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大学（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全称国立中央大学，是中华民国时期中国规模最大的国立综合大学。该校1928年5月成立于南京，由张乃燕出任首任校长，闻一多、竺可桢、徐志摩、张大千、徐悲鸿等名家大师均曾在该校任教。

国立中央大学原始于清末（1902年）两江总督张之洞在南京筹办的三江师范学堂，而后更名两江优级师范学堂。1915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办，在1923年并入国立东南大学之后，于1927年与其余八校合并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但由于中山大学同名学校众多，大学院令更名为江苏大学，但3个月后即改称国立中央大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为躲避战乱迁至重庆市、成都市、贵阳继续办学。1946年11月1日，中央大学复南京，那时的中央大学开设了7个学院一共43个科系，成为当时中国大学里系科中设置最齐全完备的大学。

1949年8月8日，改名国立南京大学，两年后去国立二字，改称南京大学。1952年，南京高校院系调整，南京大学被拆分成12所高校，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继承中央大学原址，南京大学迁至鼓楼金陵大学原址。1962年中央大学在中国台湾以“复校”名义重建，成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最终于1979年复名中央大学。

2006年，中央大学(国立东南大学)旧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筹办学堂折》，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呈请在江宁区（今南京）办师范学堂。1903年，张之洞又以《创办三江师范学堂折》上奏清廷，重申“师范学堂为教育造端之地，关系尤为重要”，提出以哺育文明的师范学堂取代旧式江宁府学，在明朝国子监旧址建立三江师范学堂。6月25日学堂开学，由中日教习“互换知识”一年；至次年11月正式招生入学。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学堂更名两江师范学堂，并由时任江宁提学使的李瑞清出任监督（校长），李瑞清到任后，对学校进行了变革，开设了公共科、分类科、选科、预科及补习科，停办初级本科，专办优级师范本科。1911年12月南京光复以后，李瑞清“挂冠而去”，教务长雷恒返回江西老家，日本教习、中国教职员及五百余未毕业的学生也都星散。两年后，“二次革命”发生，当时任江苏省民政长的韩国钧接到两江师范学堂的管理员李承颐的报告后，下令江苏省教育司“会同警察总厅封锁两江师范学堂，等候改制开学”。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教育部的教育指导方针改革和全国教育体制改变。1914年，在两江师范学堂的基础上筹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委任江谦为校长，次年学校正式开始招生，成为中国最早成立的六所国立高等师范学校之一。学校成立之初，开设国文、物理化学两部和国文专修科，均以培养中等学校师资为目的。一年后，陆续成立了数个专修科。

1918年3月21日，校长江谦因病休养，经教育总长傅增湘批准，由教务主任郭秉文代理校长。第二年9月，教育部正式委任郭秉文为校长。1920年1月设立校长办公处，校长自兼主任，由刘伯明任副主任（副校长）。同时，郭秉文校长将南高的2部合建成文理科，下设8系。即国文系、英文系、哲学系、历史系、数学系、物理系、化学系和地学系，再加上原来的6科和新增加的2科——文理专修科和国文专修科，共有8系8科。有人对南高有过这样的评价：南高诸所擘画，颇异部章，而专科增设之多，尤为各高师所未见。南高的科系设置实际上已突破了师范的界限，具备了综合性大学的雏形，为创设大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20年4月，郭秉文在南高校务会议上首次提出“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址及南洋劝业会旧址建立南京大学”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并决定组成大学筹备委员会。12月7日，国务会议全体通过，决定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为基础筹办大学，定名国立东南大学。1921年6月6日，校董大会召开，一致推举郭秉文为校长，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宣告成立。8月，国立东南大学正式开办招生。1923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最后一届学生毕业。1923年7月3日，南高行政会议议决取消高师案。从此，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全部归并到原本是由自己派生的东南大学，并将高师校牌撤去，所属中、小学也同时改为东南大学附属中、小学。校长仍由郭秉文担任。南高并入东大、合二为一之后，学校学科达到5科27系，居全国之首。美国著名教育家、世界教育会亚洲部主任孟禄博士在考察了中国各主要大学之后，称赞东南大学“为中国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有希望的现代高等学府”。

