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第一大港，即位于福建泉州的唐朝港口，别称泉州港，出自《泉南歌》。泉州市是古代一个重要港口，兴起于唐、盛于宋，宋末元初到达顶峰，是当时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

泉州之所以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海港，是有一个发展过程的。九世纪的阿拉伯帝国地理学家伊本考尔大贝，在他的著作中介绍中原地区的贸易大港，自南而北的排列顺序是：一交州，二广州市，三泉州，四扬州市。以后又有变更形成了广州、泉州，明州（宁波）三港竞争的局面。北宋初期，三港以广州最盛，明州次之，泉州居后。北宋中期，泉州港开始赶上并超过明州，跃居全国第二。南宋初年又逐步赶上广州并驾齐驱。南宋末年，泉州市一举超过了广州执全国对外贸易之牛耳，进入极盛时期。直至元代，泉州港还一直领先于国内渚港。

我们可以从许多文献中，看到当时泉州港“舟车辐，舻相接”的盛况。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1年）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奉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命，护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就是从泉州扬帆出海的。元至正二年（公元1342年）摩洛哥旅行家伊本·巴都他奉其国王之命来华，也是从泉州港登陆的。他在游记中盛赞当时的泉州港，认为是他平生所见的最繁荣的商港，港元内经常有大船百条，小船无数，乃天然之良港！元代的文人是这样描写泉州市的：“泉，福建省之都会也。番货运物，弄宝珍玩之所渊薮，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

这里所说的泉州港，包括泉州湾、深沪湾和围头湾诸港，而以后渚港为主。后渚港位于泉州湾内，西北距泉州城十公里，地理形势险要；西北有桃花山支脉作天然屏障，是了望与防卫炮台的所在地，东面与惠安县的白沙、白崎二海隔海相望，向外有晋江石湖与惠安琅山、秀涂成钳形对峙，东北有洛阳汇出海口处的小洛阳海，西南即晋江的出海口，水陆均可到达晋江、泉州、惠安、南安诸县市，而且水深港阔，交通便捷，在当时的条件下，成为“梯航万国”的天然良港和海防要地，绝非偶然。

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仕元十七年，经常出使邻国并巡视全国各地。他于元至元二十七年（公元1921年）奉孛儿只斤·忽必烈之命，护送科克清公主下嫁波斯，从泉州市的后渚港出海归国。归国后，写了《马可·波罗游记》，向西方世界介绍东方文化，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在这个游记中，泉州是他介绍的重要城市之一。马可波罗此行是从行在（杭州市）出发，经信州（江西上饶）进入福建省，然后从格陵（建宁县）、武干（尤溪县）、温敢（永春县）而后到达泉州的。这时，泉州正处在对外通商贸易的全盛时期，外国商人、传教士、旅行家接踵而至，亚非各国货船也频繁出入，一片繁荣景象。马可·波罗说，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载的胡椒，一般的国家每次只运去一船，而“剌桐港者，则有船舶万余”艘，其繁荣兴盛可与亚历山大港媲美！泉州市的“剌桐缎”畅销于南洋、印度和欧洲。迪云（德化县）制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泉州的对外贸易盈利很高，政府可获得巨额税收，是元朝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在那时，泉州等地还使用纸币，是重要的流通媒介。

马可波罗还注意到泉州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世界三大宗教，均甚为流行。在民间所见的大都是“偶像教徒”，这大概是指佛教而言。这与泉州古称“泉南佛国”可谓不谋而合。

在经过温敢（永春县）、迪云（德化）时，马可·波罗印象颇深。他说永春“制糖甚多”，除供应本地居民外，还运往汉八里（北京）“以充上供”、可见在那时，永春的制糖业是相当发达的，在德化县，马可波罗注意到那里流行的方言，只有当地人才能理解，虽然写成文字就可看懂，但在外人看来则充满了神秘感。

马可波罗离开泉州市后，一路上历尽艰辛，辗转了二年多才到达目的地——波斯，而后又海陆兼程，于元元贞一年（公元1295年）才到达了久别的故乡意大利的威尼斯。

如果说，剌桐港在唐朝崭露头角，已经成为中原地区四大商港之一；那么，到了宋元，剌桐港的巨舶则穿越滚滚洪涛，生机勃发地进入一个鼎盛时期。宋人谢履的《泉南歌》：“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描述对外通商贸易的繁荣景象。

