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市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期，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对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五位德高望重老同志的尊称。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庆祝会的祝词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

延安五老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由“理论传播”转入“实际运用”的关键性人物，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他们均参与党的领导工作，但又能够以更多精力从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其中董必武的法学研究、谢觉哉的政治学研究、林伯渠的经济学研究、徐特立的教育学研究、吴玉章的历史学研究均颇具特色，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2016年2月，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在蓟县万豪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吴润泽秘书长表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与董必武思想研究会3月份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话剧《董必武》演出、话剧学术座谈会、董必武诗词书法展活动。2016年2月29日，“中共延安五老”革命家风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5月22日，由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暨中共延安五老功勋碑林启动仪式在洛阳市举行。

延安市五老是1937年1月至1947年3月，中共中央驻于延安时，中央领导和全体机关干部对徐特立、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五位德高望重老同志的尊称。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在庆祝会的祝词中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

参考资料

“延安五老”是将马克思主义学术由“理论传播”转入“实际运用”的关键性人物。还是中国共产党内兼有“政治家”和“学者”双重身份的特殊性人物。“延安五老”均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参加革命的老党员，早在1933年中央革命根据地根据地时，他们就担任了党和苏区政府的领导工作。1934年10月，除了吴玉章同志被党派到国外工作外，其余四位均参加了长征。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市后，他们五位继续担任了党和边区政府的重要职务。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投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之中。

延安五老虽属“辛亥”一代知识分子，但后来均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他们不仅积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还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五老在各自领域灵活应用并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董必武在法学、谢觉哉在政治学、林伯渠在经济学、徐特立在教育学、吴玉章在历史学的研究上，均展现出了各自的风格和成就，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在法学领域，董必武对其研究最深、影响最大。他早年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回国后更是将法学研究与革命实践紧密结合。他不仅提出了诸如“法律是政权的一部分”等深刻见解，还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法学的中国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而政治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也深受“延安五老”的重视。吴玉章、董必武、谢觉哉、徐特立和林伯渠等人，都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吴玉章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1926)、董必武的《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1937)、谢觉哉的《边区政府的组织与建设》(1937)、徐特立的《政党与政府》(1938)、林伯渠的《论新民主主义政治》(1940)等，皆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重要文献。特别是谢觉哉，他的政治学研究成果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又紧密结合中国实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的发展。

在经济学方面，林伯渠和吴玉章对经济学的研究最多。早在1928年12月，他们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就合作写出了《太平革命以前中国经济、社会、政治的分析》一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剖析旧中国社会的经济结构及其封建性质，以论证中国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确性。此后他们也一直关注经济问题，但由于林伯渠的求学及革命经历与经济学的联系更为紧密，其贡献也相对突出。在长期的经济工作中，林伯渠被誉为“红色理财家”，其思想和观点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教育是“延安五老”共同关注的问题。他们不仅共同筹划创办了陕北公学，还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徐特立被誉为“人民教育家”，他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毛泽东教育思想的理论体系。历史学方面，吴玉章和徐特立的研究最为深入。他们不仅共同探讨了史学研究的目的和方法，还各自在历史学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吴玉章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新史学的开拓者之一，其论著将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中国问题研究相结合，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2016年2月，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在蓟县万豪召开工作会议。在会议上吴润泽秘书长表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与董必武思想研究会3月份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话剧《董必武》演出、话剧学术座谈会、董必武诗词书法展活动。2016年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还邀请老红军王定国、朱德家属代表、延安五老家属代表、老革命后代等举行著名书画家、爱国侨领王德水艺术人生、为党工作30年感恩会，中共延安五老与开国建国座谈会暨全面启动红色资本集团，延安五老家乡行，纪念朱德、董必武、林伯渠诞辰130周年座谈会等红色活动。

2016年2月29日，“中共延安五老”革命家风座谈会在南开大学召开。爱国将仕酒业与王定国慈善基金、中国政法大学谢觉哉教育基金、朱德公益基金、南开大学中共延安五老教育基金、教育部徐特立文化传承教育基金、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基金、林伯渠教育基金会共同创建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5月22日，由中共延安五老研究会主办的纪念董必武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暨中共延安五老功勋碑林启动仪式在洛阳市举行。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有着相似的革命经历，并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读书。读书，让他们从众多“主义”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坚定了革命理想信念，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习强国 评）

延安五老是当之无愧的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们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矗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本文试图从一件件小事入手，滴水映日，折射出他们熠熠生辉的一生和令人钦佩的高风亮节。（湖北党史网 评）

延安五老以实际行动，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的轻视理论研究的风气。他们学贯中西，对中国传统“旧学”、西方资产阶级“新学”和马克思主义均有深入研究，因而能够在各自领域更加灵活地应用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北京日报 评）

延安五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以其各自独特的人格魅力树立起了一座又一座丰碑。（上饶政协网 评）

在中国共产党史文献中，关于“五老”的不同提法主要有三种，分别是董必武提到的苏区“五老”、毛泽东提到的延安市“五老”以及朱德提到的南泥湾“五老”。

根据董必武回忆，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就已有“五老”称谓。1936年8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后，毛泽东、杨尚昆曾给参加长征的各部队将士发出电报和书信，为出版红军《长征记》征稿。董必武应约撰写了题为《长征纪事》的一组三篇文章，其中在《出发之前》一文中写道：“在中央根据地，因叔衡、特立、觉哉、伯渠和我五个人年龄稍大，诸同志都呼我们为‘五老’。”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国共产党内关于“五老”的最早提法，因为当时是在中央苏区，所以又被称为苏区“五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何叔衡，被称为“五老”之首，后面依次为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和林伯渠。苏区“五老”中之所以没有吴玉章，是因为吴玉章在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被派往苏联学习和工作，当时并不在国内，后来又在1935年11月被派到法国巴黎负责出版《救国时报》，直到1938年4月才回国。

1940年1月15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为吴玉章隆重举行了六十寿辰庆祝会，毛泽东亲自出席，并在祝词中指出：“青年人欢喜老年人，就像我们的吴老、林老、徐老、董老、谢老，都是很受青年们欢迎的。”在这里，由于毛泽东明确列举了中国共产党内德高望重的五位革命老人，号召广大革命青年向他们学习，因此被有的学者视为延安市“五老”称谓的由来，并一直沿用至今。当时，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提及何叔衡，是因为何叔衡没有随着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地区，而是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并于1935年2月24日在福建省长汀县壮烈牺牲。否则，中共延安“五老”就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六老”了。

1942年7月10日，在纪念七七抗战五周年结束后，朱德邀请徐特立、谢觉哉、吴玉章和续范亭同游南泥湾，并赋诗一首，其中写道：“纪念七七了，诸老各相邀。战局虽紧张，休养不可少。轻车出延安市，共载有五老”在这里，朱德明确使用了“五老”一词来概括同行的五人，这被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朱德传》称为“延安五老”。但是，时任晋西北行政公署主任的党外爱国民主人士续范亭先生，只是应邀同游南泥湾的五人之一，作为“五老”的实际认可度并不高。此外，与董必武、林伯渠同龄并且同样德高望重的朱德，后来也没有成为众所公认的中共延安“五老”之一，具体原因尚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