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1890年11月15日－1948年11月13日），原名训恩，字彦及，笔名布雷、畏垒，慈溪市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22年，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文胆”和“总裁智囊”，素有“国民党第一支笔”之称。

1911年，陈布雷在上海《天铎报》做记者、兼《申报》特约译述员，以“布雷”为笔名写时评。1912年陈布雷加入同盟会，1921年担任《商报》主笔。1927年加入中国国民党，长期为蒋介石草拟文件，有“文胆”之称。1928年至1948年期间，陈布雷先后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教育部常务次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军委秘书厅副秘书长、国防部最高委员会副秘书长、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干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南京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职。1948年11月13日陈布雷自杀亡故，终年59岁。

蒋介石高度评价陈布雷：“畏垒（陈布雷笔名）笔，逾百万师”，“综其生平，履道之坚，谋国之忠，持身之敬，临财之廉，足为人伦坊表”，称他为当代完人。周恩来也对陈布雷的品格曾有过赞赏之词，曾道：“我们对布雷先生的道德文章，均所钦佩，劝他这支好笔不可专为一个人所用。”

1895年，5岁的陈布雷开始上私塾，接受封建文化的熏陶。1903年，陈布雷被送到三七市董氏馆就读。在董氏馆，陈布雷不但广泛地接受了中文、英文、笔算、史地、物理化学等知识的系统教育，还开始接触《时务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警钟报》《浙江潮》等报纸杂志，与同学们秘密组织了“覆满同志社“，以“驱逐鞑虏，还我中华”为己任。同年，陈布雷参加县应童子试，接着参加府试、院试，均被录取。1904年陈布雷进入慈溪市中学堂。

1906年初，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同年秋到杭州市考入浙江高等学堂。在校5年，1906年初，陈布雷进入宁波府中学堂，数月后到杭州考入浙江高等学堂预科。他广泛地学习了文哲政法英语各科，受名师指点和薰陶，学贯古今，兼融中西，尤其致力于史地、政治、国际时事的研究。这为他以后扬名报坛奠定了厚实的业务基础。

陈布雷自幼接受传统儒学文化教育，后因教书先生因病请假，由他大哥陈训正代课。陈怀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他的言行对陈布雷产生极大影响。不久陈屺怀送陈布雷去提倡新学、培养改革人才的三七董氏馆学习，馆内革命氛围浓烈，陈布雷接受了许多新思想。考上秀才后，陈布雷先后到浙江省慈溪中学、浙江省宁波中学、浙江高等学堂学习，受到师友（主要是沈士远、邵裴子、张宗祥诸师）开明思想的启迪。

1906年初，民族危机日益加剧，许多爱国师生目睹清政腐败，他们以民族革命之义共勉。陈布雷受到影响，并阅读《复报》《民报》《新世纪》等进步书刊，“这不仅满足了他的求知欲望，而且接受了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陈布雷时常和同学谈论“驱除鞑虏，光复汉物”等言论，与同学组织“覆满同志社”。陈布雷还担任校友会书记，曾作为学生代表参加“浙路拒款会”，组织宣传，反对向英借款修筑沪杭甬铁路，坚决反对把铁路利权让给外人。1910年，陈布雷与同学相约，剪去辫子，以示与清廷决裂。

1911年初春，陈布雷绕道上海市前往杭州上学，暂住陈训正主笔政的《天铎报》社，曾代戴季陶在该报写言论数篇。同年夏，陈布雷从浙江高等学校毕业；同年秋，陈布雷进入《天铎报》，开启他的报人生涯。武昌起义爆发时，陈布雷在《天铎报》上连载了10篇以“谈鄂”为题的文章，一时哄传京沪，名动海内，从此奠定了陈布雷在新闻界作为第一流政论家的地位。随后，他又写下了一些反清专制和反封建的时论，呼吁革命。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用英文写有《告友邦人士书》，陈布雷用流畅的文笔翻译出，在《天铎报》上首次刊出，广受好评。但由于年少气盛，锋芒太露，陈布雷遭到了《天铎报》总编辑李怀霜的忌惮，最终辞职离开。1912年，陈布雷在宁波效实中学执教，并应《申报》聘为特约译述员。1912年3月，宁波市成立同盟会支部，陈布雷被正式吸收为同盟会会员。1914年，他因家庭原因辞职回到故乡主持家务，后来复职于效实中学并任校长一年。期间陈布雷曾计划前往日本、欧美留学，但都因为父亲的阻止而作罢。1920年，陈布雷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前往上海市参加《韦氏英汉大辞典》的编译工作。1921年，陈布雷加入了新创刊的《商报》，担任编辑主任，重新开始了自己的报人生涯。陈布雷勤奋笔耕，每周撰写5篇社论和一篇短评，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广受好评。

