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1886年10月11日出生于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14岁考中秀才，21岁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

曾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并成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1918年10月5日创办《京报》，多针砭时弊，及时报道新闻事实，推动中国近代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1926年4月，因写就多篇痛斥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文章，被张作霖缉拿并枪杀。新闻领域上，有代表作《实际应用新闻学》《新闻学总论》等。

邵飘萍是中国传播马列主义、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先驱者之一，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中国新闻理论的开拓者、奠基人，被后人誉为“新闻全才”“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辣手、快笔如刀”等 。

1886年10月11日，邵飘萍出生于浙江东阳县的紫溪村，邵家给其取名新成。

此时，正值社会动荡、封建社会极速解体之时江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邵家人丁兴旺，却家境贫寒，可谓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其父邵桂林只得带领妻子儿女背井离乡，寻找谋生之路。凭借教书才能在金华开设私塾，大大改善了生活条件，全家得以团聚。

因此，邵飘萍幼承庭训，五岁时便随父亲到私塾里读书。在父亲的严厉管教下，邵飘萍刻苦读书，聪慧伶俐，有“婺郡神童”之称。1899年，14岁的邵飘萍前往杭州市考取秀才，获得考官、知县的赏识。与此同时，邵飘萍随父亲行走乡间，看父亲代贫苦大众写诉状，对民间苦难有了清晰的认知，积淀下浓厚的反清爱国之情。

1906年，21岁的邵飘萍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现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时，邵飘萍成绩好，文章好，常常旷课自习，又喜欢写稿，外出到处采访，为《申报》撰写通讯，其对新闻事业的追求在此时已初露头角。邵飘萍在读书期间，曾受章太炎、蔡元培等近代民主革命家影响，并喜爱梁启超文章的犀利风格。并接触到各地报纸杂志，眼界大开，萌生新闻救国理想。1908年省开运动会时，邵飘萍与张任天、陈布雷办《一日报》，共出20余期，受到广泛欢迎，这成为他们办报生涯的开端。

大学毕业之后，邵飘萍回到婺城区在金华中学教授国文、历史，并参加“南社”，投身革命斗争。在金华市执教时，邵飘萍对学生要求严格，要求学生认真听课，但从不体罚学生。热爱历史，邵飘萍以激昂的爱国热情讲课，常常以史为鉴，感悟国家兴衰，深受学生的尊重和喜爱。在任教期间，邵飘萍转而崇拜起孙中山，追求民主、自由、共和。又受浙人办报氛围的熏陶，邵飘萍选择辞去教职，走上“新闻救国”的道路，在报纸上追求革命爱国精神。

1911年，为追求办报理想，邵飘萍辞去教书工作来到杭州，并拜访《汉民日报》社长杭辛斋，二人投缘，故决定联手合办《汉民日报》，由邵飘萍主笔。1912年元月3日，《汉民日报》正式发刊，邵飘萍从此开始坚持一生的报业事业。

在继续为《申报》与《新闻报》作地方通讯员同时，邵飘萍于1912年1月开始为《浙江军政府公报》担任编辑。后因办报出彩，经同仁认可，被浙江新闻界推介为省报界公会干事长。

同年，辛亥革命的革命果实落入袁世凯之手，袁世凯随机采取解散国会、修改临时约法、投靠帝国主义等措施，面对袁世凯独断、卑劣的种种手段，邵飘萍愤慨至极、怒不可遏，随即在《汉民日报》中发表《政党政治之危机》《谁不顾大体?》《草木皆兵》等文章进行抨击袁世凯倒行逆施的恶劣行径。

1913年5月9日，邵飘萍在《汉民日报》评论中发表《呜呼共和国人民之生命财产》，列举官僚残害百姓的暴行，抨击贪官污吏。内容提到：“人但知强盗可怕，不知无法无天的官吏比强盗更为可怕。”邵飘萍一系列针砭时弊的文章受到袁世凯及部分权贵的仇恨，故亲袁势力不遗余力加害于邵飘萍，实行挑衅、纵火、刺杀等行为，但被邵飘萍平安化解。

1913年，因权贵对邵飘萍不满，反动当局以数种罪名逮捕邵飘萍。1913年6月被捕时，邵飘萍与律师阮性存、许壬据理力争，完成精彩的法庭抗辩，打赢了官司。同年8月，邵飘萍因“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再次被捕，报馆被查封。在被妻子汤修慧营救出狱后，邵飘萍回金华市小住。

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倾轧和封建沉渣的起势，也为暂避亲袁势力的迫害，邵飘萍于1914年春前往日本，走上进一步探求救国道路的旅程。

