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出生于澳门（一说日本横滨、一说上海）。梁启超的次子，原籍广东省新会县（今新会区），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1923年，梁思永自清华大学留美预备班毕业赴美留学，随后去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对中原地区田野考古走上科学的轨道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

1930年，梁思永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1931年，梁思永主持城子崖遗址第二次发掘。同年，梁思永参与了河南安阳小屯及后冈的发掘（史语所考古组在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1936年夏，梁思永主持发掘了瓦屋村、大孤堆的龙山文化遗址。1950年，梁思永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在病床上坚持工作，为该所的建立和考古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因病逝世，年仅50岁。

梁思永被誉为“中原地区接受西方正规考古学训练之第一人”。在学术成就方面，他通过后冈遗址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判定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解决了中国考古学上的这一关键性问题。他在侯家庄商王陵区主持了中国考古学史上少有的大规模发掘，发掘10座大型陵墓和上千座“人牲”祭祀坑，揭示出商代奴隶社会阶级压迫的残酷状况，为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科学资料。

1904年11月13日，梁思永出生于澳门（一说日本横滨、一说上海），幼年时期随父流亡日本，在日本读小学，曾受到其父严格的国学基础教育。1912年，梁思永随全家回到北京，在北京继续上小学和中学。

1923年，梁思永毕业于清华学堂留美预备班，随后赴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考古学和人类学。

尽管在美留学，梁思永对东亚考古学的研究也十分关注，为了解国内考古状况，为此他曾一度回国并于前清华国学研究院担任任助教，从事整理和研究由李济1926年发掘的山西夏县西阴村出土的陶片的职责，并用英文写成《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一书，1930年以单行本发行。

《山西西阴村史前遗址的新石器时代的陶片》作为中国考古学界最早的专题研究著作，虽这批陶片无法完整复原，但梁思永仍对其万余片进行了详尽分类，并与国内外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对比研究，确认了西阴村与仰韶村遗址属同时代遗存。他敏锐地指出仰韶村部分器形在西阴村的缺失，后经考古证实这些陶器属较晚的龙山文化。梁思永的研究方法，特别是类型学方法，对后世考古研究具有示范意义。

1928年9月，梁思永回哈佛大学研究院继续深造。

1929年，梁思永在美国完成了他的另一篇力作《远东考古学上的若干问题》，此文于1932年载于《美国人类学家》杂志上，梁思永在这篇文章中高瞻远瞩地将亚洲东部地区的旧石器时代的遗址分为南西伯利亚群、华北群和印度群，指出它们间的异同及问题，强调不必照搬西欧方式，东亚有新文化顺序也不为奇（后世考古界证实了该预言）。

梁思永将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分为中原地区和蒙古的北方群、中南半岛的南方群和日本与朝鲜的外围群，并指出其特征与问题。他着重提出叠压地层和分区研究的方法，前者用于揭示文化顺序，后者应用于分区研究。这篇文章是中国考古工作者最早论述此类研究方法的论著，也是首篇中国考古工作者进行大范围对比研究的论著。

1930年，梁思永获得硕士学位，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梁思永回国后在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编辑，并参加考古组的工作。是年秋赴黑龙江省发掘昂昂溪区细石器遗址，这是中国最早的对细石器遗址进行科学考察。梁思永在《昂昂溪史前遗址》这篇报告中详述了发掘经过，阐明了其文化的基本面貌。另外，他在昂昂溪所得的材料是数百处细石器文化遗址中几乎唯一的墓葬材料。随后，他转入热河境内进行考察，前后38天，行程千里以上，采集到大量的陶片和石器。原计划在这些新材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据，由于不久发生了九一八事变，日本侵占了东北地区，只好中断了在东北的考古工作。

1931年，梁思永参加中央研究院组织的安阳第四次考古发掘，而在此之前，考古工作者发现黄河流域有多种古代文化遗址，但因研究方法的局限，无法正确发掘和区分多层遗址。如安特生错误地将仰韶文化遗存归为一类，并错误地认为龙山文化早于仰韶文化。中央研究院的前三次发掘也因不规范的方式导致误判，将建筑遗存和文化堆积视为洪水淤积，均得出错误结论。

梁思永认识到遗址的多层堆积中，晚期地层常混入早期遗存。他采用按地层或单位整理的方法，从最早遗存入手，逐步清除晚期堆积中的早期遗物，以揭示各时期堆积层的真实面貌。梁思永通过这种科学的方法在安阳后岗遗址首次揭示了仰韶、龙山、商朝文化的关系，确定了它们的时代顺序，解决了考古学关键问题，树立了地层学典范。同时，他在小屯的发掘中明确了版筑和窖穴等遗迹，彻底推翻了“殷圩淹没”说。

