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〇年十月初，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攻克江西吉安，进到袁水流域，这时兴国县送来许多农民当红军。十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市罗坊找兴国县第十区即永丰区的八个农民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随后整理写出《兴国调查》一文。

毛泽东同志的《兴国调查》，不仅为当时正在进行的土地革命找到了依据，它所蕴涵的丰富的社会调查思想，在7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1929年至1930年间，毛泽东三次到兴国实地调查，并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1929年4月中旬，毛泽东率领一个警卫排，从于都县经赣县区来到兴国县城，一边深入兴国农村调查研究，召开各种调查会，了解兴国的政治、经济和土地占有情况，了解工人农民的生产生活，并查阅《兴国县志》，了解兴国的历史文化渊源，指导抗旱生产。

1930年3月、7月，毛泽东在转战中又先后两次途经兴国县，抽出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对农民分田工作提出要分，而且要快分。

1930年10月25日至30日，毛泽东在新余陈家闹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以及时纠正了红军和江西党内的“左”倾错误，在罗坊会议期间，毛泽东在兴国红军预备队中找了温奉章、傅济庭、李昌英等8位兴国人调查兴国永丰乡的详细情况。

1930年1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撤出罗坊镇，并东渡赣江，行军途中，毛泽东抽空给兴国县行动委员会写信，以求进一步了解兴国县土地革命发展的情况。

1931年1月26日，毛泽东在宁都小布镇赤坎村红军总前委驻地“龚氏宗祠”内把问卷所得的资料进行整理后，写成了7章41节，共4万余字，这份调查报告最初被冠名为《8个家庭的观察》，最后才被定名为《兴国调查》，《兴国调查》补上了《寻乌调查》的一些不足。

1933年11月下旬，毛泽东率中央工农民主政府检查团第五次来到兴国县，11月19日晚上8时，在长冈乡列宁小学教室里的一张八仙桌上，毛泽东与长冈乡的8名干部举行了一个小型调查会，随后他走村串户，在对兴国长岗乡充分调查的基础上，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又写出了著名的《长冈乡调查》。

一九三年〇九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从打长沙市回到江西省，十月初打开吉安市，进到袁水流域，兴国送来了许多农民来当红军，我趁此机会作了一个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区的调查。找了傅济庭、李昌英、温奉章、陈侦山、钟得五、黄大春、陈北平、雷汉香八个人开调查会。调查的时间是一九三〇年十月底，开会的地点是新余市之罗坊，开了一个星期的调查会。永丰区位于兴国县、赣县区、万安县三县的交界，分为四个乡，旧凌源市区为第一乡，洞江区为第二乡，三坑区为第三乡，江团区为第四乡，以第二乡之永丰圩为本区政治经济中心。

人口分布：第一乡三千，第二乡八百，第三乡三千，第四乡二千，总共八千八百。这一区介在兴、赣、万之交，明白了这一区，赣、万二县也就相差不远，整个赣州市土地斗争的情况也都相差不远。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想像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这次调查，一般说来仍不是很深入的，但较之我历次调查要深入些。

第一，做了八个家庭的调查，这是我从来没做过的，其实没有这种调查，就没有农村的基本概念。第二，调查了各阶级在土地斗争中的表现，这是我在寻乌调查中做了而没有做得完全的。这个调查的缺点，是没有调查儿童和妇女状况，没有调查交易状况和物价比较，没有调查土地分配后农业生产的状况，也没有调查文化状况。这些本来是要调查的，因为敌人对罗坊进攻了，红军决定诱敌深入的方针，我们的调查只得结束。下面的材料是这样得来的：由我提出调查的纲目，逐一发问并加讨论，一切结论，都是由我提出得到他们八个同志的同意，然后写下来的，有些并未做出结论，仅叙述了他们的答话。我们的调查会是活泼有趣的，每天开两次甚至三次，有时开至深夜，他们也并不觉得疲倦。应该深深感谢这些同志。他们有几个是共产党员，但多数不是党员。

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于宁都小布圩，整理后记。

第十区第一乡人，开小屠坊，没有本钱。五个人吃饭。有二十三石谷田，要交出三石租，留二十石。五人每人要吃七石，共要三十五石，不足十五石，靠屠坊生意补足。每杀一个猪，能赚一元三角左右（现在没有大猪杀了，每个猪只能赚五角左右）。五个人是：父亲（八十岁）、妻子（煮饭，养猪，弄柴火，洗补衣裳，不能耕田）、儿子（五岁）、女儿（一岁）和自己（三十九岁，耕田兼杀猪）。除自己的田以外，又同人家租入五石谷田，每年要请一个月的零工帮忙作田。母亲五年前死了，死的时候用了小洋一百多元，除兄弟出的以外，自己借了小洋五十元债，利上加利，今年已是百五十元了。二十三石谷田中有十七石是自己的，六石是“退脚田”，乃白鹭（赣县区属，离十区一乡十里）锺姓的公田。六石每石押去小洋六元，共三十六元，另外每年交租三石（十分之五）。