在日本，邵飘萍一方面前往浪人寺尾亨为中国人办的政法大学学习法律政治，结交孙中山、黄兴、李大钊等人，寻找救国之策；一方面与潘公弼、马文车合办东京通讯社，以期及时向国内输送东京见闻，并较早的向国内报道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秘密进行“二十一条”协商的事件。一经报道，国内风波乍起，推动了国内反日倒袁爱国运动的进行。

1916年，应上海新闻界联合邀请，邵飘萍返回祖国，参加报界的讨袁斗争。

回到国内后，邵飘萍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并成为《申报》驻京特派记者，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从1916年8月23日到1918年12月11日，他共撰写了223篇“北京特别通信”，内容多为国是，富有见解段祺瑞掌权后，面对政府新闻发布颠倒黑白的状况，邵飘萍于1916年7月自办新闻编译社，追求事实清晰、刚直不阿，打破了帝国主义对中国通讯事业的垄断。

1918年秋，邵飘萍深觉报纸要表达民众心声，故辞去《申报》职务，于10月5日创办《京报》及副刊《小京报》，实现自办报纸的愿望。在编辑部办公室，邵飘萍胸中蕴含壮志，写下“铁肩辣手”，悬挂于墙上。邵飘萍认为，封建军阀统治祸国病民，遂在《京报》创刊号上号召“国民共起，志同道合，协力以除之”。由于讲究时效性和真实性，敢于说真话，《京报》很快成为北平市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

《京报》追求新闻的时效性、真实性，及时报道了众多新闻事件，使民众得以及时知晓时政。同时，邵飘萍促成北京大学创立新闻研究会，作为导师亲自授课，推动了新闻学教育的发展。邵飘萍在五四运动前的半年时间里，每周日都会抽出时间给学员讲授新闻学课程，听课学生有毛泽东、高君宇等人，1919年，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改组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并创办中国第一本新闻学专业刊物《新闻周刊》。1923年，邵飘萍应北京国立法政大学邀请，担任该校新闻专业导师，讲授新闻采编和报纸经营管理知识。此外，邵飘萍著书立说，编写《实际应用新闻学》和《新闻学总论》两部著作，并于1923、1924年出版。《实际应用新闻学》与徐宝璜的《新闻学》、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被誉为中国新闻学体系诞生的三大标志。

巴黎和会外交失败消息传出，举国愤慨。1919年5月3日北河沿北大法科大礼堂全体学生大会中，邵飘萍发表演说，鼓励同学挺身而出，救亡图存。

邵飘萍密切关注五四运动，在前三个月在《京报》发表数十篇相关评论，如1919年2月10日《外交部之声明》、3月39日《请国民注意世界和会》以及《和约签字后如何》《我国不签字之影响》《拒绝签约后之一致对外》《请看日本朝野与山东问题》《国民对待外交之准备勿以空言塞责》等，直言要求北洋政府当局维护主权。

邵飘萍在《京报》上抨击军阀，怒斥帝国主义，共在《京报》发表署名文章40余篇，揭发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丑恶行径，被反动当局镇压，《京报》被“安福系”北洋政府查封，并通缉邵飘萍，邵飘萍乔装逃往天津，后又辗转上海，经友人张季鸾推荐，前往日本任《朝日新闻》中国问题顾问。1920年，邵飘萍再次返回国内。

在日本时期，邵飘萍白天在《朝日新闻》工作，晚上潜心研读《资本论大纲》等书，并写作《新俄国之研究》《综合研究各国社会思潮》，接触了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逐步成为热情宣传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一员。

1920年秋，《京报》复刊，邵飘萍组织版面设计、内容、送报方式的改革，并通过《京报》继续揭露北洋政府的黑暗统治与丑闻。并推出《农民皆大欢喜》《苏维埃革命纪念》等报道。此外邵飘萍深感如果人民的觉悟不彻底，那么政治的改革也无法彻底，故在《京报》发表《导中国于国际共管之路者》《政治罪恶与社会罪恶》等文章来启蒙观众反对封建军阀统治，引起了社会广大反响，表现了新闻报业为“社会公共机关”的作用，《京报》进入黄金时代。

1924年，《京报副刊》创刊邵飘萍坚持独立自由之表达，支持主编孙伏园放开手脚办刊，《京报副刊》成为五四运动时期全国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

1925年春，在李大钊、罗章龙的介绍下，邵飘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秘密党员。邵飘萍在《京报》编发《马克思纪念特刊》《列宁特刊》等文章，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