1924年，由于学校预算问题，决定将工科停办，东南大学的工科于1924年秋便从东南大学划出，与河海工程专门学校组建成了国立河海工程大学。东大原工科主任茅以升担任校长。

1927年3月中旬，由于北伐战争爆发，政局动荡，东南大学被迫停课，师生四散，仅有一些职工看管学校，校务由文科主任卢晋侯（锡荣）苦心维持。北伐军攻下南京后，国民政府改变教育管理体制，实行大学区制，将原国立东南大学、河海工程大学、江苏省法政大学、江苏医科大学、上海商科大学以及南京工业专门学校、苏州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商业专门学校、南京农业学校等江苏境内专科以上的9所公立学校合并，组建为国立第四中山大学。这是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而命名为“中山大学”的，同时因南京系北伐军攻克的第四座历史文化名城，故在其之前再冠以“第四”二字，称第四中山大学（简称“第四中大”或“四中大”），以有别于广州市的中山大学（即第一中山大学）、武汉的第二中山大学（即武汉大学）、杭州的第三中山大学（即浙江大学）。第四中大隶属于中央政府，校名之前得加“国立”二字。后经校务会议议决，即以6月9日为第四中山大学成立纪念日。  四中大初设9个学院，即自然科学院、社会科学院、文学院、哲学院、教育学院、工学院、农学院、商学院和医学院，各院下分系或门组。需要说明的是，编制上略低于系的“门”、“组”的含义均近似于“专业”而又不尽相同。而“科”，在东大时相当于“学院”，如文科、理科、教育科等；在“科”改称学院后仍然设立的“科”则相当于“系”，如农、工、商学院诸科等。

1928年2月29日，大学院（由教育部更名而来）大学委员会通过了更改校名的办法，并发布了165号训令，要求第四中山大学依令更名“江苏大学”。此举遭到学校师生的抗议，在列述了不宜改称江苏大学的理由后，代表团恳请大学院收回成命，改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为“国立南京大学”。此议未被采纳。

在1928年更名江苏大学之后，学校学生群情激愤，多次进行请愿，协商无果后，学生进行了罢课抗议。4月24日大学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加‘国立’二字。”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大学委员会的提议又对此案进行复议，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国民政府任命吴稚晖为校长，吴坚辞不就。校长便仍由张乃燕担任。自此国立中央大学正式落定。

1932年8月，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独立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今上海财经大学），医学院独立为上海医学院（今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1935年，国立中央大学重新成立医学院，学制改为六年。

1937年10月，抗战爆发，中央大学西迁入川。入川后，中央大学分为四处：(1）重庆沙坪坝区校本部：(2)重庆柏溪分校；(3)成都华西坝的医学院和农学院的畜牧兽医系；(4)贵阳的实验学校。在抗战期间，中央大学不断扩大办学规模，使中央大学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鼎盛时期，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之一。1941年和1943年教育部实行“部聘教授”制，规定“在大学任教10年以上，声誉卓著，具有特殊贡献的教授，经审议会2／3以上通过”，可为部聘教授，原则上每学科1名，任期5年。两批共评选出“部聘教授”45名，中央大学有12席，超过1／4，位居各校之首。

1940年4月，汪精卫统领的伪行政院通过在南京设立中央大学案，着手成立“复校筹备委员会”，命赵正平兼筹备会主任，开始紧锣密鼓的“复校”工作。“恢复”办学的中央大学，于1942年迁至金陵大学原址。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汪精卫倒台，南京中央大学也随之解散，9月底，中央大学复员委员会成立。吴有训任主任，江良规、胡家健任副主任。1946年11月，国立中央大学迁回南京。

1949年4月20日，人民解放军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5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刘伯承、副主任宋任穷委派市军管会文教接管委员会大专部部长赵卓为中央大学军代表，并负责该校接管事宜。8月8日，根据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员会通知，国立中央大学改名为“国立南京大学”。