去年三月革命失败，跑往均村山里，帮人修山。九月红军到兴国县，回家，靖卫狗钻山走了，没有分田。今年二月（阳历三月），红军打赣州市，二月分田，没有分进来，但三石租不要出了，百五十元债不要还了。同时押金三十六元也没有收回。二月起在村政府当了三个月土地科长，帮人家分田。四月起当赤卫中队长，有梭镖无枪，当了三个月，六月十五日带队打兴国县的靖卫狗一次。六月起，赤卫队改编为红军预备队，当排长，一个多月，当连长。这时第一乡编了二个连。八月打七坊，带队去打，打胜了。这次（阳历十月）出发新余市当营长。脱离生产不得，肉帐又没有收好还与别人，要回家去，不愿当红军。读过六年书，勉强看得清报。

十区一乡彭屋洞人。

六个人。自己四十八岁，耕田。妻也四十八岁，心气痛，只能煮饭，洗衫衣，供猪子。儿子二十岁，耕田，很笨，不会算计。媳妇二十岁，每天弄柴烧，不能耕田。女儿十二岁，今年六月嫁出去了，嫁到四十里的吴姓。第二个儿子三岁，今年四月死了。现在只有四个人吃饭。

自己有三十石田，借老弟李昌芬二十石谷田。李昌芬因田不好不够开销，往泰和罗坑作田去了。李昌芬的二十石谷田水打得到，只能收十三石谷，要量九石租。李昌芬欠了千二百毛债，九石租，就代昌芬还了利。自己的三十石谷田，因是山田，易崩坏，实际只能收十七石，连昌芬田的实收数四石，共二十一石，均水谷（毛谷），七折成燥谷十五石，年好也只十七石罢了。六个人每年要吃四十石谷，不够一半以上，靠番薯帮助，年收番薯三十担左右。喂一只猪，喂到十二月，卖给人家，买油盐回来吃。平时不能吃肉，只有清明节（四毛）、莳田（十五毛）、端午（三毛）、吃新（十毛）、七月半（二三毛）、中秋节（二三毛）、割禾（二十毛）、重阳节（二三毛）、过年（三十毛）才买肉吃。吃新要买十毛钱肉，因为要请工种番薯。莳田、割禾都要请工。一年要请二十个工。父子二人除做自己的事外，还要帮兄弟老二耕二十石谷田，每年要花费八十个工（每一石谷，好田要费三个人工，坏田要费四个人工）。因为老二死了，剩下老二嫂，昌英的第二个儿子过继与她，八十个工没有工钱。除自己的事并做老二嫂的事外，再无余力帮别人做工了。

欠债一千二百毛，欠的义仓上的，每年还利谷七石半（借百六十毛量利谷一石，每石价二十四毛）。每年年终卖猪卖得二十多元，除拿六七元买盐油外，均拿了折了利谷还与义仓。本村新义仓，老义仓各有三十余石谷，共有七十石谷。

今年三月分田，六个人每人分得七石谷，共四十二石谷，即把昌芬那份田完全归了昌英，昌芬欠的那笔帐由昌英还利的，也废除了，义仓上一千二百毛债也废除了。四十二石谷是瘦田，只能收六成，二十五石谷左右，加上番薯，勉强够吃。

今年八月赣西南来公事，重新分过，抽肥补瘦。他家死了一子，嫁去一女，只有四个人了，每人分得六石一桶（四桶为一石），共得谷二十五石。他的坏田拨出一点给人家，人家的好田拨来一点与他，这回分田分得匀静。为什么三月每人分得七石，八月只分得六石一桶呢？因为革命胜利，彭屋洞早先去泰和县耕田的农民这时候回来了十二个人，因为那边还没有革命，听到兴国革了命，有田分，都回来，所以本村每个人的田分少了些。

彭屋洞只有易、李、丘、郑四姓，共一百三十多人，没有村政府。

他在乡政府没有办什么事，他的儿子李全坡在乡政府经管彭屋洞方面的军器（梭镖、鸟枪、刀等）。

打兴国，打良口，从他儿子出发；打七坊，打南昌市，轮到他出发。他愿当红军，只是请一个月假，归去买回一个牛子，才好耕田。因为他的一条牛，今年六月二十七日跌死了，前年二十三元买进来的，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十元，六月费去十二元买进来一条牛，七月又跌死了，卖牛肉卖得了八块钱（还不曾收拢），须得再买一个牛子才好耕田，所以要告一个月假回去一转，再来当红军。

“叨红军的恩典”，过去七十块钱一头牛，如今只要二十元买得到了。“叨红军的恩典”，百物都便宜了。油过去二十三元一担（一百斤），现在只要十元一担了。谷过去四一石，现在一元一石（三个铜片一升米）。柴过去二十文一斤，现在八文一斤。肉过去五百三十文一斤，现在三百二十文一斤。只有盐、布等项大贵特贵。盐过去三百二十文一斤，现在八百文一斤。布，过去白棉布一百四十文一尺，现在三百二十文一尺。

十区四乡（猴）人。猴迳有三百多人，有一个乡政府。四个人吃饭。

父亲五十六岁，脚痛，一点事也不能做了。母亲四十六岁，眼睛看不到了，供猪而外，不能做别事。自己二十二岁，耕田，今年三月起当少队大队长，七月起在乡政府当财政委员，十月出发打南昌市，代理红军后备队连长。妻十六岁，煮饭，弄柴烧，看牛，不帮耕田。

