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清（1838年—1904年），原名周致福，字震生，又字介孚，号梅仙，浙江会稽（今浙江绍兴）人，鲁迅的祖父，曾任江西金溪县知县。

周福清早年家势没落，但勤奋好学，热心功名。同治四年（1865年）参加乡试未中，两年后再次参加乡试，得中举人。同治七年（1868年）周福清赴京参加会试未中，但得以结识同乡时任监察御史李慈铭。三年后，周福清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取得第一百九十九名贡士，随即在殿试中取得二甲第三十九名，中进士，被钦点为翰林院庶吉士。同治十三年（1874年），庶常馆散馆后，周福清以二等第三十五名选派四川荣昌区任知县，后他以父母年老为由申请改派为江西金溪县知县。光绪四年（1878年），周福清因与江西抚台不和，遭参劾革去县职，改充教职。次年，周福清进京找李慈铭引见，仍被“以教职选用”，他听从李慈铭的建议卖田捐官，补授内阁中书，此后在京城做官，先后被派遣到会典馆、方略馆等处担任校对官和协修官。光绪十九年（1893年）年初，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到老家丁忧守孝。同年秋，周福清为儿子周用吉打通乡试中举，贿赂浙江省乡试主考官殷如璋，后来事情败露，周福清被捕下狱，判为斩监候，后因慈禧寿辰将至未遭处决，后被光绪帝赦免死罪，在狱中关押八年时间。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周福清被准予释放，返回绍兴老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七月，周福清在老家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当代学者段国超评价周福清认为他办事谨慎认真，同时也为人随和，不拘小节平时好骂人，家长意识严重，但是尊老爱幼，不摆架子，平时好逸恶劳，官气十足，但是也崇尚节俭，尊重劳动人民， 身为封建官吏，死时要求丧事从简，表现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平时好指责别人，但是也能严格要求自己。

周福清早年好学，但家势没落，家中无钱为周福清请塾师，他只能去别家的书塾中，旁听塾师讲解经义。同治四年（1865年），周福清赴杭州市参加乡试，未中。两年后，周福清再次赴杭州参加浙江省乡试，以第八十六名中得举人。

同治七年（1868年），周福清以“孝廉公”的资格赴京参加戊辰科会试，未中，但会试中结识任职监察御史的浙江乡党李慈铭。随后，他又报名参加军机处所司的方略馆誊录考试，被方略馆录用，分派到汉档房承担誊录方略文言文正本的工作。同治十年（1871年），周福清再次参加会试，取得第一百九十九名贡士，随即在殿试中取得二甲第三十九名，中进士，被钦点为庶吉士。

周清福在翰林院庶常馆学习三年，同治十三年（1874年）六月，庶常馆散馆后，他以二等第三十五名的成绩被选派到四川荣昌县任知县。周福清以父母年老需要就近侍奉为由，申请改派，被改任为江西省金溪县知县。光绪元年（1875年），周福清在知县任上，通过捐纳获得同知头衔。

光绪二年（1876年），周福清去南昌市担任江西乡试同考官，主考者为文琪、刘恩溥二人。同年周福清在职位考核中获得“钦加同知衔特授金溪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的头衔，但在次年的任职考核中却未能通过。光绪四年（1878年），周福清与江西抚台李文敏不和，又与征收委员有意见，遭到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弹劾，他归部改任教职，后按知县级别“休职”，只能离开金溪县。光绪五年（1879年）二月，周福清因休职而心有不甘，进京找李慈铭，李慈铭得知他是被弹劾后丢官，便帮助引见，仍被“以教职选用”。周福清不愿意任教职，李慈铭便劝他“卖田捐官”，他便捐了一个候补内阁中书的差事，同年九月到阁见习。

直到光绪十四年（1888年），周福清才被实授正七品内阁中书。后来，周福清先后被派遣到会典馆、方略馆等处担任校对官和协修官，虽然有一定的成绩，但是在乡试同考官的选拔中未被选上。光绪十八年（1892年）年终，因母亲戴氏在绍兴家中病逝，按照清代的体制，周福清需要丁忧三年，他想到仕途升迁无望，接到家中急报时没有立即禀报，禀报过后也没有马上启程，而是在先贤祠接受友人的吊唁。直到光绪次年二月，周福清才告别在京乡党友人，携眷奔丧回家，在老家丁忧守孝。

光绪十九年（1893年），为庆祝慈禧在第二年的六十寿辰，朝廷决定在本年举行癸巳恩科乡试，次年举行甲午恩科会试，浙江省乡试的主考官是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副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周锡恩。殷如璋与周福清是同年进士，周福清想利用这层关系，为儿子周用吉打通乡试中举的门路，但周福清是丁忧在籍的七品内阁中书，而殷如璋是一个正五品的通政使司参议，只论同年之谊，周福清怕分量不够，便与本地五个家底殷实的考生家长合谋，凑了一万两银票，准备向殷如璋行贿。

周福清考虑到考官到杭州市以后必须住在贡院里，行事不方便，决定到苏州市去见主考殷如璋。到达苏州后，周福清先让家仆陶阿顺去主考官船上投帖，并写有信函，信中有一张一万元字样的银票，列了马、顾、陈、孙、章五个考生的姓氏，并以“宸衷茂育”字样作为试帖尾联暗记，以供主考在改卷时辨识。周福清交待陶阿顺到主考官船边上，先把他的名帖递上去，看殷如璋是否方便与他见面，如果不方便就只把信函呈上去。可是陶阿顺到了船边，被主考官的仆从拦住询问后，就把名帖和信函一起递了进去，殷如璋和副主考同在船上，他看到仆从呈上来的名帖和信函后，没有理会。没有等到回话的陶阿顺就跟殷如璋的仆从嚷起来了，还说信封里有张一万两的银票，要讨个收条。殷如璋担心陶阿顺乱说，就让仆从把陶阿顺抓到船里，听候发落。