1949年4月南京解放之后至1950年5月，国立南京大学属南京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领导。1950年5月20日，奉华东军政委员会命令，南京高教处于5月底结束工作，国立南京大学、安徽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四校改由华东军政委员会直接领导。同年10月10日，接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吴有训签发的通知：“经政务院核定，除私立学校于校名上加冠‘私立’二字外，各级学校校名不加国立、省立、市立及公立字样。”自此，学校校名即去“国立”二字称“南京大学”。1951年7月，南京大学改行校长制，潘菽被任命为校长。

1952年，为使高等教育能够适应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部署，参对南京大学进行调整：主体仍为南京大学，学校迁至原金陵大学校址；工学院独立为东南大学（今东南大学）；师范学院独立组成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农学院调入浙江大学部分科系，组建南京农业大学（今南京农业大学）；水利系独立为河海大学（今河海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与金陵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建南京林学院（今南京林业大学）；工学院航空工程系与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两校的航空系合并，组建为华东航空学院（今西北工业大学）；医学院在1951年1月即改变建制，属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领导，经费供给由军区卫生部负责，但仍保留南京大学医学院（今空军军医大学）的名称；文学院的哲学系调整后并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法学院的法律、政治两系调整至华东政治学院（今华东政法大学）；经济系调整至复旦大学。 自8月21日起，各院校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顺序依次搬迁，有条不紊，至9月中旬顺利结束。10月1日，举行了“南京大学”校门横匾揭幕典礼。10月10日，1952-1953学年的第一学期正式开学。

经原“国立中央大学”迁台校友多方努力，1962年在台湾以“复校”名义重建中央大学，初期设址苗栗二坪山，成立中央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1968年迁址中双连坡，恢复大学部并改名为中央大学理学院。1979年7月正式复名为中央大学。

中央大学成立之初，内设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哲学、教育、农、工、商、医九学院。1928年，张乃燕任校长后，将原第四中山大学的九个学院调整为文、理、工、农、商、法、医、教八个院系。

抗战开始之后，由于战火蔓延，中央大学举校西迁，分为四校教学，直至1945年，共设置了七个院系。

在1946年复员南京之后，中央大学继续发展，有7个学院、37个系、6个专修科、26个研究所，成为当时中国大学里系科中设置最齐全完备的大学。

中央大学建校初期，共有435名教职工。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有黄侃，王晓湘，汪国垣，楼光来、徐志摩、张歆海、范存忠、郭斌和、周其勋、沈刚伯、顾毂宜、徐仲年等。外国文学系首任系主任是闻一多；楼光来、范存忠、郭斌和和后来的陈嘉教授，常被外语界称作“四大天王”。教授有历史系教授有柳诒徴、缪风林、陈训慈、徐子明、刘继宣、郑鹤声等。理学院教授有段调元、何鲁、丁文江、李四光、翁文灏、杜作梁、童第周、竺可桢等人。中国第一个物理实验室即诞生于此。法学院教授有周鲠生、乔万选、吴建邦、赵谦、程天放、雷沛鸿、胡文炳、狄侃、陶希圣等人。教育学院教授有郑晓沧、张士一、王书林、陈鹤琴、邵爽秋、钱宗琮、常导之(导直)、潘菽、萧孝嵘、陈剑、何运暄、张信孚、朱季青等人。农学院教授有蔡无忌、梁希、金善宝、刘运筹、叶元鼎、莫定森、李驹、郭须静、张天才、罗清生、何尚平、常宗会、张海珊、何畏冷、邓叔群、姚醒黄等。工学院知名教授有周仁、顾毓琇、陈解、卢恩绪、张谟实、戴居正等。医学院有颜福庆、蔡翘、汤飞凡、童第周、乐文照、牛惠生、袁翰青、赵廷炳、郑华炽、王家楫、伍献文等。