自己有八石谷退脚田，父亲押去多少钱不知道，每年还租二石半（燥谷）。本是八石水谷田，因系好田，能收八石燥谷，四个人每年要吃二十八石，少二十石。从地主租来一百二十石谷田，不押钱，要量租。一百二十石均水灾田，实只能收九十石水谷（每年收一次），八折成为七十二石燥谷，要量去五十五石租（租率百分之七十五），余剩十七石，吃食不够。六月至七月收禾，虽然收了禾，还了租去，还了去年的生谷去，随即没有食了，八月九月又要生谷。向富农生，生一年，一石还三箩。每年要生十多石谷。去年生的十二石谷，今年“叨红军的恩典”，不要还了。欠了六十元债，欠大地主刘花让的，每十块毫洋量一石谷利息，现在不还了。幸得能收四十担番薯，三担番薯抵一石谷，共可抵十三石谷。

今年三月，四个人共分了三十二石谷田，除自己的八石退脚田外，分进来了二十四石。分法，即就原耕的一百二十八石（佃人百二十石，自己八石），铲出九十六石与别人，剩下三十二石。铲出去的尽量拿歹田，剩下的都是好田。八月重分，发见他分多了，又太好了，铲出去二石，剩下三十石，又把好田铲出一些，歹田铲些进来。“乡政府分田很分道。”

过去耕田百二十石谷田的时候，自己忙得要死，莳田、割禾、种番薯三个时节还要请工。莳田请六七工，割禾请三十多工，种番薯（早迟两次）请三十多工，共要请七十多工，莳田种番薯交伴（我帮你做，你帮我做）十多工还不在内。现在只耕三十石谷田，不但不要请工了，也不要交班了，自己也不如过去那样苦做了。比方过去苦三分，现在只苦一分，闲暇时间很多，在乡政府管财政，办些公事。打兴国县，打良口，这回打南昌市，他都出发。读过四年书，标语能认一半，能写帐。

十区二乡指阁寺人。

第二乡共有八百人，乡政府设在永丰圩上。

七个人吃饭。三个兄弟，各人一个老婆，老大一个女。老大二十九岁，陈侦山老二，二十四岁，老三十八岁。老大摆油盐摊子，摊子摆在人家店门口，专卖零油零盐，借人一千三百毛做本，蚀掉了，“搭便革命”，不要还债，摊子不能再摆，现在二十军当兵。老二读过八年书，十九岁以前在自己家看牛，十九岁起学“看地”，看了五年地，在乡政府当宣传员，这次出发，当连政治委员。老三做篾匠学徒，学了三年，现在二十军当兵。老大的妇娘煮饭，弄柴火，种菜。老二的妇娘同做上项各事，现在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队长。老三的妇娘才九岁。老大的女二岁。

自有二十石谷田，又租来十石（还租谷五石），老大主持。永丰圩三天一圩，逢圩老大去卖油盐一次，圩毕在家耕田。老大自己耕田之外，每年要请八十个工帮做。

欠债一千三百毛，要利谷十石。每年耕田有谷三十石，还去租谷五石，利谷十石，只剩十五石。七个人除老三帮人做篾不在家外，六个人要吃四十二石，不足二十七石，靠了老大做油盐生意、老二看地赚点钱来添补。老三还在学徒期中，不能赚钱。

去年二月起革命，老大老二都参加，老大当农会粮食科长，老二当宣传。几个妇娘子都赞成革命，原因是往常债主逼债，逼得她们过不得年，她们听得抗租、抗捐、抗粮、抗债，心里喜欢，故此赞成老大老二革命。老三是个老实人，人家说怎样他就怎样，这时他没有参加革命。四月，革命失败，靖卫狗来，老大跑往均村帮人修山，老二跑到泰和县的冠朝，在那里看地，赚了七八十块钱。去年十二月，红军又占兴国县，老大老二回家，又干革命。革命失败时，被靖卫狗烧去六间房子。

今年三月分田，除自己的二十石谷外，还分进来二十九石，共计四十九石，每人得七石。妇娘子看见分了田，租也不要量了，债也不要还了，心里不胜欢喜，老二的妇娘子便高兴地去乡政府当妇女赤卫队长。三月分田尽是好田，八月重分，好歹扯匀，扯去一半好田，址来一半歹田，还是每人七石，妇人仍是喜欢的。因为妇娘子自己在政府办事，经常说别人应该好歹扯匀，所以在扯匀自己的田时，她也是赞成的。

老大、老二、老三及老二婆均离家做革命工作，家中只有老大婆、老大婆的女及老满嫂三个女子，都没有耕种能力，所以乡政府派人为他家耕田。派乡中劳力多的去耕，先耕陈家的，后耕自己的，耕得很好。派去耕田的人吃东家的饭。七个人有四个人吃外边的饭，这四个人的每人七石谷便余了下来，拿了发卖，得了钱买油、买盐、买布。

十区三乡（三坑）人。

家里有十一个人。自己二十八岁，读过七年书，在白鹭（离三坑三十里）王姓杂货店里当先生（管帐），年薪小洋六十元。从当学徒到当先生共计做了十三年。去年三月红军到白鹭，跟着回家，在家居住。母亲五十七岁，老了，带小孩子。哥哥老八，三十一岁，耕田。老八嫂三十二岁，煮饭、弄柴火、洗衣服，不耕田。两个侄儿，一个九岁，读书，一个三岁。妻二十八，煮饭、弄柴火、供猪子。两个儿子，一个七岁，读书，一个两岁。大侄讨了一个老婆，九岁，带小孩子。一个侄女，两岁。以上共十一个人，只有老八能耕田，他自己能做生意，其余均缺乏生产能力。

