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文化是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属于母系氏族公社阶段，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时代相当，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江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

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的年代，约为公元前4400～前3300年。大溪文化的发现，揭示了 长江中游的一种以红陶为主并含软陶泥的地区性文化遗存。

2000年，大溪文化遗址被重庆市人民政府公布为重庆市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大溪遗址的发掘入选“20世纪中国100项考古大发现”。

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萌芽的时期，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象征之一。位于三峡库区巫山县境内的遗址，是中原地区大溪文化最早的发现地，也是大溪文化的命名地。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 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 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多见，典型器 有软陶泥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

大溪文化以大溪类型为例，可归纳为3期。早期：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软陶泥极少，以折肩圈足 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中期：戳印纹发达，彩 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 腹杯、筒形瓶等。晚期：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 陶剧增，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

大溪文化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南侧,1959和1975年曾3次 发掘。其间，在西陵峡又发现几处同类遗址。约在70年 代初期，这一类遗存被普遍地称为大溪文化。

迄今发掘 的主要遗址还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 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澧县三元宫和 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和划城岗等10多处（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 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黑。盛行圆 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软陶泥，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索纹、横人字 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 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 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

石器 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 铲和斜双肩石。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机等打制石 器。另有大量的实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响球。大溪文化流行红烧土房屋并较多使用竹材建房。葬式复杂 多样，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

大溪文化的软陶泥纹 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遗址类型的影响。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 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 数量。

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 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 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至今 没有发现受庙底沟遗址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有人认为，这 类遗存虽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可能 是受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 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红 花套遗址的稻壳印痕经鉴定为粳稻。除饲养猪、狗外，从大溪、三元宫、丁家岗遗址的发现看，鸡、牛、羊可 能也已成为家禽家畜。同时，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 占一定比重。特别在大溪有些地段的文化层内，夹杂较 多的鱼骨渣和兽骨，包括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 物以及野猪、鹿、虎、豹、犀、象等的遗骸。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既无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见石镰。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氏族部落、马家浜遗址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用这种办法收获稻谷。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1973 年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 1．4 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喜米加工工具。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考古发现在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对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鉴定，表明是粳稻。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碳化稻壳粉末作为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火膛直径为 1．2 米，其上未见窑，在高出火膛底部 0．3—0．4 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 0．2 米的平台，构成直径1．6 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

制陶业方面，以白陶和薄胎软陶泥最为突出，代表了 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白陶圈足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 雕的印纹，图案复杂精细。薄胎细泥橙黄色的彩陶单耳 杯和圈足碗，胎厚仅1～1.5毫米，绘以棕红色的多种纹 样，显得精美别致。划城岗遗址发 现一座保存稍好的窑址，由斜坡状火道、火膛和出烟口 3部分构成。火膛下半部挖在生土中，上半部用大块红烧 土垒成。火膛之上未见窑箅，围绕窑壁内侧有一周放置 陶坯的平台，大多数陶器火候较低，据测试，烧成温度 为750～880℃。

在红花套、关庙山发现的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已成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 两类，前者常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地面起 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黏土掺和烧土碎块填 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

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居住 硬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 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系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 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粘土。

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 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 原始的散水。可见为适应南方的气候条件，建造住房已 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

共发现 300余座大溪文化的墓葬。其中大溪墓地的最多，人骨保存较好。该墓地死者头向普遍朝南，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葬式一类为直肢葬，数量占半数以上，以 仰身直肢为主。另一类为屈肢葬，其中多数是仰身屈肢，以双脚压在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下肢弯屈程度很大的屈肢葬，当是将 死者捆绑后埋葬的。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最多的30余件。女性墓一般较男性墓富。有的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臂骨上。

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或是置于口边，也有的是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两臂之下。以鱼随葬的现象，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另外还有以狗作为牺牲的。大溪墓地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但在红花套和关庙山则是瓮棺葬。

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比较，两者都有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统的折沿盆、敛口钵、□ 口瓮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时期南、北所 流行的器物形制和作风。另一方面，明显存在互相交流 影响的因素。如淅川下王岗的早一、早二期遗存中的陶 豆、盂、筒形瓶式细高器座等，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溪、关庙山、红花套等处发现的圆点钩叶纹和花 瓣纹的软陶泥罐、垂幛纹彩陶钵片、双唇小口尖底瓶片等，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南下影响所及的实物例证。

至于 大溪文化与时代稍晚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两者当是先后直接继承发展的，也有人认为是不同系统的两种文化，尚无定论。在石门县皂市、湖北宜都城背溪、归柳 林溪，新发现一种较早的新石器遗存，为探讨大溪文化 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4年9月11日，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大水田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两百余座墓葬出土文物1700余件，其中大量大溪文化遗存的发现尤为重要和珍贵。

大水田遗址考古发掘面积共计1300平方米，发现大溪文化、商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六朝、唐宋遗迹470余处，其中墓葬258座、灰坑211座、房址1座、沟3条，出土陶、石、玉、瓷、铜、铁、骨质器物小件1700余件（套）。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大溪文化遗存，部分资料填补了大溪文化发现的空白，对于大溪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