师生概况与教学生活中央大学迁渝后，1941年有教授、副教授183人、讲师39人，助教179人。1944年，有教授、副教授290人、讲师76人、助教224人。高级职称（当时称学衔）的教授、副教授和初级职称的助教各近半数，其师资队伍的结构呈蜂腰形。高级职称的教授、副教授是教学的主力军。最年轻的教授，如翁文波（翁文诵之弟）、张宗燧、黄玉珊、李旭旦、时钧等，都在30岁上下，被戏称为" Babyprofessors "（婴孩教授），或" Boyprofessors "（少年教授）。地理系教授胡焕庸、教育系教授艾伟、法学院教授孙术文、农学院教授梁希、医学院教授蔡翘为部聘教授。后又有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楼光来教授、中文系胡小石教授、历史研究部上任柳诒徴教授、教育系常导直教授、化学系主任高济字教授、法律系戴修骏教授、艺术系徐悲鸿教授被评为部聘教授。当时全国审定部聘教授45名，其中中央大学有12名，占总数达四分之一。这也是中央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学术地位的标志之一。

据1947年1月的统计，学校共有教职工1266名。其中，文学院院长为范存忠，全院教师100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3人（兼任6人），有胡小石、楼光来、缪凤林、宗白华、吴祖湘、范存忠、方东美等全国知名教授，新聘了古希腊哲学研究专家陈康教授等；理学院院长为欧阳翥，全院教师158人，其中教授、副教授63人（兼任6人），该院有知名教授如高济宇、胡焕庸、孙光远、潘菽、涂长望、肖藍嵘、欧阳、赵忠尧、任美锷、徐克勤等；法学院院长为何联奎，全院教师80人，教授、副教授58人（兼任23人），其中孙本文是社会学家，戴修瓒、何联奎是法学家，朱锲、吴传颐、黄正铭、江康黎、韩儒林等都是不同领域的知名学者，又延聘了国内经济学界的专家赵兰坪、巫宝三、胡善恒以及一批兼任教授；师范学院院长为徐养秋，全院教师85人，教授、副教授36人（兼任4人），拥有吴蕴瑞、吴贗、江良规等教授、副教授；农学院院长为罗清生，全院教师94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6人（兼任4人），拥有梁希、金善宝、冯泽芳、罗清生、刘庆云、邹钟琳、张德粹、耿以礼等一批农学专家；工学院院长陈章，全院教师142人，教授、副教授58人（兼任7人）；医学院院长戚寿南，全院教师115人，其中教授、副教授37人（兼任2人），聘请皮肤科教授于光远、公共卫生科教授戴孚民、临诊检验科教授高学勤，耳鼻咽喉科主任胡懋廉、牙科主任陈华、神经科主任程玉麟、寄生昆虫科主任郭绍周等。

中央大学研究院于1939年秋正式招生。初创时设5所7个学部，后又相继成立文科、医科研究所。至复员前，中央大学研究院已拥有7所23学部。中央大学还经常举办各种学术报告会、座谈会等活动。潘菽、梁希、金善宝、干铎等教授组织"自然科学座谈会"提倡既要学科学又要学哲学。汪国垣教授的"唯美主义诗人李义山"，宗白华教授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与浮士德"，卢翼野教授的"元曲之艺术"，王玉章教授的"牡丹亭"等学术报告。艺术系则经常举办画展，如张书旅教授的"港美画展"，傅抱石教授的"重庆市画展"，徐悲鸿教授在南洋举办画展，捐献售画所得支援抗战。这些学术活动在国内外获得了良好的反响。此外，中央大学还经常约请校外学术界人士来校讲课或讲演。如请郭沫若讲"屈原"，邵祖平讲"楚辞"，茅以升讲"桥梁工程"，老舍（老舍）讲"现代文艺"，冯友兰讲"贞元三书"以及数次请马寅初讲"战时经济问题"等等。