自己只有三十石谷田，租别人三十六石，共六十六石。租的田还六成租，还去二十一石六斗，折钱与他，留下谷子。每年能收四十多担番薯。十一个人要吃七十七石，养鸡、供猪、煮酒、请工、待人客等项，每年要吃二十石左右，共需一百石左右，收支相抵，不足二十多石。全家每年盐钱、布钱、工钱、籴谷钱及一切应酬用项共要百五六十元，内中盐钱要二十多元至三十元，布钱要三十多元，籴谷二十五六石每石三元左右共七十多元，此外要应酬费二十多元。这一百五六十元的来源，从白鹭商店付回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种杂粮如豆子等项出十多元，供猪除自己吃肉之外能余十多元，卖松树柴火每年出十多元，共约百二十元，每年须欠债三四十元。他家前共欠债二百多元。

从前有四十六石谷田，十年前卖去七石（价每石十元），前年又卖去九石（每石十二元），故只剩三十石了。老八耕田，劳力还不够，每年要请零工一百二十多个，每工二百四十文，每年要出工钱二十八串多。

今年二月（阳历三月）革命成功，每人分得五石半谷田，十一个人共得六十石零一箩（内自己的三十石）。因为本乡这次分田好歹没有扯匀，现在又要重新分过，目前还未分好。本乡人多田少，每人分五石半，不够食。他家过去每年需食谷百石左右，杂用百五六十元，分田结果得谷六十石零一箩，比革命前之六十六石少五石半。但二十一石租谷不要还了（折钱六十多元），二百多元债的利息四十元（二分息）也不要还了，则是好处。不好处是白鹭王姓的店倒，他玩事做，每年少了八十元（薪水六十元，红利二十元）的收入。两样相比，革命前同革命后差不多。但革命后，杂用减少了许多。蒸酒，为了请工，虽然还要，但可减少一些。布因省穿，也减少少了。吃谷不够，虽还要籴入，但谷价大减，七毛钱可以买一石。应酬亦相当减少了。所以从前要百五六十元杂费，现在大概减少一半，八十元一年就够了。（兴国的钱均以毫洋计。）

三月分田，“以原耕为标准抽多补少”。以村为单位，本村人多田少，故只做到原耕不动，并没有抽多补少。目前再分，从别村抽些过来，大概每人能得七石谷，若能这样，食谷就差不多了。

五月，他在乡政府土地科负分配山林的责任（四个分山委员之一），把第三乡的山林都分配了，办法由乡代表会议决，他便去各村分别开群众大会，实行在各村分山。分山多的分田少，分田多的分山少。分田不分山的有，分山不分田的没有，分山的总是分了一点田。五月当赤卫队后备队中队长。六月当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的宣传员。此次出发新余市，又是当宣传员。第七第八次攻吉安县，他都去了。

愿到红军当宣传员。

十区一乡茶干村人。本村有三百九十多人。

四个人吃饭。自己三十六岁，同人家做爆竹。母亲五十四岁，病了九年，做不得事。妻三十一岁，砍柴火挑到白鹭市上去卖（茶干去白鹭十里），卖了钱来买米煮，又要煮饭，又要种菜，又要洗衣服，非常之苦。老弟三十二岁，做篾匠，去年三月去二团当红军，一去无音信。

家有五石谷田，自己耕了，没有租别人的田。他帮人家做爆竹，由人家请做零工，一毛四分钱一工，如天天做每月能得四元。老二做篾，一毛子一工，食黄烟，做衣服，没有什么钱多余。

革命之后，爆竹没有做了，老二也不做篾，当兵去了。从前靠做爆竹，靠老婆砍柴卖，年头做到年尾，弄不得饱饭吃。分了田，吃便够了。欠了陈姓富农的债四十元，把五石谷田作抵押。这个富农非常之恶，革命中被群众打死了。去年三月组织秘密农会，茶干村农会有五六十人，他在农会当交通。去年十一月当赤卫队队长，今年四月当土地干事，六月当红军预备队排长，八月当预备队连长，这回带队下新余市。

三月分田，每人只有六石半，都是死的。又因为原耕下了种，原耕得去六成，新户只得四成。七月（阳历八月）重新分配，每人分得七石，又分来了一半好田。

他是爆竹工人，失了业，老二是篾工，改当红军，故都分了田。别的在业工人，也都分了田，且与农民同数量。这是因为工人虽在业，但业不安定，常怕失业，故要求分田。又因为工人分田自己不能耕，要请人耕，故须与他人同数量。农民开头只答应工人分半田，工人说分半田就要加工价，农民才说“我们准许分全田，你们不要加工价”。

工人分了田，没有牛，要从亲房朋友借牛，没有犁耙，也要借，所以感觉困难。未曾读过书，只会写帐。

十区三乡（三坑）人。

十一个人。三兄弟，每人一个老婆，两个侄子，一父一母，一个祖母。老大，三十八岁，做泥水匠。老二，三十一岁，耕田。老三即陈北平，二十四岁，读过六年半书，在高小读过一年半，在乡教小学五年。父亲六十五岁。母亲六十二岁。三兄弟的老婆在家煮饭、砍柴、种菜、洗衣服，不耕田。侄子一个两岁，一个三岁。祖母九十一岁。

