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升 （1900--1968）中将。原名泰昆、蓬生，号劲草，别号铁翁，渠县人。

姓 名： 杨鹏升 学 籍： 日本成诚士官学校步兵专科/明治大学文学系

字 号： 劲草先生

党 派： 中国国民党

籍 贯： 四川省渠县平安乡

军 衔： 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

生 卒： 1900.8.10（农历）-1968

1900年生于四川省渠县的平安乡．

1919年离开家乡，外出谋业，先后任川军川江防军总司令部书记官，第六师司令部咨议，第三师司令部咨议，四川省清乡督办军法处处长．

1922年兼任简阳护商事务处处长．

1925年委任为金堂县县禁烟分局局长，继而升任金堂，新都区，广汉市，温江禁烟统筹处处长，后因母亲病故，辞职返乡．

1928年出任四川边防军总司令部参谋兼任重庆特 税主任，重庆烟酒总局秘书．

1929年出任直系讨贼联军总司令部政务参赞，同年又任川军第二十军秘书，第二十九军训练部主任．

1930年赴日本就学于日本成诚士官学校兼读明治大学文学系．

1932年任国民革命军国民党第五军司令部参谋，同年调任中央军校战术教官．

1933年调任北路讨逆军联络参谋，同年升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兼参谋长兼江罗，泰宁县两县县长．

1934年升任东路讨逆军第十纵队指挥部参谋处长兼江罗，泰宁，建宁县，明溪县，陵化五县防剿指挥，后升任第十纵队特别党部指挥员，同年调任庐山军官训练团战术主任教官，因病未到职．

1936年出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教授兼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教授，同年复任第八十八师副师长．

1937年调任武汉警备司令部参议，武汉防空司令部办公厅副主任．

1938年夏调任豫鄂陕边区绥靖公署高级参谋，同年调任川康绥靖公署参军．

1939年调任川东北二十八县清剿督察专员，同年调任中央军校高级教官，并出任在蓉国内外各大学毕业生同学会和曾胡学会常务理事及会长．

1943年先后任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参议，粮食部川西军区公粮包装材料征购处处长．

1945年春调任重庆卫戍总司令部参议，同年调任中央军校高级教官．

1949年被委任为救国军第二路游击总司令部高等顾问，代理四川省特委会秘书长，年底随部起义投诚．

1950年受聘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重庆市文联美术工作者协会委员．

1953调任成都文化局园艺技术员．

1954年被渠县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60年渠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1968年病故狱中．

1983年渠县人民法院撤消原判，确属为起义人员．

我们从他的履历可以看出，他显然在青年时期就已经 在书法、绘画、篆刻方面显示出他过人的天赋。1930年，他正值而立之年，在日本除了就读成诚士官学校以外，还兼读了明治大学文学系，并且在这个时候于日本举办了个人金石书画展，日本前首相犬养毅、广田外相、高桥藏相亲临捧场，犬养毅还赠行书直幅一张，上书“中国第一手笔”。展览取得极大成功，为杨鹏升赢得了国际声誉。除此之外，他还多次在北京、上海市等地举办个人书画、篆刻展览。

杨鹏升尤其长于金石。1934年10月，杨鹏升曾任国民党中央大学文学院艺术系教授，专讲治印和金石文字考异。

1941年12月，国民政府国史馆筹备委员会聘请他为该会名誉采访。1946年10月，四川省政府教育厅聘请他为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成都书画展览委员会特约编。1947年，美国空军司令兰度，在徐中齐的陪同下前往拜访杨鹏升，杨为其鉴别古玉器200余件，馈赠自作画扇10柄。 1950年，杨鹏升敬赠一套《杨鹏升印谱》给毛泽东主席。1955年又将20余种金石书画著作捐献给中国国家图书馆。章太炎选编了《杨鹏升印谱》数集。北京图书馆金石组认为，杨鹏升“印章风格豪放，其艺独特，与齐白石印章风格接近。打印精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杨鹏升对金石书画艺术执着追求，锲而不舍，形成了个人独特的艺术风格，并且广交名家，吕振羽齐白石、张大千、徐悲鸿、郭沫若、刘开渠等人交往，常谦称自己为“后学”。

杨鹏升喜爱园艺。1940年，他在成都北巷子（九里堤）修建“劲草园”。成都市古名“芙蓉城”，杨鹏升在园中栽芙蓉一万株，借以点缀“芙蓉城”的雅号；另栽梅花五百株，并配上四季名花。他用中国的传统园艺，辅以西方的整齐线条，使“劲草园”独具一格。每年开放一次，前往参观的入络绎不绝，受到人们的称赞。劲草园落成之时，郭沫若、张大千、徐悲鸿等前往祝贺，郭沫若当即赋诗一首：“与人论艺常称公，蜀派印圣一世雄。味道神韵逼两汉，劲草先生知疾风”，以称赞其才。由于杨对园林艺术有一定的研究，解放后被安排在长沙南郊公园，专门从事园林艺术工作。

1950年杨鹏升受聘于西南美术专科学校任教授，兼任西南文教部和西南博物院筹备委员、重庆市文联美术工作者协会委员。1953年调成都市文化局任园艺技术员。

杨鹏升还与中共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交往甚深。杨鹏升从日本留学归国后，由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介绍认识了陈独秀。杨鹏升和陈独秀的交往，其实要追溯到更早。民国十二年（1923年）时，杨鹏升在重庆邓锡侯部当咨议，代理军法官时，喜欢阅读《中国现代文选》。对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章太炎、高一涵等人的文章十分仰慕，多次写信赞扬，陈、蔡等人也回信表示嘉勉。从此，就与陈独秀建立了联系，只是一直未曾谋面而已。1932年，陈独秀被中国国民党逮捕，章士钊等四人作陈的辩护律师。杨托章代为慰问，还买香烟、水果等物送陈，加深了与陈独秀的感情。陈独秀被释放后，因好友高一涵在武昌，前往武昌小潮街居住。时逢杨鹏升在武昌任少将参议和武汉防空筹备处办公厅副主任，这时，陈、杨才初次见面。1939～1942年期间，陈独秀定居四川江津，生活拮据，杨鹏升不仅赠其金石书画等，还多次寄去钱物。杨鹏升的资助，是陈独秀晚年生活的重要来源。两人书信往来频繁，陈独秀在信中多次表达谢意。从1939年5月5日起到1942年4月5日止，前后不到三年时间，陈独秀写信达40封，几乎是一月一封，其中1940年高达18封。除写信外，陈还赋诗送与杨鹏升。1939年11月11日，陈为杨之妻包和平写诗一首，其诗曰：“前年初识杨夫子，过访劳君昨日情。可怜胭脂坪上月，不堪回首武昌区。”以后．陈又另写诗送给杨鹏升，即：“连朝江上风吹雨，几水城东一友秋。烽火故人千里外，敢将诗句写闲愁。”陈还为杨的亡父写过一篇墓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