抗战前，中央大学图书馆已具相当规模。馆舍占地2328.17平方米，各阅览室可容500余人，藏书40余万册。“八·一三”以后，遭敌机轰炸，损失部分图书；西迁时，运输途中沉没十大箱；抵渝后，在重庆沙坪坝区暂建馆舍2所，次年秋又于柏溪分校建分馆2所。但当时经费短缺，添购不多；敌机空袭，又损毁不少，馆藏已不足20万册。复员时，全部运回南京。南京沦陷时，校园成了日本军医院，图书馆改为医院病房，原来从国外购置的钢铁书架及桌椅荡然无存，一时难以开放。学生上自习都跑到紧邻的成贤街中央图书馆去，当时，中央图书馆的签到簿上99％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大大加强了社会图书馆的压力。为此，学校赶制桌椅，没有钢铁架，改用木质双面架，因陋就简，检点整理，于1946年12月复馆。开放五个阅览室：参考书阅览室、杂志阅览室、日报阅览室、教职员阅览室及特别阅览室（善本及不外借之图书）。图书馆设主任、副主任各1名。丁家桥设立分馆，由副主任分管。馆务分中文编目、西文编目和阅览三部分。

复员后，图书馆在各院设立图书室。开初统一由图书馆提供书籍，后来又给予各院自行图书采购权，各院可以根据教学的需求，有计划地购置图书，各图书室在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如师范学院和工学院图书室，前者侧重搜集国内外教育研究图书资料，收藏教育类图书3000余册（不包括期刊），称为教育研究室；后者增购了最新出版的工程类图书，配备了教育部规定的大学图书及大学丛书中之工程类图书，收藏工科类中西文图书6000余册（不包括期刊），称为工程图书室。图书室的管理工作，则由图书馆统一派员担任；各院自行采购的图书先由图书馆统一登记、编目后，再返回图书室。1947年教育部拨专款为理、工、农、医四院添购图书设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赠送一批外文书籍，其中有最新版的大英百科全书等。美国图书馆远东委员会主席白朗博士与美国国会图书馆副馆长克莱普来华考察时，赠送了外国年鉴、期刊等。

据1944年《国立中央大学校刊》统计，当年中央大学教师公开出版的教材和专著就达40余种。中央大学作为全国重要的文化学术中心，除公开发行的《文史哲》、《科学》和《社会科学》三种大型季刊外，还负责主编数十种全国性的学术刊物和丛书，如李寅恭主编的《林学》，是中华林学会唯一的学术期刊，陈耀真、邱焕杨主编英文版的《中华医学杂志》盛彤笙主编的《畜牧兽医月刊》，艾伟主编的《心理研究季刊》，徐仲年主编的《文艺月刊》以及《中、法、比、瑞文化从书》等。

中央大学每年都有许多新著问世。如：农艺系金善宝的《中国小麦区域》，邹钟琳的《普通昆虫学》。地理系胡焕庸的《中国经济地理》，朱炳海的《普通气象学》，黄厦千的《航空气象学》，教育系艾伟的《高等统计学》，肖孝嵘的《教育心理学》，畜牧兽医系罗清生的《家畜传染病学》，心理学系潘菽的《普通心理学》，地质系孙的《岩石学》，史地系缪凤林的《中国通史要略》，社会学系孙本文的《中国社会问题》，中文系常任侠的《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等等。

学校理、工、农科的教师与社会各方面合作，开展生产技术、矿产勘察、水利移垦、公路建设、农作物病虫害防治，良种的繁殖与推广、滑翔机木材之研究等。比如，应中华自然科学社邀请，李旭旦、郝景盛和任美锷（时任职浙江大学）进行了西北考察，他们对川北和陇南市一带的地形、气候、土地利用、民族、教育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然后对该地区的工业、农业和交通的建设提出规划，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另有梁希的《川西大渡河流域木材松脂采集》，李学清的《陕南矿产考察》，耿以礼的《青海牧草考察》，戈定邦的《新疆矿产考察》，张可治的《川西公路考察》等都提供了翔实资料，为西部开发作出了贡献。1943年，国防科学技术策进会悬奖10项专门研究，物理系王恒守和陈廷（研究生）发明的“直接镀于钢铁之方法”，化学系方振声发明的“汽油精”和梁守渠创制的“耐酒精涂料”三项获科学发明奖。还有化学系赵廷炳“阳离子分析法的研究”、物理系赵广增和汤定元的“放电管中电子温度之研究”，以及航空工程系“滑翔机的制造和研究”等，中国天文研究所所长张钰哲（原中央大学教授，时为兼任教授）偕同高淑（中大研究生），于1941年9月21日赶赴甘肃临洮观察日全蚀。