自有三十二石谷田，租人家二十石，还十石租。十一个人有两个吃别人的，小的老的吃得少一些，因此每年六十石谷就够食，收入只有四十二石，不足约二十石。此外还有杂用，蒸酒啊，请匠工啊，买油盐布匹杂货啊，婚丧季节送礼啊，等等，每年要用百二十元左右。靠了老大能入工资五十元左右，老三教书薪水五十元左右，山里棕、柴、竹、木等项出得二十元左右，每年牛婆生一牛子，能出二十元左右，共约百四十元左右，以供杂用及补食谷之不够。

欠债八十元毫洋。去年祖母、母亲、大嫂、两个侄儿都死了。剩下三兄弟，老二、老三各一老婆，加上老大的岳母，现在六个人吃饭。三月分田照九个人分（那时有新生儿子一人，新生侄子一人，新讨大嫂一人，但今年下半年便都死了），每人五石半，共四十九石零五斗，自己有三十二石，分进来十七石五斗，都是歹田。目前重分，业已调查清楚，还不曾实行分配。

地主富农倒，不造房子了，老大失业，改了耕田。新办乡村人民学校，老三还有书教，照政府工作人员一样，每天一毛子伙食费，没有薪水。老三（陈北平）三月在常备队当政治委员，四月在乡政府当宣传员，五月在乡政府当文化科长，六月在乡政府当秘书，闰六月回家教书，九月下新余市当预备队第二连政治委员。打黄塘，打浪川，老大老二都去了。

十区第三乡（三坑）人。

五个人吃饭。三兄弟，一个母亲，一个大嫂。老大四十三岁，一分帮人做雇农，二分自己耕田。老二三十九岁，二分做雇农，一分自耕。雷汉香是老三，二十五岁，泥水匠学徒二年，回家做雇农。母亲七十岁。大嫂三十四岁，煮饭，弄柴火，种菜。

自有七石半谷田，租公堂四十四石谷田。公堂田还租六成。欠债千二百毛，二分息，借了同乡富农雷祖荣的。老大老二替别人做零工，在家做事的时间，老大三分之二，老二不过三分之一。老三差不多全部时间替别人做零工。老大当家。

自己的七石半谷田，年成不好，只能收六石。公堂的四十四石只能收七成，计三十石。收成虽减，租不能减，仍要交四十四石的六成租，计二十六石。作一场田，只剩四石谷吃。连同自业的六石，共不过十石，食谷差得很多，又要还二百四十毛利钱，使得一家困苦不堪。

补足生活之法，第一是靠老大、老二尤其是老三帮人做工赚点钱回家。老三每年帮人做二百二十工左右，老大每年帮人做三四十工，老二帮人做百七八十工，合计帮人做四百二三十工。这些工种，平时每工二百文，割禾、摘木梓每工五百文，共计每年工钱约四十元左右。第二靠种番薯，每年出得四十多担，抵得十多石谷。第三靠种番稻（即晚禾），每年出得十多石谷，这是不要还租的。种番稻就不能种杂粮。第四靠供猪子，每年供得两个，每个可出二十多元，共四十多元，除掉自己吃一半，可剩二十多元。

照上面的计算，共可收入三十多石谷子，六十多块现钱；支出方面，只有三个人的吃食（三兄弟约有两个吃人家的饭，只有一个吃自家的饭，加上两个女子，共三人），和二十四元的利息，相抵有余，用作油盐杂费，应该不至很苦。为什么他家还是很苦（简直没有什么好东西吃，长日吃番薯丝拌饭，穿也没有好的）呢？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三兄弟都好赌，特别是老二总是赌输。第二个原因，是老大嫂好吃懒做，在家闹得天翻地覆，弄得三兄弟都懒得做工，猪子也被她打死了。第三，一连死了两头牛，一个吃硝水吃死，一个跌死，家运不济，大背其时。有这三个原因，所以他家总是苦。

三月分田，每人分得六石半谷，共三十二石半。即从原耕五十一石半中（自有七石半，租人四十四石），抽出十九石给别人，其余归自己。不过抽出去的十九石，都是山边瘠瘦每年只能出一道的歹田，留下来的都是每年可出两道的好田。要重新分配，调查好了，尚未实行。

三月分田抽出去的十九石，因为这田彼时即归新户耕种，故十九石谷，都归新户得。别家分田抽出部分的收获，原耕六成，新户四成，乃因本届田禾新户完全不理，施肥下力仍托原耕，所以收获时新户愿以六成归之原耕，原耕愿以四成归之新户，好像原耕对新户完租四成一样。

老大在本乡赤卫队当兵，打七坊打黄塘都出发过。老二当赤卫队班长。老三开头在赤卫队当兵，后当排长，这回出发新余市当连长。

照兴国第十区即永丰圩一带的土地情形来说，旧有田地的分配如下：

地主百分之四十

公堂百分之十（为地主富农所共有）

富农百分之三十

中农百分之十五

贫农百分之五

兴国第十区人口成份大略如下：

地主-百分之一

富农-百分之五

中农-百分之二十

贫农-百分之六十

雇农-百分之一

手工工人-百分之七

小商人-百分之三

游民-百分之二

依上所述，真正的剥削阶级（地主富农），人数不过百分之六，他们的土地却占百分之八十。其中富农占去百分之三十，公堂土地又有许多在富农掌握中，若不平分富农的土地，多数人土地不足的问题便难解决。中农人口占百分之二十，土地却只占百分之十五。平分土地，中农是需要的，因为他们土地不足，平分土地对于他们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土地。那些平分要损及中农的说法是不对的。