郭松龄反奉失败后被杀，邵飘萍在《京报》陈述事实真相，并痛斥张作霖，在北方掀起反日反张的浪潮，张作霖对邵飘萍恨之入骨，发誓缉拿、枪杀邵飘萍。

面对五惨案，邵飘萍用《京报》第二版整版报道《沪界印捕枪杀学生之惨剧》，详细报道学生被屠杀之经过。又撰《外人枪毙学生多名巨案》，公开署名“飘萍”，笔锋尖锐、言辞激烈，并以中国共产党的《告全国民众书》为准绳，发表多篇评论，痛斥反动军阀、政客的无耻行径，大大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三·一八惨案后，邵飘萍更加紧报道，与反动军阀、帝国主义进行殊死搏斗，广泛、深入、连续地报道事件真相。

1926年4月，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预备缉捕邵飘萍。4月24日晚间，邵飘萍被捕。

北京报界及其他各界闻此消息，集合力量努力营救邵飘萍，但面对军阀必杀之心，营救无济于事。4月26日凌晨1时左右，警厅提审，秘密判处邵飘萍死刑。4时2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邵飘萍于刑场面不改色，英勇就义，饮弹气绝。

1986年，邵飘萍以身殉报60年后，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式确认邵飘萍的中国共产党员党籍，邵飘萍秘密共产党员的身份得以公开。1949年4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

1924年6月由京报馆出版，论述了报纸的性质、任务，新文学的基本概念，具有“总论”的性质，共分10章，6万余字，蕴含了邵飘萍的办报理念和新闻观。

又名《新闻材料采集法》，是中国第一本论述新闻采访的专著，于1923年9月由北京京报馆出版，共分14章，约6万字。内容涉及新闻的价值地位、新闻记者的地位、新闻标准等，较之《新闻学总论》，更注重实际应用性。

1917年2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为邵飘萍1915年在日本时编写，一边译注一边写作而成。内容涉及伦理、道德、教育、婚姻、家庭、人口等社会问题。

1920年8月由日本东瀛编译社（大阪南区）出版，中国泰东图书局发行。是当时较为全面介绍苏联的专著。

本书于192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书中，邵飘萍详细介绍了科学社会主义、卡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这是一部系统介绍社会主义学说的编著。邵飘萍还提出，研究社会主义，要同时关注中国国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邵飘萍认为民国初期的新闻事业当“以新闻为本位”，摆脱政论在新闻领域的统治地位。报纸的首要任务是报道真实的事实，而非发表意见看法，记者当注重新闻事实，新闻事实是新闻评论的基础。 邵飘萍认为真实性是新闻事业赖以生存的基础部分。并抨击了影响颇大的“有闻必录”观念，认为记者当探求事实，对内容负责，对读者负责。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以“探求事实不欺阅读者”作为第一信条。

但与此同时，他又反对“有闻必录”，其产生的原因可能是新闻记者被利益引诱，邵飘萍认为“有闻必录”是对于新闻的不尊重，既有可能罔顾事物全貌，又有可能凭空编造，闭门造车，使得真相和新闻报道出入甚远。

邵飘萍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提到：“外交记者精神上之要素，以品性为第一…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此外，需践行“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准则，保持人格的独立。

在《实际应用新闻学中》，邵飘萍将新闻工作者的品格素质概括为“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应守之道德。邵飘萍在新闻生涯中将“铁肩辣手”奉为圭，该句出自明朝杨继盛“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故其时评多激烈辛辣，针砭时弊，展现社会责任感。

邵飘萍认为，新闻记者应该“尽自已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如果有恃强凌弱的行为，应当毅然伸张正义，为弱者鸣不平，让恃强凌弱之徒不敢逞其志，不得不屈服于制裁。并且还认为，新闻工作者不应该以友或敌为标准，而是以真理和事实为标准。

邵飘萍对含有广告、个人隐私、有害风俗的新闻类型加以抨击，认为报纸当有社会引导作用，美化人心，保持新闻的健康、纯洁。此外，新闻还要避免卷入党派斗争之中，要牢牢站住第三方的中立客观立场，如此，才能把真理和客观回馈给读者。

邵飘萍对新闻事业的公有与商有有着个人独特见解：“余个人之所见，新闻经营之方法，与其他 经济制度有密切关系，故将来纵有变化，亦必随社会其他制度以变迁。”这指明新闻的经营与社会经济制度息息相关，具有前瞻性。而新闻事业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邵飘萍认为当注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性，在正当营业中兼顾承担社会责任。

在新闻事业中，邵飘萍被称为“新闻全才”，一生践行“铁肩辣手”的信条。邵飘萍与潘公弼二人创立《京报》，主张言论自由，不受任何外部资金投资，故不受外国通讯社与国内军阀的左右，成为了可以真正为“民众发表意见”的报社，开创了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一方面追求新闻的事实准确性、时效性，一方面充满一名中国记者的爱国情感。在政治内容上，对北洋军阀政客的蝇营狗苟进行淋漓尽致地报道，堪称“现代之史记”。邵飘萍可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其思想在今天仍有重要意义。

