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与大公报》为《报人时代》系列之一。虽然有极端的个案出现，但在当时一般报人看来，只要不涉及“赤化”宣传，在报刊上指陈时政，批评当权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因此这段时期新报刊的创办依然很多。
当时人们创办报刊很少有长久打算，一般拉来一笔资金，或者拉来政治关系，有个政治和经济上的靠山，就开始办报。钱花光了没有接济，或者政治靠山倒台了，报纸也就办不下去了。特别是北方，政治的动荡、商业的不完善、经济的不发达都直接影响了报纸的经营。
当时在北京，《
晨报》、《世界日报》、《
京报》算是大报，销量多时不过八九千份，少的则只有三五千份。
日本人办的《
顺天时报》因为有日本势力的庇护，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因此销量大约有一万五千份左右。
天津市作为中国近代报业发展的重地，比邻首都，接近中央，同时又有租界外国势力的
庇护，因此在历史上就常有舆论重镇盘踞。清末维新变法时期著名的《
国闻报》、1902年的《
大公报》、1915年的《
益世报》都是
影响巨大的报纸。特别是1902年创办的《大公报》，在京津很有名气。其创办者
英敛之是
满族，天主教徒，主持《大公报》十年，辛亥革命后退出。
代表作有：《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编著者之一）、《中国新闻事业图史》（著者之一）、《：最新日本广告实务》（专著），先后在《
国际新闻界》、《
中国记者》、《
新闻与写作》、《
现代广告》等核心期刊发表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三十余篇，主要有：《民国前期中国现代报纸的发行途径及其潜规则》、《技术、制度与新闻的互动——民初通讯技术的现代化与新闻业的发展》、《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中国近代社会新闻的演进与价值取向》、《媒体信任危机的历史与辨证思考》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