 中央大学校徽由艺术系教授陈之佛设计，时间约为1933年。陈之佛（1896-1962），1923年毕业于日本东京艺术大学，为工笔花鸟画名家，自1930年起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后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南京大学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副院长。陈之佛设计的校徽为等边三角形，紫边、黄底、红字、黑色图案。色彩上体现了中大“校色”的特点。其设计构想及其含义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1）图案正中央的牌楼门是中央大学的新校门，往内望去是圆顶的大礼堂，它们都是中大的标志性建筑，把它们置于校徽的正中央就是要体现“中央”之意。（2）礼堂高大雄伟，形同苍穹，寓意“全国最高学府”，“涵盖全部学科”。（3）礼堂两边是城墙垛子，表示中大“建在六朝古都石头城内”。（4）校徽下端有数行水纹，“表示学校设在长江之滨，学校的历史源远流长”。据陈之佛之子、中央大学校友陈家回忆：“在校徽设计时，中央大学大礼堂和四牌楼的大门均已建成，成为中央大学的突出标志。图案庄重、美观、大方，并一看就知道这是‘国立中央大学’，达到了校徽的作用。”

罗家伦提出了"诚、朴、雄、伟"四个字的校训。

"诚"即对学问要有诚意，不以其为升官发财的途径，不以其为取得文凭资格的工具。"朴"就是质朴和朴实的意思。崇实而用笨功，才能树立起朴厚的学术气象。"诚朴"二字，可以说是两江师范、南高、东大以来，多年形成的学风传统的基本内涵。罗家伦针对时弊，加以阐述，便有了新意。当年在中央大学物理系任教的戴运轨教授，是原子物理学家，后来在台湾担任作为台湾中大前身的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和1969年成立的台湾中大的首任校长，在回忆母校的文章《中大、金大、台大与我》中说：诚朴二字是中大相沿成习、蔚然大观的校风。

"雄"，是指"大雄无畏"的雄，以纠正中国民族，自宋朝南渡以来的柔弱萎靡之风。第四个字"伟"，指的是伟大崇高的意思，要从整个民族文化的命运着眼，不可有偏狭纤巧，存门户之见，故步自封。

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之一(汪东词，程懋筠曲)：

维襟江而枕海兮，金陵宅其中。陟升皇以临睨兮，此实为天府之雄。哉郁郁兮，文所钟。宏哉舍兮，甲于南东。干戈永，弦诵斯崇。百年树人，郁郁葱葱。广博易良兮，吴之风。以此为教兮，四方来同。

国立中央大学校歌之二（罗家伦词，唐学咏曲）：

国学堂堂，多士跄跄；励学敦行，期副举世所属望。诚朴雄伟见学风，雍容肃穆在修养。器识为先，真理是尚。完成民族复兴大业，增加人类知识总量。进取、发扬，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

自清末建校，历任领导及在任时间如下表

中央大学的校园建筑很大程度上受到西方建筑史上折衷主义复古思潮的影响，用西洋古典建筑式样的建筑外壳去包装具有现代特点的使用空间，形成排列有序、错落有致的建筑群。

中央大学南京旧址主要有四牌楼和丁家桥（农学院、医学院）中央大学南京四牌楼旧址（即现今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现已开发为中央大学历史风貌区，主要包括现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和现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1991年，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建筑群被国家建设部、国家文物局评为近代优秀建筑，1992年被列为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国立中央大学”旧址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保留的建筑有校园南大门、大礼堂、生物馆、牙科医院等。这些建筑，基本上呈对称布局，从南大门至大礼堂形成一条中轴线，其他的建筑物依次排列在中轴线的两侧。2016年，南京中央大学旧址（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中央大学重庆旧址主要位于重庆沙坪坝区（抗战时期主校区）、柏溪（一二年级新生校区）等地。保存建筑有：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七七抗战大礼堂遗址等。原中央大学大礼堂位于现重庆大学松林坡麓，现为重庆大学礼堂。大礼堂建筑主体保存较好，正纳入重庆市沙坪坝区第三批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之列进行保护。