此处人口成份的分析，是以家为单位，不是以个人为单位。雇农百分之一是指完全的雇农，那些贫农兼雇农的虽为数不少，不在此例。小商人百分之三是指完全的小商，那些半农半商的不在此例。游民百分之二是指完全失业靠赌钱做土匪等为生的一群人，那些半失业的不在此例。

为什么地主人口只占百分之一？因为本区占有土地的地主，多住在邻县之白鹭区、田村区及本县之县城的原故。若把他们算进来，大概地主阶级占全人口的百分之二或三。

分田地、分山林、分池塘、分房屋、公田

分田数量

各村不同。如第一乡洋坊村，每人分五石六斗（二月分八石，实只能收五石六斗），茶干村每人分八石。第二乡指阁村每人分七石。第三乡长窖村，二月八月不同。二月间，本村分田数量有四种，有分七石的，有分六石半的，有分五石半的，有分四石一桶的。以姓为单位分，因为田多的姓不肯分出田来与田少的姓。到了八月，才以村为单位分，每人分六石。第四乡猴迳村，二月每人分八石半。八月重分，把坏田名出二石实出一石的只作一石算，外边又有人回来，每人只分七石半。

兴国每年只耕一道，照上述分田数量，老幼扯均，勉强够食。添上种杂粮、供猪子，油盐布匹杂用也有了。

本区杂粮的大宗，就是番薯，平均占全部人口食粮的四成。分别来说，第一乡较少，因为土不起番薯，十成中只吃二成。第二乡和第三乡就大不相同，平均十成中要吃五成，多的吃到七成，一年到头都是饭里夹着番薯丝吃。第四乡平均吃番薯四成。

名曰“公益费”，八月初间（阴历）已经收了。分六石谷田的收百分之一（每人六升），分七石的收百分之一点五（一斗半升），分八石的收百分之二点五（二斗），分九石的收百分之三点五（三斗一升半）。本区没有分九石的，故本区公益费的最高额是百分之二点五。第一乡洋坊村一百八十二人，每人分田八石（照二月分田的数目），照百分之二点五抽收，共收去三十六石四斗。茶干村三百九十七人，每人分田八石，共收去七十九石四斗。第三乡长窖村每人分田五石半，不收税（上了六石的才收税）。全区本年大概能收税一千石左右。

八月收的税，多数还存在各村，一部分送到乡政府去了，没有送到区政府去的。八月收税时，县政府的公事说，愿出谷子的出谷子，愿折钱的折钱，折钱以三十文折一斤谷子。当时市价只有二十文，故农民没有愿出钱的。

初收公益费时，约有百分之十的人不赞成，办事人到他们家里，他们说：“前头说抗租抗税，现又收起税来了。”收公益费时，上头的命令来得很紧，限三天将谷子交到乡政府去。乡政府召集了各村土地科长开了一个会。第一乡分为九个赤卫大队，每大队去了一个人，都是土地科长，决议要各村负责人开会，会完即收公益费，未曾开民众大会。收费时以大队为单位，如第八大队是洋坊、凌源市、梨三村合共组织的，由大队长、土地科长、三个中队长、九个分队长，分往三个村，挨户征收（每个中队为一村）。到哪一家量完了，称一称，九十斤为一石，由哪一家派人送往乡政府。本大队共收公益费差不多四百石谷。第一乡茶干村先两天发信与各家，要他们送公益费到公仓去。到期各家纷纷挑了谷子送到公仓（即过去的义仓），由本乡的负责人（五个）领收，不到一天工夫就收齐了，一共收了七十多石谷子。事先说，哪一家当天不把公益费送来时，五个负责人当天的伙食费就要哪一家出。大家怕出这笔钱，所以很快地送去了。

区政府委员（二月至六月的）：

主席：刘绍彪（二乡人，过去不耕田，学打，略识字，做裁缝，后不做裁缝了，赌钱为业。前年参加革命，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换了主席，他当裁判）；

军事：萧志春（二乡人，不耕田，贩鸡走广东省，赌钱，守祠堂，自己没房子，不大识字。前年参加革命，七月后当区政府主席）；

财政：侯礼章（二乡人，裁缝，识字。七月后当区工会委员长）；

组织：刘绍明（二乡人，医生，不做别的职业，过去家境好，后来四兄弟分家，他做医生，欠了债。前年参加革命，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当财政）；

宣传：邹利三（赣县区人，富农，六兄弟，中学毕业。当宣传部长，七月后去赣县）；

王振永（二乡人，绰号“天上人”，无业，赌钱吃饭。前年参加革命，房子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仍当宣传）；

方功暑（十一区人，是个读书人，职业不明。屋被靖卫团烧了，七月后回十一区去了）；

萧志城（二乡人，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参加革命，受过靖卫团的打击，七月后仍在区府，不知做何事）；

陈宝（二乡人，裁缝，兼赌钱，不识字）；

裁判：曾云章（二乡人，是个道士，无他业，家境苦。前年参加革命，后做兴赣万游击总指挥，现编入第二十二军）；

文化：邹丽东（二乡人，过去有六百谷，读书读掉了，剩百多谷，欠三百多元债，是个破产的大地主，大学毕业。去年参加革命，七月改组仍当文化）；

秘书长：谢应山（县城人，读书人，五十岁了。七月改组仍当秘书长）；

少队政治委员：萧少文（二乡人，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参加革命，七月改组去赣西南）；

