假。及卒，大学士富察·傅恒以述曾在事八载，实殚心力入告，奉旨赏给四品职衔”。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一二四载刘纶《杨述曾墓志铭》，记述与《清史列传》略同，且言“君之于《辑览》，则直以官与身视成书为始终，其可志也。”既然《御批通鉴辑览》一书从发凡起例开始，杨述曾就是主要纂修人，那么他充任纂修官的乾隆二十四年必然是本书的始修之年。

纂修《通鉴辑览》，清廷专设馆局，以大学士傅恒、来保、章佳·尹继善、刘统勋四人为总裁，设副总裁七人、提调官十五人、收掌官五人、纂修官十二人、校对官十人、总校官十二人，规格、规模均相当宏大。杨述曾名列纂修官之首，其他如朱筠、赵翼、陆锡熊、程晋芳，总校官如毕沅、纪昀等人，或已是文化名人，或在纂修此书中锻炼为硕学之士。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御批通鉴辑览》卷首所载爱新觉罗·弘历御制序，题签为“乾隆丁亥秋月御笔”，即乾隆三十二年秋，一般目录之书即据此作为成书之时。然而杨述曾亦卒于本年秋天，是时此书处于“将脱稿”状况，则清高宗御制序写于全书告成之前。本书卷首尚载有馆臣的《进书表》，所署日期为乾隆三十三年正月初十日，而且在《清高宗实录》中，《进书表》与御制序都载于这一日，可见乾隆三十三年正月才是本书正式告成之时。

《御批通鉴辑览》成书后，又于乾隆三十六年将书中清高宗的批语录出另成一书，共十二卷，名为《评鉴阐要》。后收入《四库全书》史评类。

乾隆三十八年开始的编纂《四库全书》活动，是清官方对思想文化和文献遗产大规模的、全面的清理，《御批通鉴辑览》也再历一次补充更定。乾隆四十年，爱新觉罗·弘历谕令将南明唐、桂二王附记于卷后。五代十国、北宋时辽朝进攻内地政权，原从后晋时起书为“侵”，此前仍书“入寇”，乾隆四十二年于校勘本书中，谕令一律依列国互伐之例书“侵”。

乾隆四十七年又命《通鉴辑览》记载吴三桂攻入缅甸擒朱由榔朱由榔事，提出不应泯没史实，对吴三桂“又何不可功则功之，而罪则罪之乎？”此外，尚有其他补充润色之处，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写成定本，收入《四库全书》，亦录入《四库全书荟要》。

最后定本的《御批通鉴辑览》起自远古伏羲，止于明末，一百十六卷，后附南明朱聿鐭、桂王事迹本末四卷，即唐王一卷、桂王三卷。仿《资治通鉴纲目》体式，但“纲”与“目”皆用大字书写，而用双行小字补叙史事、附记轶事异说、注明人物、诠释地名、考辩史实、引述前人注释和评论等等，并间或撰有馆臣的考释评述。正文、《凡例》与批语对包括《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在内的各种史书皆有指摘，而自称本书“尽善尽美，集历史学之大成，实足表里六经，准式万世”，成为撰史、评史的圭。

《御批通鉴辑览》在编纂和修订中，于义例、书法、是非褒贬等极其认真，对史实也不乏精湛的考辩，却仍未能全脱官修之书众手不齐之弊，《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荟要》两种版本及《评鉴阐要》所载爱新觉罗·弘历的批语数量各不相同、在一些重要内容上互有遗漏，文字也有错讹，盖写定之时各书未能协同校对。

书中内容亦有与《凡例》牴处，例如《凡例》明确批评贺善等人的史论“文芜义浅”，要“并加刊消，以省繁文”，而卷二十二却引贺善评刘秀的赞语，称相信图谶为其“盛德之累”，这恰与清高宗在上一卷的批语相违背。

《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及其成书，在清朝政治生活中有很大的影响，该书在官方历史学发展中也具有极高的地位。

