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李龙》载：“李夔龙，福建南安人。天启五年(1625年)，李夔龙复官后，即依附魏忠贤为义子，由此官运亨通，并成为“阉党五虎”之一。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李夔龙》载：“天启五年缘复官，进郎中。

庄烈帝嗣位，淳夫、文焕、吉、夔龙，并以上林典薄樊维城、户部员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论死。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李夔龙》载：“李夔龙，福建南安人。由进士（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登进士）历吏部主事，被劾罢去。”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吴淳夫》载：“（天启）五年（乙丑，1625年），（吴淳夫）夤缘起兵部郎中（与（倪）文焕、（田）吉、（李）夔龙并由（崔）呈秀进，为（魏）忠贤义子。”

《明史·列传193·宦官2?魏忠贤》载：“（天启）六年（1626年）……当此之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为左右拥护。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少卿曹钦程等，号‘十狗’。又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而为呈秀辈门下者，又不可数计。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二日，明熹宗·朱由校死去，八月二十四日朱由检继位，翌年改元崇祯。崇祯在对魏忠贤“阉党”隐忍、“薄示优容”一段时间后，终于在天启七年（1627年）十一月初一清除魏忠贤出京，并逼其于途中自缢。

在魏忠贤死后，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二十三日，朱由检正式下令清查“阉党逆案”，下旨先从“五虎”、“五彪”入手，开展了持续一年多的政治清算运动。

其时，审理阉党案的“三法司”，是刑部尚书苏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诚、大理寺署印少卿姚士慎。他们对阉党一干人曲加护持，从轻发落。

天启七年（1627）十二月丙辰，刑部第一次提出对“五虎”、“五彪”的处理意见，对李夔龙是“职”，但崇祯不满意，认为惩处太轻，没有尽法，命三法司重新议处。

崇祯帝提出了两条方针性意见，其中对李夔龙的定调是：“‘五虎’李夔龙等，升权骤，机锋势焰，赫突逼人。”

然而三法司仍然阳奉阴违，仅改李夔龙为“追赃遣戍”。

清·无名氏《明□宗□皇帝实录·卷4·天启七年十二月》（本书为清代的著作，原书名有两字放空，前□当是庙号，后□当是谥号，应为《思宗烈皇帝实录》或《毅宗烈皇帝实录》）：

“（天启七年十二月）丙辰，命定‘逆案’。先命‘五虎’、‘五彪’下法司议罪。

刑部议：崔呈秀外，吴淳夫、倪文焕当削秩，夺命；田吉、李夔龙褫职，田尔耕、许显纯当逮论，杨寰、孙云鹤、崔应元等当削夺。

上以未蔽法，下再拟；夔龙、淳夫、文焕、吉追赃遣戍（“倪文焕追赃五千两，吴淳夫三千，李夔龙、田吉各一千，解助边饷。”），尔耕、显纯论死，应元、云鹤、寰戍边。”

崇祯看到“三法司”这种回护阉党的态度，感到清查运动根本无法进行下去，干脆自己出手。崇祯二年已巳（1629年）三月十九日，朱由检以谕旨的形式公布“钦定逆案”名单。除首恶魏忠贤、客氏已明正典刑，其余七类，“首逆同谋”六人，“交结近侍”十九人，“交结近侍次等”十一人，“逆孽军犯”三十五人， “谄附拥戴军犯”十五人，“交结近侍又次等”一百二十八人，“祠颂”四十四人，共计二百五十八人。如果加上漏网名单五十七人，则共计三百一十五人。

李夔龙被列入“交结近侍秋后处决者十九人”之一。

《明史·卷306·列传194·阉党》载：“庄烈帝（崇祯朱由检，谥庄烈）嗣位，（吴）淳夫、（倪）文焕、（田）吉、（李）夔龙，并以上林典薄樊维城、户部员外郎王守履言，逮治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