因此，人们认为由梁思永参与的第四次殷圩是中国考古学的转折点，中国的考古学由此才进入科学的考古范畴。这一成果为解决许多悬案奠定了基础，使中国三十年代的考古工作和研究水平有了长足的进步，超过了所有在中国从事考古工作的外国学者。

抗战胜利后，梁思永到重庆做大手术，截去了六根肋骨，使受害的左肺萎缩，此后在北京休养，1948年，他与兄长梁思成同时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其兄入人文组美术史，他则入人文组考古学。北平解放后，梁思永毅然投身工作并于1950年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虽身体不适，无法外出考古，但仍坚持主管业务，提携后辈，制定长远规划和年度计划，筹划全国田野调查发掘（梁思永去世后这些规划逐步实施）。

1954年4月2日，梁思永因患严重的心脏病去世，年仅50岁。

1930年，梁思永得知昂昂溪有新石器时代遗址，随即与助手前往发掘。这是考古学者首次进入黑龙江省地区，条件艰苦，但梁思永创新性地应用地层学，为中原地区田野考古积累了宝贵经验。发掘中，共挖掘4个沙岗，出土陶片、骨器、石器等标本千余件。经过研究，梁思永撰写了《昂昂溪史前遗址》论文，为考古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昂昂溪遗址是我国北方地区发现、发掘较早，文化内容丰富，历史科学价值较高的新石器时代遗存，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和渔猎文化的突出代表。昂昂溪史前遗址的发掘开启了嫩江流域史前文化研究，确立了昂昂溪文化在中国及世界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被载入《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

梁思永在河南安阳殷墟的第四次发掘中，首次在小屯以外发现甲骨，丰富了殷墟文化内涵。他发掘后冈，确认了龙山、仰韶与小屯文化的时代顺序，为构建中国史前文化序列提供依据。在第五次发掘中，他发现了381片有字甲骨，证明甲骨是堆积而非漂移，为甲骨文研究提供新视角。作为殷墟考古领头人，他主持多次发掘，特别是在候家庄挖掘了大量墓葬和殉葬品，揭示了殷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特征。同时，他在小屯村发掘中也取得了重要成果，发现了字甲、铜器和玉器等文物。这些发掘工作确定了殷墟性质，揭示了其布局面貌，为理解殷墟的历史和文化价值提供了重要依据，推动了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不断发展。

梁思永主持了山东历城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第二次发掘，深化了对彩陶区域外文化、中国古代文化海滨性及早于殷墟的东方文化的认识，还亲自参与发掘并编写了《城子崖——山东历城龙山镇黑陶文化遗址》这一中国首部田野考古发掘报告，对全稿进行了审阅修改。此外，为全面了解龙山文化，他进一步发掘了山东日照两城镇附近遗址，并实地考察了浙江良渚遗址。在实践基础上，梁思永提出了对龙山文化的独到见解，其论文《龙山文化——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简明扼要地阐述了龙山文化的面貌与特征，预见了不同区域类型的存在，并探讨了与商文化的联系。此论文被誉为介绍龙山文化最精辟之作，对推动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成熟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31年，梁思永主持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时候，成功地区分错综复杂的地层关系，从地层上判定仰韶文化（下层）→龙山文化（中层）→殷代文化（上层）的年代序列，这就是中国考古学史上著名的“三叠层”，从地层堆积上明确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商文化的发展顺序。随后他依此发表了《小屯龙山与仰韶》和《后冈发掘小记》两篇著名的论文。三叠层的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它基于科学地层学，对仰韶、龙山、殷墟这三种考古学文化的关系进行了清晰界定，为中国文明起源等重要议题提供了关键依据。其次，它推动了科学地层学在中国考古学界的广泛应用与深远影响。

在蒙特留斯考古类型学的启发下，梁思永于1930年对山西西阴村史前陶器进行了深入的分类研究，从纹饰、质地、颜色等方面进行了详细划分，这标志着中国考古学者开始运用类型学对遗迹、遗物进行系统性研究。梁思永的这一实践不仅推动了中国考古类型学的发展，也为后续学者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对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1年，城子崖遗址再度发掘，梁思永凭借对地层关系的精细剖析，深入解析了城墙的建造及废弃年代、过程，开创了全新的研究领域。这次发掘的成功不仅标志着科学地层学在实践中的突破，也赢得了史语所考古组同仁的广泛认可。尽管从昂昂溪到城子崖，梁思永的发掘理念与方法保持了一致性，但其影响在考古学家群体中却显著不同。这充分表明，先进理论方法需经实践检验，方能逐步获得认可并推动学科发展。因此，梁思永凭借这两次发掘，无疑成为科学地层学在中国的先驱与实践者。

