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献文（1900年3月15日—1985年4月3日），中国浙江瑞安人，动物学，鱼类学家，线虫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生前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究员、所长。1934年至1944年，伍献文任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研究员。1945年至1950年，伍献文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鲤科鱼类志》巨著的主要撰写者。在国内率先阐明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并提出了新分类系统。最早组织和进行了中国的海洋与湖泊综合调查。倾心于科研组织工作和人才培养，为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1年，伍献文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到福建厦门市集美学校任教。一年以后，厦门大学正式成立，他转到厦大动物界系担任助教。厦门大学的六年生活在伍献文的一生中是十分重要的。在这里他所接受的动物学研究的基础训练，奠定了他终生事业的基础。初到厦门大学，他跟随S．F．赖特（Light）指导学生的动物学实验。为了胜任这项工作，伍献文向赖特学习动物分类学。有一次，赖特带着伍献文到海边岩石上取下一种动物，要他自己去分类鉴定，他先从培养观察、形态解剖入手，弄清楚构造，然后从门、纲、目、科、属，一直定到种，用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终于确定这种动物是一种内肛动物门的群体。这种分类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基本训练，给伍献文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1925年，秉志来到厦门大学，在动物学系教授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组织学和胚胎学。在秉志的鼓励下，伍献文向学校注册为动物学系学生，一面给秉志当助教，一面完成自己的学业，他在组织学和胚胎学方面的坚实基础，就是这一时期在秉志直接指导下取得的。与此同时，伍献文又跟随R·何博礼（Hoeppli）学习寄生昆虫，并对厦门市和浙江省的自由生活线虫、江豚属的肺寄生线虫及其引起的组织病理变化进行了研究。年青的伍献文在这里迈出了一生事业的第一步。

厦门大学毕业以后，伍献文应聘到南京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生物学系教动物界。虽然这时他已经在线虫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他对鱼类学研究的志趣却始终没变。在南京只停留一年，他就辞去了中央大学的教职，于1929年接受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去法国留学，在巴黎博物馆鱼类学实验室L．罗勒（Roule）的指导下学习鱼类学。经过三年含辛茹苦的刻苦努力，伍献文终于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中国比目鱼类的形态学、生物学和系统学的研究》（Contribution a l’Etude morphologique，biologique etsystematique des Poissons Heterosomes（pisces heterosomata）dela Chine．Theses Univ．Paris，Ser．A，no．224（1932）：1—179），于1932年取得了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从20年代初起，在秉志等动物学界先辈的努力下，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静生生物调查所相继成立，并创建了多种科学刊物。伍献文出国前后，已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论文。1930年，中央研究院国立自然博物馆在南京成立，这是我国由政府主办的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伍献文回国后，立即被推荐主持博物馆动物学部的工作，同期在动物学部工作的还有方炳文、常麟定等人。为了调查祖国富饶的生物资源，他们深入到广西壮族自治区、贵州省、云南省等边远山区，采集了大量的标本，发现了许多在科学上未曾记载过的新的物种。在这段时间，伍献文的工作涉猎面相当宽，表现出他在动物学研究上的坚实基础。

1934年，自然历史博物馆改为中央研究院生物研究所，不久又改称动植物研究所。

为了起码的科研工作需要，伍献文和他的同事将显微镜和图书资料一一装箱带走，却丢掉许多私人生活用品。当时研究所已收藏了大量的动植物标本，包括一些新种的模式标本，都无法带走。为了保存这些标本，他们在夹墙的地下挖了一条深沟，小心翼翼地将标本一瓶瓶埋藏起来。谁曾料到，八年以后，他们怎么也挖掘不出这批珍贵的标本，盗掘者可能因为挖到的不是金银珠宝而将这些“臭鱼烂虾”随手倒弃了，而伍献文他们却为丢失这批无价之宝而终身遗憾。

文夕大火又将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赶到了广西阳朔。艰难的跋涉、困苦的生活、拮据的科研经费，并没有动摇伍献文继续进行科学研究的决心。在阳朔的短暂停留中，伍献文完成了《漓江的鱼类》（On the fishes of Li－kiang．Sinensia，10（1—6）：92—142）一文，其中描述了发现于漓江的11个新种。1939年，动植物研究所搬迁到四川重庆北，才有了稍为安定的科研环境。然而，中原沦丧，烽烟四起，调查祖国自然资源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在这种情况下，伍献文决定以室内工作为主，开展了一系列实验鱼类学研究，在形态学、组织学及生理学领域发表了许多论文。

伍献文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到1946年才登上轮船迤逦东下，在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任研究员。1948年，他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漂泊半生的伍献文感到无比激动，他决心将自己的后半辈子完全献给新中国的科学事业。他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的筹建工作。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及植物研究所的藻类专业人员，于1950年联合组成了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并先后分设青岛市、厦门市两个海洋生物研究室和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伍献文被任命为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兼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主任。1954年，青岛海洋生物研究室独立直接隶属中国科学院领导，而水生生物研究所及其所属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一起搬迁到武汉市武昌的东湖之滨，成为以淡水生态学为主的我国水生生物学研究中心，伍献文一直主持该所鱼类学的研究工作。在科学研究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指引下，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一直围绕着如何加速淡水渔业发展这个中心内容进行，鱼类学研究的重点也逐步转移到生态学领域。

自从1950年担任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所长以后，伍献文陆续又担任了许多职务。1955年被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担任过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水生生物研究所所长和国家科委水产组副组长。虽然领导工作和各项兼职占去了伍献文的许多时间，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科学家，主要的任务是科学研究。他决心为调查祖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作出新的努力。历经20多年的标本收集、资料整理和悉心研究，图文并茂的《中国鲤科鱼类志》上、下卷分别于1964年和1977年出版。