《御批通鉴辑览序》经精心结撰，对清以前的历史作一系统的清理，成为官方述史、论史的的圭臬，而居于尊崇的地位。爱新觉罗·弘历自诩其书“于凡正统偏安、天命人心、系属存亡，必公必平，惟严惟谨，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观是书者，凛天命之无常，知统系之应守，则所以教万世之为君者，即所以教万世之为臣者也”，将此书看成为万世君臣的政治教科书。而辑录清高宗批语的《评鉴阐要》，《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圣鉴精详，无幽不烛……斥前代矫诬之行，辟史家诞妄之词，辨讹，折衷同异，其义皆古人所未发而敷言是训，适协乎人心天理所同然”，是“读史之玉衡”、“传心之宝典”，甚至认为此书一成，起到“日月著明，火可息，百家言，原可无存”的作用。按照这个说法，清以前的任何历史名著，均无法与之相比。

同是清朝官修前代之史如《明史》、《明纪纲目》等，在《御批通鉴辑览》成书之后亦相形见绌，而且有时要按《御批通鉴辑览》进行修订。爱新觉罗·弘历在批语中多次指摘本朝官修《明史》，如批评其中记载朱见深万贞儿嫉妒狠毒，前后事语自相矛盾；批评书中对朱祁镇的赞称；批评其中记述史可法由其母梦文天祥而生，是“出于野之附会，失之不经”。乾隆四十年，清高宗指摘《明纪纲目》之误，承认纂修时“朕鉴阅尚不及近时之详审”，决定将之修改，“若《通鉴辑览》一书，其中体例书法皆朕亲加折衷，一本大公至正，可为法则，此次改编‘纲目’自当仿照办理”，同时又令将《明史》亦加修订。此外，爱新觉罗·弘历还多次在批语中指出宋、辽、金、元史内人名、地名译音鄙俚，从而发起大规模修订正史的活动，其契机亦出于《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

由于《御批通鉴辑览》极严格地贯彻了要求臣下忠贞不二的纲常准则，将之推拓至明清之际，遂导致乾隆四十年在国史中特立《贰臣传》的举措，随之又在《续通志》中也照此办理，一时声势颇大。溯其思想源流，亦得自《御批通鉴辑览》的编纂。总之，无论清廷的自我评价还是该书的实际影响，《御批通鉴辑览》当时都处于官方历史学中的尊崇地位。

以《御批通鉴辑览》的纂修为契机，爱新觉罗·弘历在评断历史中总结政治经验，推动了官方社会主义和政治措施的发展。全书及其批语中，强调臣下无条件忠于君主，朝廷要建立严格的“纪纲”，主张行政“宽而有制”，认为君主应牢牢掌握用人之权，勤于政事而使权不下移，并且针对具体史事提出许多具体的见解，这些都发展了康雍以来的统治思想，维护和强化了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

清高宗反对史书滥载五行灾异等怪诞之事，斥其不实，而更加痛恨“左道”妖言，认为这是政治上倡乱之阶。他在关于刘邦斩蛇之事的批语中，指出往往有借怪异惑众煽乱者，在王莽借符命篡汉事的批语中明确提出：“左道之诛，其可贷耶！”他还赞同苏轼“大乱起于小奸”的说法，认为如果对“左道惑众者流不能早除”，会导致“自贻噬脐之祸”。爱新觉罗·弘历鉴于历代多有东汉张角等借“左道”起事造反，得出不能“养滋蔓”见解，于是对民间宗教采取不分情况、极其严厉的镇压手段，使社会矛盾激化。乾隆中期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武装斗争此起彼伏，连绵数十年，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重大的政治动荡，部分地由于清高宗的决策不当，而批阅《通鉴辑览》与此相关焉。