在教育上，邵飘萍致力于新闻人才培养，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先驱。邵飘萍在国内大力普及新闻教育：“新闻与人生之关系既如此其密切，新闻知识应列为国民普通知识之一。”1918年10月14日，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成立，北京大学有了正式的新闻研究机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新闻研究和教育机构，成为中国新闻教育的发端。邵飘萍作为创立人、导师，推动着国内新闻教育向专业化方向发展。即使《京报》事务繁忙，他仍坚持每周上台讲课。毛泽东当时作为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会员，聆听了邵飘萍讲授的《新闻工作的理论与实践》，被其记者应“主持公道，不怕牺牲的观点感染。在任教期间，邵飘萍写作《新闻学总论》《实际应用新闻学》两部专业性著作作为教材，为新闻专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在革命斗争中，邵飘萍不畏强权，在文章中痛陈帝国主义、反动军阀的卑劣行径，致力于民主革命运动，终身探究救国图存的道路。奔赴刑场，面对死亡时，邵飘萍向监刑官拱手“诸位免送”，从容就义，展现了他不屈不挠的战斗姿态和牺牲精神。

他无愧于报界巨子、新闻导师的美誉，也当得起时代先驱、万世师表的称号。他观点鲜明、言简意、旗帜鲜明的写作风格更是值得后人继承和发扬。

邵飘萍堂弟邵泛萍所题《飘哥殉报纪念》:“…为民兼为国，无党又无私。嫉恶言词疑，含冤性命牺…直笔昭千古，雄名中外知。”

同为新闻报人的好友张季鸾在评价邵飘萍对新闻的敏感性：“飘萍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

民国时期西北军阀首领冯玉祥曾评价邵飘萍：“飘萍一支笔，抵过十万军。”

1936年，毛泽东对外宾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情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表达了深切的缅怀之情。

鲁迅与邵飘萍二者既是战友，又是能直言坦率的朋友，是讨伐黑暗政府主要战将。鲁迅曾对邵飘萍的新闻实践给予批评，称其是“虚张声势的民气论”。

经济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在《飘萍先生千古》中称其“报社巨子，新闻导师”，并赞叹他议论语言犀利，文笔优异。

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于右任先生称赞邵飘萍:“既为干将莫邪兮，宁畏缺折!鸣呼，报界之牺牲者!”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方汉奇评价邵飘萍：“邵飘萍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文化战线上的勇猛战士。杰出的新闻工作者、新闻学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认为他有“勇于探索的与与时俱进的革命精神”“坚持真理为之献身的战斗精神”“精益求精锐意改革的进取精神”，虽有缺点和历史局限，但不必苛求于前人。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者林溪声评价邵飘萍：“邵飘萍的一生是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事业战斗的一生,是一位正直爱国的职业报人奋斗的一生。他是中国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作为一名坚守社会责任的新闻记者,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的人格品质和职业精神将鼓舞每一位中国新闻业的后来者。”

2015年9月9日，浙江省文物局组织专家对邵飘萍故居维修进行验收，邵飘萍故居“御史第”在今东阳市飘萍小学内，当地政府辟为邵飘萍纪念馆。

邵飘萍所创《京报》的办公室旧址，地处北京西城区魏染胡同，现今是北京西城邵飘萍故居纪念馆。2021年修缮后，向社会公众开放。

1986年为邵飘萍诞辰100周年，1986年7月1日上午，邵飘萍铜像在金华市婺州公园揭幕。

铜像为半身胸像，高95厘米，宽110厘米，铜像邵飘萍戴眼镜望向远方，右手持《京报副刊》，正气凛然。基座正面刻陆定一同志题词：“邵飘萍烈士纪念碑”，铜像右侧碑石由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教授方汉奇撰写邵飘萍烈士生平事略。

邵飘萍在金华中学教授国文时，授课认真，内容生动。在课后，认真批阅同学作业，受到尊重。其时八股已废，但学生作业中仍以文言文虚词“之、乎、者、也”居多。一次某生用“而”字错误甚多，邵飘萍便在下批注：“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加上标点后应该是“当而，而不而。不当而，而而。而今而后，已而，已而！”读起来精妙绝伦。

邵飘萍因发表一系列讨伐袁世凯及亲袁势力的文章被其忌恨，故亲袁势力总想加害于邵飘萍。某天邵飘萍正坐轿前往焦旗杆编辑部，遇上袁世凯的两名刺客意欲行刺，邵飘萍急中生智，在轿中自言自语：“邵振青啊邵振青，你可真该死！”，刺客茫然，不知轿内何人，故放弃行刺，邵飘萍因此化险为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