少队指导员：徐昌函（一乡人，富农，本身是个“毕业生”。去年游击队写了他的卷子，他就参加革命）；

黄贯（读书人，历史不明。七月改组后行动亦不明）；

陈衮同（二乡人，父亲当土棍，死了，本人是个中农，兼赌钱，不识字。前年参加革命，靖卫团把他的田充公，七月改组仍在区府）；

杨达成（二乡人，过去做裁缝，后来赌钱为业，略识字。前年加入革命，七月改组后在二乡政府当宣传）；

妇女：刘超英（一乡人，劳动妇女，不识字。七月改组后去赣西南）。

以上十八个人，赌钱为业六人（其中两个原先是裁缝），裁缝兼赌钱一人，纯粹裁缝一人，医生一人，道士一人，破产大地主一人，富农二人，中农一人，不明家世的读书人三人，不明家世的劳动妇女一人。以上十八个人中，以刘绍彪、萧志春、刘绍明、王振永、谢应山、陈衮同、邹丽东、曾云章八个人最能话事，最有权。

区政府设在永丰圩。

二月到九月开过二十多次全区民众大会，全区代表大会开过两次（各村开民众大会选举代表）。全区民众大会六月前开得少，六月后斗争深入，开得很多。四月以后，女子及小孩都参加民众大会了。

举一乡乡政府为例：

主席谢金明（贫农兼挑脚，自己有极少的田）；财政钟国春（中农）；军事杨廷荣（贫农，自己有极少的田）；宣传谢忠楷（贫农，自己有田，但欠债），谢忠梅（自己有田，本人耕田，兼上广东，是个中农），谢华焕（富农，本人兴国县立学校毕业），陈方波（贫农，耕别人田，本人算命）；秘书易永洪（父亲剃头，贫农，本人读书）；裁判陈玉书（莲塘人，是个读了书的）；土地傅济庭（贫农）。

以上十个人中，六个贫农，两个中农，一个富农，一个外边来的读书人。

乡开的民众大会比区开得少得多，不上十次。四月以前妇女小孩都不参加，四月以后便参加了。

乡的代表大会开过六七次，每乡每次三四十人，每村一个至两个代表，接近乡政府之村有些非代表的人来参加。每回开三四点钟，到会代表讲话的尚多，主席临时推举。

二月到五月有村政府，分田时候实在需要村政府。田分完了，村政府可以不要了，并且立起来又没钱用——即使不要伙食，办公费多少要一点。革命深入之后，分了田，十家一组编了组，又有了赤卫大队，不要村政府也可以了。

第一，是官僚主义，摆架子，不喜接近群众。群众有人走到政府里去问他们的事情时，政府办事人欢喜呢，答他们一两句，不欢喜呢，理也不理，还要说他们“吵乱子”。

第二，是没收了反动派的东西，不发与贫民，拿了卖钱。向政府里头讲不起话的买不到手，有情面讲得起几句话的才买得到。并且既然出卖，就要比较有钱的人才能买到，雇农及极穷贫农当然无份。

第三，是调女子到政府办事。乡政府总有一个二个女子，区政府总有三个四个女子。女子办事是好的，但政府的取舍不对。生得不好看，会说话会办事的也不要，生得好看，不会说话不会办事也要她。乡政府的人下村开会时，也是一样，漂亮的女子他就和她讲话，不漂亮的，话也不和她讲。

（我向到会人说，这些坏事是土地革命初期的状况，原因之一是区政府成份不大好，将来都要改变的，这些坏事是不对的。）

第一乡九个大队，第二乡三个大队，第三乡四个大队，第四乡四个大队。编制法：八人至十五人为一分队，三分队为一中队，三中队为一大队，本区各乡通常是八九十个人一个大队。例如第一乡的第八大队，是由洋坊的第一中队、凌源市的第二中队、梨お的第三中队编成的，共有九十多人。赤卫队年龄，二十三岁以上，五十岁以下。赤卫队不都是男子。

初来，分为常备赤卫队，预备赤卫队两种；后来，合二为一，不分常备预备。任务：日日夜夜放哨，村村有哨，每村的总路口必定有个哨棚。普通时候，白天童团和少队放哨。章程上规定五个人一天，两个女童团，两个男童团，一个查哨的是少队。少队要是识字的，要看得清通行证。不论什么人通过，甲村过乙村都要通行证。夜间放哨则归赤卫队，普通四人一夜，二人一班，一班上半夜，一班下半夜。若环境紧张时（如七月七坊靖卫团打到均村附近时），白天夜晚都归赤卫队放哨，并且人数特别加多，白天虽仍只四五人，晚上便要十多人，甚至二十多人。

赤卫队每大队设大队长，要是本乡最努力而且多少懂得一点军事的人。政治委员一人，要是本乡最努力而看得通公文的。赤卫队早先要下操，七月编了红军预备队，便不下操了。赤卫队分男赤卫队、女赤卫队。例如第一乡洋坊、凌源市、梨お三村合组的第八大队，有男赤卫第八大队与女赤卫第八大队两种。女赤队年龄与男赤队相同，但人数较少，因为女子比男子少，又除去孕妇，除去乳母，普通每队便只有四十人（第二乡第三大队）、五十人（第一乡第八大队，第三乡第三大队），也有少于四十人的，也有多于五十人的。

