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的翻译》是钱锺书在20世纪60年代创作的代表性论文，对林纾的翻译成就进行了广泛性评论，全文约两万字，收录于《七缀集》。该论文体现了钱钟书的翻译理论，对学术界和翻译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文原是钱钟书《旧文四篇》(1979年)里的一篇。刘靖之编选的《翻译论集》、罗新璋编选的《翻译论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编选的《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商务印书馆重印林译小说十种的附册以及其它研究林纾的资料选编里，都收采了这篇有影响的文章。

钱锺书主要从三个方面评价了林纾的翻译作品。

诱导功能分为两个方面：正面诱导和反面诱导。

正面诱导体现在“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而我们读了原作，马上掷开了译本。”

而反面诱导则体现在“坏翻译会发生一种消灭原作的功效。拙劣晦涩的译文无形中替作者拒绝读者；他对译本看不下去，连原作也不想看了”。

在文中钱钟书具体地说明读者可能会因为翻译的原因而对原作品产生更浓厚的兴趣，从而勾起想读原着的冲动，然而也有可能因为拙劣的译文而打消接触原作的兴趣。

译文中总有失真和走样的地方，在意义和口吻上违背或不尽贴合原文，就是讹。

讹产生的原因

1、“某些‘讹’是译者的不细心造成，如“排印之误不会没有，但有时一定由于原稿的字迹潦草”。

2、有的是为了能理顺译文，使之更顺应译语文化和阅读习惯强而改之的。“他(林纾) 一定觉得查尔斯·狄更斯的描写不够淋漓尽致，所以要浓浓地渲染一下，增添了人物和情景的可笑”,这显然是林纾结合自己的体会对原着的“讹”化的处理。

3、某些“讹”则是译者主观为之，其原因有对原作的理解不彻底而产生误解。

“讹”即翻译中难以避免的毛病。“译文总有失真或走样的地方，在意义或口吻上违背或很不贴合原文即是讹”。

钱锺书指出：“讹”的出现源于三种“距离”:“一国文字和另一国文字之间必然有距离，译者的理解和文风跟原作品的形式和内容之间也不会没有距离，译者的体会和表达能力之间还时常有距离。”。

因此“讹”在所难免。显然，钱钟书肯定“化”之“讹”,认为这是译者对原作的创造性改造，具有审美意义。

在《林纾的翻译》的开头，钱钟书写道，汉代文字学者许慎有一节关于翻译的训，义蕴颇为丰富。《说文解字》卷六口部第二十六字:“‘化’”,译也。从‘口’,‘化’声。率鸟者系生鸟以来之，名曰‘化’,读若‘言为’。”南唐以来,“小学”家都申说“译”就是“传四夷及鸟兽之语”,好比“鸟媒”对“鸟纲”的“诱”,“译”、“诱”、“媒”、“讹”、“化”

这些一脉通连，彼此呼应的意义，组成了研究诗歌语言的人所谓“虚涵数意”(mainfold meaning ) ,把翻译能起的作用(“诱”) 、难以避免的毛病(“讹”) ,所向往的最高境界(“化”) ,仿佛一一透视出来了。

“化境”的核心是“化”。

第一,“化”可认作是“背出分训”,是一种得失兼备、得意忘言的量变过程，是没有改变原作“质”的渐化过程。

第二,“化”与“讹”的对立统一。

·钱锺书意识到“化”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当译者迫不得已做出某些改变时，其译作仍然可以达到“化”的境地，而“彻底和全部的‘化’是不可实现的理想，某些方面、某种程度的‘讹’又是不能避免的毛病”。换言之，有“化”必有“讹”,“讹”包含在“化”中，而某些创造性的“讹”是更高境界之“化”,二者统一于具体的翻译实践过程。

·第三,“化”≠“信”。“求美”的翻译概念，生发于以‘信’为本的翻译传统，渐渐游离于主流之外，正在形成一股引人瞩目的诗学潮流。而钱锺书的‘化境说’则在这种诗学潮流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与传统的“信、达、雅”说相比,“化境”论更为严谨、含义更为深远,“化境”论辞微而旨远，更切中要领。“神韵”、“神似”给人以莫测高深之感，非得神笔妙手不可，不是凡夫俗子力所能及的。而“化境”论并无高下之分，无非是为译者指明了译作的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