1923年，《商报》的评论改署名制，陈布雷取“畏垒”作笔名。1924年，陈布雷所在的《商报》已经出版三年，声誉逐渐提高，观点也更加明确。在论评方面，陈布雷首先重视政治议题，逐渐扩展到文化、工商、社会和国际时事等领域。他的文笔犀利而富有情感，备受当时的人们和新闻界的称赞。陈布雷坚决批判曹锟贿选，言辞坚定有力；在鲁案对日直接交涉问题上，与《中华新报》展开了长达十天的笔战；在孙中山逝世时表示哀悼，撰写了《精神的死与形骸的死》一文来驳斥《时事新报》的谬论；“五”惨案发生后，每天都撰写评论来呼吁和声援。《商报》的声誉逐渐提高，受到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的喜爱，发行量不断增加，对社会影响甚大。此外，他还被《国闻周报》特约每周撰写一篇时评；中共中央主办的《向导周报》周刊也曾转载陈布雷的时评并加以评注。

1926年春，蒋介石从广州市派邵力子到上海市将亲笔签名的戎装照片赠给陈布雷，并对他说：“蒋公对君极慕重。”1927年2月1日，陈布雷应蒋介石的邀约到南昌市访问，受到蒋介石的热情接待。蒋介石与陈布雷多次晤谈，想留他在自己身边工作；并亲自和陈果夫一起介绍他加入中国国民党。陈布雷感激知遇之恩油然而生，答应代拟《告黄埔同学书》等文稿，深得蒋介石的嘉许。但陈布雷反复陈述自己的志趣仍是在上海做报人，并在4月就返回上海。此时上海已为第3次工人武装起义成功所占领，但未过一月，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实行国共合作的武汉政府相对峙。期间，陈布雷先是4月被张静江延揽至杭州市任浙江省人民政府秘书长；5月又被蒋介石召至南京任中央党部书记长。8月，蒋介石在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倾轧之下被迫下野，陈布雷在为蒋介石拟就《辞职宣言》后，也离开南京，返回慈溪市。9月下旬，蒋东渡日本，曾派张群约陈布雷同行，陈以“我不谙日语，恐不能于蒋先生此行有补”而婉辞。10月到上海市任《时事新报》特约撰述，重操旧业。但陈布雷借此机会，极力宣传国民党及蒋氏的“光荣历史”，为蒋重新上台制造舆论。1928年1月，蒋介石重新上台，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希望任命陈布雷为总部秘书长，但陈布雷坚决推辞。在南京住了一个月后，陈布雷回到上海，并担任《时事新报》的总主笔。同时，陈布雷与戴季陶、周佛海等人共同创办了《新生命月刊》。尽管如此，每当蒋介石需要发表重要文告或演讲时，他经常会召唤陈布雷前往南京起草。从1928年7月到1929年6月，陈布雷还随蒋介石北上，代写了多篇文告和演讲稿，包括《祭告总理文》等重要文件。