1927年11月间，教育界人士有了更改第四中山大学校名之议。1928年2月29日，大学院（由教育部更名而来）大学委员会通过了更改校名的办法，并发布了165号训令，要求第四中山大学依令更名“江苏大学”。改名“江苏大学”的训令正式下达后，四中大师生“不胜骇异”，立即成立了“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定校名请愿代表团”。代表们上书大学院，认为江苏大学“既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并详细陈述了改名江苏大学的失当之处，代表团恳请大学院收回成命，改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在南京大学历史上，这是第二次要改名“南京大学”的动议。第一次是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基础上筹建国立大学时)。可惜，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

1928年2月10日，大学委员会通知，第四中山大学“应即照改为江苏大学”。全校师生大失所望，非议甚多。至2月23日四中大才极不情愿地依令更改校名。让师生更不能接受的是，4月5日大学院又作出决定：“大学区大学均不必加‘国立’二字”，原第四中山大学只称“江苏大学”。学生得悉后，群情激愤。4月13日学生在体育馆召开大会，一致反对改名“江苏大学”，并摘下“江苏大学”的牌子，一路游行，抬送到位于成贤街的大学院，“奉还”校牌，以示抗议。并宣称在达到要求以前，仍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之名。学生到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无果而回。后又传来大学院的严厉训斥：“竟有不叙姓名而自称国立中山大学学生百余人，忽将江苏大学牌子至本院，似此儿戏举动，殊不类曾受高等教育者。”学生闻之，异常愤慨，乃议决自20日起罢课三天，并将江苏大学的招牌存放于学生会，永不悬挂。4月24日大学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加‘国立’二字。”5月4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到校宣布了这一决定，校名风波始告平息。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大学委员会的提议又对此案进行复议，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国民政府任命吴稚晖为校长，吴坚辞不就。校长便仍由张乃燕担任。

从创建第四中大，历经江苏大学到定名中央大学，学校规模等一切照旧，张乃燕一直担任校长职务。但由于这所大学既已定名为国民政府的中央大学，所以朝野上下便认为张乃燕的名望、资历等均不足以此重要职务，张乃燕本人亦提出辞呈。于是1928年6月9日国民政府决定任命中国国民党元老吴稚晖为国立中央大学校长。但是吴稚晖坚辞不就。中大校长一职便仍由张乃燕担任。1930年10月，张乃燕辞去校长职务。中大聘黄曝寰为总务长，但为学生所反对。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中央大学的控制，决定将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调任中央大学校长。朱家骅于12月13日到校就职。他在政治上对师生的控制较前有所加强，尤其是在九一八事变后，他一再压制学生的抗日爱国运动，引起中大师生的反感。1931年9月28日，中大学生因九一八事变后外交失败而怒打傲慢无礼的外交部长王正廷。12月17日又围攻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并冲砸诋毁学生运动的《中央日报》馆。朱家骅因此而引咎辞职。朱家骅辞职后，校务由法学院院长刘光华代理。1932年1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政治系教授桂崇基为中大校长，桂因遭到学生的反对而辞职。1月31日，国民政府又任命曾经做过东南大学董事、东大行政委员会副主任的任鸿隽为中大校长，任坚辞不就。此时刘光华亦辞代理校务之职。6月28日，行政院议决由教育部政务次长段锡朋代理中央大学校长。次日，段锡朋到校视事。中大学生出于对中国国民党统治的不满，高呼口号，反对段锡朋出任中大校长，部分学生甚至扭打段锡朋，砸毁了段的小汽车。段锡朋十分狼狈，仓惶离校。蒋介石闻讯，极为震怒，即刻下令解散中央大学。经过整整一个暑假的整顿，最后宣布开除学生19名。8月26日，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中大校长。罗家伦于8月25日接到任命，他表示不愿接任中大校长，他说：“命令朝达，辞呈夕上，余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校长，决无弃之而从事风波时起、百端待理之中大的意愿。”但屡辞不果，终于声明，以一年为期，接受了这一职务。历时四年的中大易长风暴潮乃告结束。