《中国鲤科鱼类志》下卷出版时，伍献文虽已78岁高龄，但壮志未衰，又作出了一个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战略部署。他对助手们说：“我们的这部书在中国的鲤科鱼类的种类及其分布的记录上是有很大的增加，但是在鲤科及其所属各类群的系统和宗系发生关系上，仍不脱前人之臼。下一步的工作重心应该转到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上去。”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伍献文和他的助手们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新分类系统，占领了这个领域的世界前沿。

从1924年伍献文在厦门大学季刊上发表《浙江瑞安所产蛇类初志》的第一篇研究报告开始，60年来，他在国内外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及专著共计80余篇（册）。其中有关鱼类学论文45篇，有关线虫及其它植物病原线虫的论文16篇，有关节肢动物门和爬行纲、两栖纲等其它动物的论文11篇，还有关于海洋及湖泊调查、鱼类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多篇。

伍献文一生从事鱼类分类学、形态学、生理学和水生生物学的研究。他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对分布于中国的比目鱼类5科33属65种做了研究，对比目鱼器官系统的解剖和生物学作了描述。另对蠕虫类、万蟹楼大闸蟹、蝎类、鸟、蛇、蛙、鱼、线虫、水母等不同种类的动物进行了研究。在线虫形态学和分类学研究方面，发表了动物寄生线虫的3个新属和23个新种和新亚种。20世纪40年代，伍献文对中国鱼类学研究进行了划分，分为鱼类生理学和功能形态学两个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伍献文开始系统地调查和研究中国丰富的淡水鱼类资源，全面开展鱼类分类区系的研究工作。描述了分布于中国的鲤科鱼类113属412种。20世纪60年代，伍献文开展了长江鱼类资源调查及其变动规律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伍献文开始研究鲤亚目鱼类的系统发育，解剖和观察了鲤亚目中有代表性的78属123种鱼类的骨骼，提出了鲤亚目鱼类的一个新的分类系统。伍献文还组织了对中国海洋及湖泊的综合考察和研究。1935年组织了渤海湾及山东半岛的海洋及海洋生物综合调查研究。1951年参加了五里湖的湖泊调查研究工作。还参加了三峡水库库区、丹江口水库库区的水生生物调查和渔业规划的研究等。

1950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组建成立，在伍献文的领导下，水生生物研究所的鱼类学研究扩大到鱼类分类学、生态学、生理学、遗传学和组织学等各个领域。

在伍献文一生的科研和教学生涯中，培养了一大批水生生物学和水产科学技术上的骨干力量，有的成为中国国内外学者、教授、学术骨干，有的成为学部委员，如鱼类生物学家曹文宣院士，动物学陈宜瑜院士，鱼类学和淡水生态学家刘建康院士，中国海洋大学唐世凤教授，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孝威教授，鱼类生态学家易伯鲁教授等。

伍献文在科学刊物上发表论文及专著共计80余篇（册）。其中有关鱼类学论文45篇，有关线虫及其它植物病原线虫的论文16篇，有关节肢动物门和爬行纲、两栖纲等其它动物的论文11篇，还有关于海洋及湖泊调查、鱼类考古学研究的报告多篇。

注：表格资料来源

注：表格资料来源

伍献文的父亲伍嘏斋粗通文墨，思想开化，后弃农经商，由于不谙经营，以致家道中落，但还是坚持让三个儿子读书。由于家境窘迫，伍献文的大哥、二哥先后放弃学业。伍献文不忍心再给家里增加负担，报考了既没学杂费又供应伙食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

伍献文的妻子是陈玉如，两人育有一子三女，儿子伍惠生，女儿伍韵梅、伍又梅、伍欣星。

伍献文大哥英年早逝，他每年汇钱接济大哥家，把侄儿侄女接到身边培养成才，帮助他们成家立业。

伍献文与鱼类学家方炳文同在中央研究院自然博物馆共事。1944年方炳文罹难，伍献文分担起赡养方母的责任，直到方母去世，一直扮演儿子的角色，替亡友尽孝道。

“伍献文是一位学术造诣很深的科学家，也是一位非常出色的科学学术组织者。”（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评）

“伍献文是中国鱼类分类学形态学和生理学的奠基人，杰出的鱼类学家， 科研工作的优秀组织者。”（光明日报评）

“伍献文先生是中国研究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评）

“伍献文是中国鱼类学和水生生物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动物分类学、形态学、组织学、线虫学等方面都有精深的造诣和广泛建树。”（浙江日报评）

“伍献文是站在中国现代鱼类学研究高峰上的少数几位科学家之一，为后人研究鱼类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中国水生生物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张晓良、何舜平评）

“伍献文先生艰苦奋斗、淡泊名利、求实务实、开拓创新的优秀品质，胸怀祖国的家国情怀、孜孜以求的创新精神、一心为民的奉献精神值得我们青年科技工作者学习、传承和发扬光大。”（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二中心党支部评）

“水下鳞虫岸上霜，江湖满地探忙；精勤撰就鲤科志，沥血书成养事章；醉梦庄周鱼复乐，池耕范蠡棹舟亡；姜公钓国充渔父，伍氏青编万古扬。”（纪念伍献文诞辰120周年，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刘建雄赋诗）

2002年，湖北科技名人雕塑园落成开园，首批有17位科学家的塑像落座，伍献文雕塑像位列其中，以此弘扬前辈先贤们的科学精神，让科学家的风采激励世人。2008年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弥曼院士团队的论文《发现于柴达木盆地的骨骼超常粗大的鱼化石及其与干旱化的联系》，为致敬伍献文对中国鱼类学所做出的贡献，文中将裂腹鱼亚科的一个新的鱼类命名为伍氏献文鱼（Hsianwenia wu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