梁思永在城子崖遗址、小屯、后冈、西北冈王陵等遗址的田野考古工作中，创造性地改进和建立了多项田野考古工作制度。这些制度包括双站制、一元制、现象制、多址制和轮流制，它们既科学严谨又富有创造性，同时体现了人文关怀。这些制度不仅在当时指导了田野考古工作，也为中原地区田野考古学的后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经过历史的补充、修订与完善，它们已成为当今中国田野考古工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持续影响着考古学的科学发展和规范化进程。

梁思永在中国田野考古学史上的资料整理与发掘报告编写方面堪称先驱，他成功解决了《城子崖》报告编写的难题，创制了报告体例，还撰写了其他遗址的报告。其遗作《考古报告的主要内容》从方法论角度概述了报告编写思想与方法，与其编撰实践相契合，显示出内在的一致性与稳定性。梁思永资料整理工作的原则与方法，为后来者提供了科学的示范与有益的启示。而他的考古报告编写实践，以及编撰思想与方法，也为之后田野考古报告的编写提供了经典的范式。

梁启超在学术上勤奋不懈，对于子女的教育事宜也极其挂心，时刻都在寻找能让他们实践所学的机会。一次，当他获悉瑞典的知名学者计划组织一次到新疆的考古探险时，他立即联想到正在美国攻读考古学的梁思永，并坚信这次机会非常适合儿子未来的研究方向。因此，他急忙写了好几封信通知梁思永这一机遇。但由于梁思永当时还未放暑假，加上考古探险的时间安排有所调整，使得梁思永与队伍汇合的可能性变得非常渺茫，最终未能成行。梁启超对儿子能在实践中学习的热切期望和不愿错失任何机会的父爱深情，令人深受触动。

梁思永一家在李庄镇羊街八号暂居，每周往返于住所与史语所所在的板栗坳山之间，过上了六天山上、一天家里的生活，如同他的田野工作站制度。即便身处室内，他仍拼命研究，给李庄留下了坚韧的形象。当地村民称他为“硬人”，因为他闭门苦读，生活简朴，即使生病也坚持研究。

“父亲无愧于成为那个时代杰出的科学工作者。他对事业的执着、热爱以及敢于创新的意识，对于现在年轻一代人来说依然是应该继承下来的财富。”（梁思永女儿梁柏评）

“梁思永，中原地区一位最杰出的考古学家，已经把他全部的生命贡献于这一件事了。”（李济评）

“梁思永确是野外考古的头等人才，不仅工作技术方面是头等，更重要的是那种负责的精神，能照顾到全局，同时又不遗漏细节。”（夏鼐评）

“梁思永是中国考古学的一位‘巨星’，是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一位奠基人，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古事业最重要的奠基人之一”。（张忠培评）

“梁思永是我国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我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中国科学报评）

“梁思永是我国近代著名改革家、一代宗师梁启超的二公子，作为中国第一位专业考古学者，在他的艰辛努力和工作下使得昂昂溪五福遗址，成为了梁思永先生在国内用科学的考古学方法发掘的第一地点及考古学标杆，使昂昂溪文化之名著称于世。作为中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后岗三叠层的发现对于了解中国史前文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普洱市博物馆评）

2010年10月，纪念梁思永发掘昂昂溪遗址80周年大会（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与齐齐哈尔市市委宣传部联合举办）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顺利举行。

2016年9月21日，梁思永纪念座谈会暨《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新书首发式在故宫博物院举行。

2018年6月，“路蓝缕探索求真——梁思永与昂昂溪文化展览”开幕式在广州博物馆顺利开展，此次展览是由广州博物馆、齐齐哈尔市博物馆和昂昂溪遗址博物馆联合主办，展览展出国家级珍贵文物206件，含梁思永生前用品、考古遗物，以及昂昂溪遗址出土的石器、陶器、玉器、骨器等。

自2013年起，80多岁的梁柏有致力于搜集与梁思永相关的文献、资料和照片。《思文永在——我的父亲考古学家梁思永》一书详尽记述了梁思永的生平，含25万字及200幅插图，涵盖其工作生活照片、学习笔记、考古标本等，同时收录了考古界人士的回忆和梁氏家族的怀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