学生中最早成立的秘密反日团体是“群社”，它是1940年8月由理工学院、农学院部分学生组织的。1941年9月，在“群社”的基础上，扩展成立“团结救国社”（简称团救社），他们以团结反日为宗旨，创办《萤光》半月刊，到社会上秘密散发，影响较大。由于活动过于暴露，1942年2月《萤光》被查抄，朱为捐被迫离开学校，转移到苏南抗日根据地，“团救社”停止了活动。1941年秋，理工学院土木系秘密成立“青年救国社”（简称“青救社”），并积极在其他院系发展社员。在党组织的秘密领导下，多次组织进步学生与日伪作斗争。教育学院和文学院学生组织成立“民社”，公开以“以诗会友”为宗旨，团结群众，传播进步思想。

汪伪政府为了笼络青年学生，于1942年秋和1943年底先后成立“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不久，南京中大的进步社团纷纷加入，“青救社”、“民社”的骨干分子慢慢地控制了这两个组织的活动权。利用寒暑假举办“讲习会”和“活动营”的方式，组织各种演讲、座谈、辩论等，引导青年学生走出狭小的生活圈子，投入救国救民的广阔天地。“学生互助会”办有《学生》、《女青年》两种刊物。主要是中大的爱国青年负责编辑。 “学生互助会”和“干字运动实践会”还办过图书馆。每逢寒假或暑假，中大部分学生利用“学生互助会”的名义，到社会上举办过多次补习班和妇女文化夜校；“干字运动实践会”还在中央商场和太平商场等地开办职工补习学校，一面帮助职工学习文化知识；一面进行政治思想教育，从中培植进步势力，为后来开展职工解放运动播下了火种。

1946年6月，中国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召集全校教授大会，通过《要求提高教育经费，改善教员待遇宣言》，郑重作出五项决议，并表示“如不能达到目的，吾人为国家前途及实际生活计，当采取适当步骤，以求五项决议案之有效贯彻”之决心。《宣言》要求全国从事文化教育的工作者，一齐起来，坚决支持此决议案，这呼声震动了南北方各大学，也引发了学校的“吃光运动”。5月13、14日全校罢课。5月15日上午8时，中央大学、剧专等校学生集体请愿队伍出发。中央大学学生要求增加副食费集体请愿的消息传开，杭州市、上海市、苏州市、南昌市等地的高校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校也相继响应。

1947年5月20日晨，中大学生和沪苏杭学生代表5000余人在中大操场集合出发，并与金大学生汇合。队伍到达珠江路口，有500余名武装宪兵和警察强行阻止通过。游行主席团当机立断，带领队伍冲破封锁线。宪警遂即反扑，抢夺、撕毁旗帜和标语，用皮带、鞭子、木棍等殴打学生，还开动消防车向队伍喷射。学生们与之激烈搏斗，同学间相互救助，一齐向前冲跑。这场镇压，学生重伤19人，轻伤104人，遭毒打的500余人，被捕28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二〇惨案”。

当晚，中央大学教授会、助教会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发表声明，抗议政府的暴行；全国各地和社会各界，包括华侨和港澳同胞、国际学联、美国青年大会都发来声援、慰问函电。柳亚子、郭沫若、茅盾、叶圣陶、章伯钧、马寅初、翦伯赞等社会名流发表讲话，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上海市各大学成立“五二〇惨案后援会”；全国60多个城市的学生都纷纷游行罢课，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54年6月16日，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作出两项决议，一项是“确定南京大学历史自三江师范学堂创办时(1902年)开始”；另一项便是“确定‘五二〇’为校庆日”，以纪念伟大的五二〇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