朝廷对于科场指舞弊案处置极严，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行贿对象，他接下了周福清的信函，但是未拆开，已经有受贿的嫌疑。恰巧苏州新任知府王仁堪来拜会殷如璋，殷如璋为表清白，便请王仁堪将陶阿顺带回苏州府审讯。周福清见陶阿顺被扣，又跑到官船上说是殷如璋的同年，要与殷如璋相见，结果被殷如璋的仆从斥退。王仁堪接手这件案子后，便将此案上报给江苏省按察使司，江苏还派人将陶阿顺押送到杭州。涉案的考生马家坛和周用吉等人一并遭扣押受审，周福清被革职，遭到缉拿。

周福清原在上海市躲避，会稽郡知县俞凤冈顾忌其身份，没有派人捉拿。浙江按察使司责问会稽县缉拿不力，会稽县只能先将周用吉关押，又派两个差役到东昌坊新台门，作势捉拿犯官周福清。周福清无奈之下回到绍兴投案自首，因事发未遂，王仁堪在奏折中为周福清说情，请求轻判流放。周福清被押解到杭州市，杭州知府陈璚原本要保全他，在讯问时说他精神有问题，周福清却否认，倨傲无礼。虽然浙江省负责审理案件的官员替周福清求情，可光绪帝不同意，要对周福清处以极刑，最终改判为斩监候，秋后处决。因慈禧的寿辰将至，周福清羁押在牢，来年处理。后来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朝廷穷于应付战事，无力顾及周福清案件。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光绪皇帝重新对周福清进行审核，他的第一次的意见是“著予勾”，这份谕旨还未发出便又下发了“周福清著免勾”的谕旨，周福清这才得以免死。此后周福清被关押八年时间，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才被“奏准开释”，恢复自由，返回绍兴老家。光绪三十年（1904年），周福清得了肺炎，情况严重，请绍兴名医何廉臣医治，但未见效果。同年七月十三日，周福清病逝，终年六十八岁。

周福清著有《恒训》《桐华阁诗钞》等，《桐华阁诗钞》总计 29 题 105 首作品。这其中，既有七古、五古，亦有七律、七绝、五律、五言绝句，还有六绝三首，诸体兼擅。《桐华阁诗钞》中的咏史诗是周福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阅明季\u003c南北略\u003e》，是七律诗，共有四首，虽然名为“阅史”，实际上是叹史，感叹明朝三百年的基业毁于一旦。《岳忠武墓》是七言绝句诗，有两首，其中一首是对当年力主“和议”的秦桧表示义愤；另一首则是对当时清廷勾结美、英、法等外国侵略者镇压太平军深感不满，更以“莫恨冤兴三字狱，黄龙犹自善边筹”之反语而讽之。

《恒训 》是周福清在杭州狱中写的一篇家训，《恒训 》主旨在“有恒”即 “有恒心、有恒业、有恒产。有恒心得见有恒善，圣之基。”《恒训 》的写作参照是 《朱子家训 》《阴文感应篇 》等旧式教化文本，其观点大都是旧式家族长者劝后人尽孝持家的教条。

周福清对待百姓是尊重事实，尽职尽责，体察民间疾苦。他执法严明，处事公正，对于民事案件，他勤于处理，及时判决。对待下属，他经常会派人去监狱探听，如果有犯人被狱吏所打，或者坐堂验看，发现有伤，就会严办狱吏。对待上司，他是以无欲则的态度应付，不巧言令色，不谙谈迎合，这也导致他的上司对他深恶痛绝。

周福清认为的持身保家之道有六点，一是力戒昏惰，他认为昏昧的人必定懈怠，懈怠的人也会昏昧。去昏昧的方法就在于事事认真 ，二是力戒烟酒，酒的害处相当于鸦片，嫖赌的祸大多是因酒而起，一定要戒酒。三力戒损友，交友时不要随意的互换身份信息，人心善变，随便的相信别人，大多会因此吃苦头。四养生，他的养生之法是，每天咽唾沫三十六次，睡前摩擦手心、足心，大小便咬紧牙齿。五是病了不要看西医，他认为中国南北方人体质不同，服用的药也是一样的，他认为在中国的洋人医生大多是庸医。六是家鉴，他认为纵容孩子，听信妇人，爱美是败家三鉴；有良心、有恒心、有积蓄则是成家三鉴。周福清对待自己的儿孙们的学习煞费苦心，希望自己的子孙能通过读书走上仕途，为家里争光。

当代学者段国超评价周福清认为他办事谨慎认真，同时也为人随和，不拘小节平时好骂人，家长意识严重，但是尊老爱幼，不摆架子，平时好逸恶劳，官气十足，但是也崇尚节俭，尊重劳动人民， 身为封建官吏，死时要求丧事从简，表现了朴素的民主思想，平时好指责别人，但是也能严格要求自己。

当代学者曹振华评价周福清，认为他是一个性格耿直又自恃翰林出身，对上官以无欲则刚的态度应对，不会阿谀奉迎，因此而以言语冒犯上司。

周作人认为他的祖父周福清“溪刻”，即刻薄、苛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