清高宗认为“世殊代异”，分封、井田、均田制等皆不可行，而强调保持满洲礼制、风俗，这种反对复古却主张“法祖”的观念，与其父清世宗略同。所不同的是：他从“法祖”观念引出反对一切变法的政治见解，则是在批阅《通鉴辑览》中形成的。爱新觉罗·弘历抨击王安石变法，将之与王莽改制等同，认为是“宋室致病之由”。对少数民族政权的变法，尤其加以贬斥，如攻击北魏“孝文变其祖宗之法……不德孰甚焉”；斥责完颜璟“尽变金源旧风，国势日就孱弱”等等。正如他在一项谕旨中所说：“迩来批阅《通鉴辑览》，于北魏、金、元诸朝，凡政事之守旧可法、变更宜戒者无不谆切辩论，以资考鉴”，可见“守旧可法、变更宜戒”已成为清高宗政治思维的定式。这种守旧思想，给清代政治以深远的消极影响。

在《御批通鉴辑览》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储贰问题的论断。清世宗鉴于康熙后期嗣位之争，创秘密建储之法，但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论证。几千年以来关于册立储贰、早定“国本”观念根深蒂固，储君又有立嫡、立长的原则，这充斥于经史典籍，影响极大。是恢复传统儒学的立储方法，抑或将传统方法视为井田制一样不可行于今时，还是从根本上否定传统的立储制度？三者必取其一。爱新觉罗·弘历经过一度犹豫徘徊，选择了最后一项，而这种选择是通过批阅《通鉴辑览》作出的。他在批阅商朝帝乙立嫡子辛（即后来的帝辛）为储君时，就意识到“立嫡之论”的舛误，“观此犹不悟者，非愚而何？”随后以批语批评了刘知远、李渊、李世民、朱元璋等拘于立嫡立长而导致动乱的举措，明确提出“神器当择贤而”的主张。在唐朝裴休请早立太子事的批语中，清高宗详论了册立太子之弊：“名位已定，其不肖者固不足论，即有英贤之姿，谀之者献其逢迎，忌之者亟其排陷，古今之迹章章可考也。，则何如令其同列兄弟之间均选贤而教之之为愈乎！是不亟亟于册立者，实所以保全之也……故悉而论之，以破千载之惑。”乾隆四十八年，爱新觉罗·弘历下令编纂《古今储贰金鉴》，搜集从西周至明朝因册立储贰招致祸乱的事例，附加评论，冠以有关谕旨，彻底否定几千年以来的这个传统制度，使清代秘密建储的理论系统化、成熟化。这个理论的贯彻实施，使清朝宫廷政局始终比较稳定，而其基本思想见解，在《御批通鉴辑览》中即已提出，事例也有所准备，《古今储贰金鉴》的编纂乃是水到渠成之举。

时至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末期，而乾隆朝却是一个“盛世”，作为这一时代的代表者清高宗，其思想也呈现出两重特征。他以宏大气魄、渊博学识而雄视千古，高屋建瓴地评析历史，对历代帝王和名臣几乎皆有所指摘，从中总结政治经验，在政治措施与政治理论上有所创新。《御批通鉴辑览》纂成阶段正是乾隆朝由盛转衰之际，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他在评析历史中表现出社会主义的守旧性和极端专制性，也是不可避免的。由编纂《御批通鉴辑览》而成熟起来的这些官方的政治历史观，如新的正统论思想、严执纲常伦理原则、臣民的绝对“忠节”标准、反对变法的守旧意识、秘密建储的政治理论等等，对此后清廷的思想、政策、制度有着深远的影响，使之成为一个保守、专制而又比较能有效运转的政府，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原地区社会形态的发展。