女赤队平时不担负放哨。紧急时男赤队出发去了，女赤队便也担任放哨。女赤队也要下操，每月一次，每次两三点钟，队长、政治委员都是女子。操时男赤队派人去教操。男赤队自六月把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剩下都是老弱的，每队有只留十多个人的，二十人的，三十人的不等，以后便不下操了。男赤队每乡有一个乡队长，一个乡政治委员。两人不常住乡政府，住在他们自己家里头，有事调他们去，他们就去。全乡下操时，他们也要到，各乡赤队共下过两次全乡操。

凡有一个赤卫大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少队，不分男女，年龄十六至二十三岁。有大队长，政治委员。每大队分三个中队，每中队分三个分队。惟人数较赤队少，每队有二十人的（二乡指果），三十人的（三乡长窖），五六十人的（一乡洋坊等三村）。二十人、三十人的都叫做中队，五六十人的便叫做大队了。六月起，挑选勇敢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剩下的少队仍然要下操，一个月下两次。只有男赤队，自从把勇敢精壮分子编入红军预备队后，便不下操了。少队自编入红军预备队及区特务营之后，剩下的没有几多人了，有的简直没有少队了（如一乡洋坊等三村，二乡指果）。

童子团不分男女，年龄八岁至十五岁。有一个赤队及少队的地方，就有一个劳动童子团。每村有个团长，乡无团长，区有团长。

童团的工作：第一是放哨，第二是检查烟赌，第三是破除迷信打菩萨。童团查烟赌打菩萨很厉害，完全不讲人情，“真正公事公办”。开民众大会，他们也要去。他们的武器　主要是木枪，也有几支梭镖杂在其中。童团的团员都在人民学校读书。人民学校是七月办起来的，第一乡五个，第二乡三个，第三乡七个，第四乡一个，共十六个。区政府规定每乡三个，出三个教员的伙食费，每天大洋一角，每月零用钱大洋二元，共计每月大洋五元。因第一乡地宽，准办五个。第三乡山多，三个不够，自己加办四个，共七个，但用费仍只十五元，平均每校分得两元多一点。

人民学校学生少的二十多人，多的到百二十人，普通四十多人。如第一乡洋坊、凌源市、梨お三村合立的人民学校，八岁至十五岁的儿童有百二十多人，房子住不下，一个教员教不了，因此有许多人尚未读书，百二十人中只有六十人左右在读。本来三村想办三个人民学校的，因本村无教员，请外村的又无给养，故不能办三个。三乡竹兆庵村的学校，学生只有二十一个人。平民夜学校村村都有。每校有一教员，村中稍认识文字者充之，不要给养，教员白天在家做自己的事情，夜间去平民夜学上课，洋坊的傅济庭，长窖的钟得五，都是教员。学生多少不一，洋坊的有四十人。年龄不定，老的壮的少的都有。多数夜学有女子参加，占全额三分之一。也有无女子的，如一乡的茶甘背村，四乡的猴迳村，都无女子参加平民夜学。童团每个星期下三次操，都在人民学校指导之下，“操得很好”。

工人组织纠察队，每乡一连，一个连长，一个政治委员。第二乡的纠察队有百零五个人。第一乡洋坊、凌源、梨垇、茶石（即茶甘背）四村共有一排，二十六个人。

从赤队、少队两个组织中挑选精壮勇敢分子组成的。每乡二连浩特市，全区八连。每连人数几十个到百多个。第一乡的二连，每连有百零几人。此次到新余市，第十区的八连人都到了。七月编成预备队后，打七坊，打浪川，打赣州市，及此次出发新余，都归预备队担负。预备队除外，乡村放哨由赤队、少队、童团担负。预备队回来，又帮同放哨。全区八连人组织一团，有团长、团政治委员，平时没有营之设置。一乡是第一、二连，二乡是第三、四连，三乡是第五、六连，四乡是第七、八连。此次出发新余编成三营，一、二、三连为第一营，四、五、六连为第二营，七、八连为第三营，有营长、营政治委员。连上有挑夫四人，火夫八人，传令兵一人到两人，勤务兵一人，号兵一人（不会吹号），没有马。每连有两个宣传员，口讲，手写标语。营部无宣传员，无副官，无传令兵。团部有宣传员三人，副官一人，传令兵二人。三个营部跟团部住一起，共吃伙食。武器是梭镖、鸟枪。

三个连，七月起编的，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编成。选择赤队、少队中更年轻勇敢的分子编入，比预备队好。有编制，有训练，但不经常集中，平时仍在家中做自己的工。每月集中下大操三次，时间是初二、十二、二十二。有事调集出发打仗。现在、三两连出发打浪川去了，二连在家未动。器械主要是鸟枪、土造来福枪、土造大炮，没有快枪，略有一点梭镖。营部和区政府在一起，有营长、营政治委员。

兴国全县一共编过三个独立团，都送给红军了。也是由赤队、少队挑选出，成份与特务营一样好，都是青年，并且是志愿兵。每团人数一千多。团营连都有长，有政治委员，在县城集中训练，听候调遣编入红军。一概徒手无武器。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刊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