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

蒲津渡遗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区西18公里的蒲州古城西门外，黄河东岸侧，东与《西厢记》故事发生地普救寺相依，西与全国四大名楼之首的鹳雀楼景区相望，处于旅游黄金线上，200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91年，在国家文物局的指导下，省、地、市文物部门组成了联合考古发掘队，对遗址进行了全面科学地清理发掘，完整出土了唐开元12年铸造的铁牛四尊、铁人四尊、铁山两座、铁墩四个、七星铁柱一组、明代防护石堤70余米、明正德16年（1521年）记事碑一通。还发现一座四米见方的砖屋遗址，门坎向东，当是管理渡口之所在。发掘中还发现了唐开元通宝、宋天圣元宝、元丰元宝、金正隆元宝等十余枚铜钱。

蒲津渡是古代黄河的一大渡口。蒲津渡自古以 来就是秦晋之交通要冲，历史上有很多朝代在这儿修造过浮桥。据《春秋左传》记载，姬夷元年，秦公子咸奔晋，造舟于河。《初学记》：“公子咸造舟处在蒲板夏阳津，今蒲津浮桥是也。”《史记·秦本纪》又载：“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年），初作河桥。”张守节《史记正义》谓：“此桥在同州临晋县东，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桥也。”以后东魏齐献秦武王高欢、西魏丞相宇文泰、杨坚都在这儿建造过浮桥。

唐初，山西省为京，蒲州是长安与河 东联系的枢纽。开元六年（ 718），蒲州被置为中都，与西京长安、洛阳市齐名。开元十二年（724），为了加强对唐王朝的大后方河东地区及整个北方地区的统治，李隆基任命兵部尚书张说主其事，改木桩为铁牛，易笮索为铁链，疏其船间，倾国力对蒲津桥进行了大规模的改建。《通典》、《唐会要》、《蒲州府志》均记载此事。

有宋一代，蒲律渡仍是黄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际，浮桥始毁于战火，只剩下两岸的铁牛。后来因三门峡市水库蓄洪而使河床淤积，河水西移，铁牛被埋入河滩。

今蒲津渡遗址，西距黄河堤岸2.8公里，隔河遥望陕西省朝邑县，东距古蒲州城西墙约六米，南距古蒲州城西门（即蒲津门）近百米。1988年、1991年对蒲津渡进行了全面的调查、勘探和科学发掘。根据发掘结果，唐蒲津渡遗址最深处距今地表6.5米。在靠当时河岸有一道曲拱梯形石堤，堤基下有密密成排竖钉的柏木桩，垒砌石条间贯注有铁锭，又以米浆白灰泥粘合缝隙, 十分牢固。这道石堤明确地可以看出系分两次砌筑。

开元铁牛亦称唐代铁牛，位于永济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黄河古道两岸，各四尊。铸于唐开元十二年（724），为稳固蒲津浮桥，维系秦晋交通而铸。元末桥毁，久置不用，故习称“镇河铁牛”。因黄河变迁，逐渐为泥沙埋没。1989年8月在蒲津渡遗址上经勘查发掘，处于黄河古道东岸的四尊铁牛全部出土。距蒲州城西墙51米，距西城门 110米。铁牛头西尾东，面河横向两排。伏卧，高1.5米，长3.3米，两眼圆睁，呈负重状，形象逼真，栩栩如生。牛尾后均有横铁轴一根，长2.33米，用于拴连桥索。牛侧均有一铁铸高鼻深目胡人作牵引状，现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宽0.6米。四牛四人形态各异，大小基本相同，据测算，铁牛各重约30吨左右，下有底盘和铁柱，各重约40吨，两排之间有铁山。

四尊铁牛，是至今我国发现的历史最早、体积最大、分量最重、数量最多、工艺最精的渡口铁牛，是中华古代文明成就的又一重大发现。

蒲津渡遗址是一处具有丰富遗存的大型遗址，也是我国第一次发掘的大型渡口遗址，它展现了我国古代桥梁交通、黄河治理、冶铸技术等各方面的科技成就，也直观地揭示出黄河泥沙淤积、河水升高、河岸后退的变迁过程，从而为历史地理、水文地质、环境考古及黄河治理提供了许多有用资料。

蒲津渡遗址的发掘，尤其是开元铁牛、铁人等物的出土，对研究唐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我国桥梁史、冶炼铸造工艺、废黄河的变迁、水文等，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英国剑桥大学《二十世纪世界建筑》特约作者唐寰澄先生见到气势磅礴的铁牛后，十分激动，他在向国外宣传报导铁牛时指出：“这不同于扬军阵，耀帝威的兵马俑。亦不同于宣佛法、炫珍宝的释伽舍利，也不同于讲五行、为厌胜的镇水石犀。这是一个具体的工程建设，是中国劳动人民对世界桥梁、冶金、雕塑事业的贡献，是世界桥梁史上唯我独尊的永世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