《御批通鉴辑览》的历史命运。依照既定计划，《御批通鉴辑览》“将来书成时亦必颁赐讲习”，是为极重要之书。修成后爱新觉罗·弘历自己也常常重新阅览，乾隆五十六年阅后还曾写诗，并以自注再次称此书提供“万世君臣法戒”。至爱新觉罗·颙琰朝，《御批通鉴辑览》和《评鉴阐要》确实被奉为思想法戒，尊崇至极。清仁宗将之精谨研读，并写出《恭读评鉴阐要》诗七十五首，首首赞颂清高宗的思想与见识，重申清高宗的历史论断。爱新觉罗·旻宁后期以降，资本主义列强的步步侵入，社会舆论仍倡行着以“忠节”思想，以加强“攘夷”意识，但中原地区面临的毕竟是一个亘古未有的新问题，旧的封建思想体系已显得苍白少力，《御批通鉴辑览》的“法戒”作用有所淡化。到同治朝，慈禧垂帘听政，当然不会再宣扬极力反对女后干政的《御批通鉴辑览》。爱新觉罗·载淳（同治帝）虽青年早逝，却也撰有不少经史之论，而其史论多有与《评鉴阐要》相抵牾之处，例如爱新觉罗·弘历认为商高宗用傅说为相，“恐人望未厌，托之梦图形，所为神道设教而已”，而清穆宗《商高宗梦得傅说论》 则言：“高宗之梦真也，非托也，要之积诚之所感而已”；清高宗认为史载“商山四皓”使刘知远不废太子，“其事不足深信”，而清穆宗《四皓安储论》 则对此津津言之，决不怀疑；清高宗斥陈平、周勃为“高祖之罪人”，而清穆宗则称“平、勃虽有安刘之功，亦侥幸成事而已”清高宗认为李隆基焚珠玉锦绣之事恰见其“情伪”，而清穆宗则盛赞唐玄宗“此举犹有古人慎乃俭德之遗风焉”。如此等等，可推断爱新觉罗·载淳不曾阅读《评鉴阐要》和《御批通鉴辑览》，在慈禧掌实权时期，《御批通鉴辑览》等书已被束之高阁。

清朝灭亡之后，近代学者多持贬斥清廷情绪，对清朝官方所修史书不予重视，其影响波及至今，史学界研究清史甚至研究爱新觉罗·弘历本人，亦未注意到《御批通鉴辑览》一书。同时，此书至今也未有一较为精审的校点本。

乾隆三十二年奉敕撰。是书排辑历朝事迹，起自黄帝，讫於明代。编年纪载，纲目相从。目所不该者，则别为分注於其下。而音切训，典故事实，有关考证者，亦详列焉。盖内府旧藏明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皇上几暇披寻，以其褒贬失宜，纪载芜漏，不足以备乙览，因命重加编订。发凡起例，咸禀睿裁。每一卷成，即缮稿进御。指示书法，悉准麟经。又亲洒丹毫，详加评断。微言大义，灿若日星。凡特笔昭垂，皆天理人情之极则。不独词臣载笔，不能窥见高深，即水、紫阳亦莫能仰钻於万一。所谓原始要终，推见至隐者，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不可一一缕陈。而尤於系统表年，著笔削之大旨。予夺进退，悉准至公。故大业冠号，则义等於存陈。至正书年，则旨同於在郓。知景炎、祥兴之不成为宋，而后荒弃国者始不能以滥窃虚名；知泰定、天顺之相继为君，而后乘衅夺宗者不得以冒干大统。凡向来怀铅握，聚讼不决者，一经烛照，无不得所折衷。用以斥彼偏私，著为明训。仰见圣人之心体，如鉴空衡平；圣人之制作，如天施地设。惟循自然之理，而千古定案遂无复能低昂高下於其间。诚圣训所谓此非一时之书，而万世之书也。至明季北都沦覆，大命已倾，弘光帝窃号江东，仅及一载。皇上如天圣度，谓犹有疆域可凭，特命分注其年，从建炎南渡之例。唐、桂二王迹同昰、，虽黜其伪号，犹念其遗臣，亦诏别考始终，附缀书后，俾不致湮没无传。大哉王言，量同天地，尤非臣等所能仰赞一辞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