宋代的泉州海外交通，畅达东、西大洋彼岸。宋时泉州市与世界上70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到了元代则发展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往来互市，各从所欲”。当时从这一海上通商门户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珠宝、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泉州名产剌桐绸缎、瓷器、茶叶和铜铁器为主。剌桐港极盛时期的能商贸易非常活跃，到绍兴市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市舶税利高达100万缗，在国库财政收入中占有可观的地位。

是一种什么样的神奇魅力，把古泉州人的目光从黄土地引向蓝色的海洋，开始到茫茫大海上去寻找新的生存发展道路呢？要解开这个历史之迷，不能不探究剌桐港鼎盛的成因。

其一是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泉州市座落于晋江下游北岸，东临大海，与台湾省一水相隔。泉州湾海岸线曲折漫长，水道深，拥有“三湾十二港”，足以吐纳自如地任由中外货船出入，具备一个天然良港的基础。

其二是通往内地的水陆交通也较为便利，当地物产资源丰富，拥有享誉遐迩的名牌产品，而长江下游内陆腹地也可源源不断地供应充足的货物，这就为中外客商的国际贸易提供了可观的市场和商品。

其三是社会安定，民风纯朴，比起当时中原战乱迭起、百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社会现实，古泉州市真可称为一块不可多得的黄金宝地。

其四是泉州造船业的发达和航海技术的高超，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中外商船可以比较安全地进出剌桐港。

其五是朝廷重视对外通商贸易，颁令保护外国商人，并设立市舶司机构，委派得力官员执掌吏治与海关、税务。

古港勃兴的原因可能还有许多，而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则是：滨海而居的泉州先民，显然揉合了古越人的机智灵活和北方人的剽悍骁勇，因而形成了一种富于开拓精神的襟怀和敢干闯荡江海的胆识与气魄。他们冲破狭隘的本土观念的樊篱，无所畏惧地跨越惊涛狂澜跋涉荒岛绝域，成为开拓“海上丝绸之路”的先驱者。

在宋元时代，因为对外交通贸易的空前繁荣，到泉州市来经商、传教、创业、致仕及至长期定居的外国人，数以万计，诺大的泉州城，到处可以看到外国人盖的宅第、开的店铺、建的教堂、庙宇，就连城外一带，也随处可以见到他们的墓葬群，丛集密布，比比皆是。因此，把当时的泉州，看作蕃汉杂处的“国际城市”，是不会过分的。

当时，来泉州的外国人，以阿拉伯人居多，其次是波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一带的人。他们多数集中居住在商业繁盛的城南一带，所以这一带当时被称为“番坊”。中原地区政府对居住这里的外国人关怀备至，让他们以民主的方法推举“番长”，以管理外侨内部事务，协调其利益，还为政府承担招徕外商，发展贸易的使命。

这些居住在泉州市的外国人，与泉州人民友好相处，互相扶持，兴办各种事业，对泉州的发展做出贡献。北宋雍熙年间（公元984——987年）天竺僧罗护那航海到泉州，“竟搞金缯珍宝以施”。僧一不有“买隙地建佛土于城南”。有些比较富有的外国人，视泉州为第二故乡，以其雄厚的资财，从事泉州的建设，帮助泉州当局解决困难。南宋淳熙年间（公元1174——1189），泉州奉上之命造船，晋江知县苦于经费无措，准备辞职。后来，因为得到“诸番寓居者义之，咸助其役”，结果出现了“舰就而民不知”的奇迹。南宋嘉定四年（公元1212年）侨商还出资大修城垣，使得泉州市的城市建设日新月异，成为那个时代的骄傲。

那些定居下来的外国人，有的与泉州人通婚，生男育女，成了民族融合的先驱。泉州民间素有“半南番”一语，就是专指这些中外混血儿的。外国人还在泉州东门和南门一带，建立公墓，“以掩胡贾之遗骸”，——并得以长期保存，虽改朝换代，亦不毁弃，成了后代研究泉州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