1929年3月，中国国民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陈布雷作为上海市党部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在会中，陈布雷提议“凡入党不满3年者概不得当选为中央委员”，想以此来杜绝你争我夺的竞争局面。可是主席团却没有把陈布雷的提案提出，最终陈布雷被选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陈布雷连忙上书给胡汉民、蒋介石请辞。蒋介石却说，被选者不得请辞，这是纪律。8月，陈布雷被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期间陈布雷自认为不了解教育工作，且更希望在新闻界长期从事，多次请求辞职，但未能得到批准。1930年12月，蒋介石自兼教育部长，命陈布雷至南京为常务次长，嗣后又改任政务次长，并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陈布雷虽兼任要职，事务繁冗，但其大量精力仍耗于为蒋代撰各种文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不抵抗主义，使日本占领东北地区全境，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慨。反蒋派系借机倒蒋，12月蒋介石被迫下野。陈布雷原本想趁机引退，但却被国民政府再次任命为浙江省教育厅长，继续从事教育工作。期间，他推广乡村小学、发展民众教育，为浙江省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但仍然常被蒋介石召去代写文章。1934年5月，陈布雷被调任南昌行营设计委员会主任，正式成为蒋介石的幕僚长，一直为蒋介石效力。

1934年10月，陈布雷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前往奉化溪口呆了10天，写作了一篇名为《敌乎？友乎？》的长文，劝说日本军阀改变侵略的妄念。这篇文章发表在上海的《外交评论》杂志上，并以设计委员会委员徐道邻的名义署名，引起了中日两国以及舆论界的猜测和关注。1935年2月，陈布雷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二处主任，负责秘书（第四）和研究（第五）两组的工作。在1935年11月的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后，陈布雷又兼任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此时，蒋介石已经集中了全国党政军大权，他的机要文件和函电往来除了军事方面由侍从室第一处处理外，其余都经由陈布雷办理。

1936年12月，蒋介石前往西安市催逼张学良、杨虎城出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但陈布雷因病没有随行。当张学良和杨虎城谏阻蒋介石时，蒋被拘禁，而陈布雷由于自认为是“近臣”，未能与蒋共患难，感到迷茫和失落，在南京扶病奔走，并力主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在中共的调解和各方面的努力下，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并于26日返回南京。陈布雷随即奉命将蒋介石被迫承诺的条件口述撰写成《对张杨之训词》发表，之后又虚构了蒋介石在事变中被扣留和释放的经过，写成《西安半月记》。尽管陈布雷勉强按照命令写出这些文章，但内心深感痛苦。他曾在给知己的信中写道：“我现在的言论和思想，不能自主，身体和灵魂已经逐渐成为他人的一部分。人生都有本能，谁能甘愿接受这样的处境呢？”他受到蒋介石的命令束缚，一再违背自己的内心写作，陷入了痛苦和矛盾的深渊，只能通过愤怒的文字来宣泄，因此一度“患脑病甚剧，思维困扰，夜间失眠，白天厌倦”。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布雷得到蒋介石的重用，逐渐从幕后被推到前台。1946年11月，蒋介石撕毁了重庆谈判的《双十协定》和政协会议的协议，自行召开了“制宪国大”。陈布雷奉命与青年党、民社党的领导人左舜生、陈启天、张君劢等商议，以拉拢他们。1947年4月，蒋介石宣称“准备行宪”，改组国民政府，由中国国民党、青年党、民社党代表及其他“社会贤达”共28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陈布雷被蒋介石推举为其中一员。1948年3月，蒋介石召开了“行宪国大”，自己登上了“总统”宝座，陈布雷被任命为南京总统府国策顾问。他还兼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代秘书长，负责筹划和组织国民党中枢的重要会议，并主持蒋介石召开的“官邸会报”，参与决策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党政大事。

1948年8月，蒋介石为摆脱财政经济濒临崩溃的困境，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和外币，疯狂掠夺人民的财富，激起了更大的民愤，9月至11月，中国国民党在辽沈战役中被歼47万人。11月6日，淮海战役爆发，国民党面临朝不保夕之势。11月11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了临时会议，陈布雷在会上发言，批评国民党军队将骄兵逸，指出国民党军政大员的腐败与贪污无能，并牵涉到了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陈果夫几家。此时蒋介石对陈布雷发脾气，称他老跟他唱对台戏，脑力衰弱得不够用了，宣传工作也没有搞上去，要他休息。还说“书生误国，看错了人”。陈布雷遂面红耳赤，退出会场，返回寓所。

1948年11月11日晚上，吃饭时陈布雷与其秘书蒋君章等郑重地谈了1个小时，然后上楼，吩咐蒋君章不要让客人见他。12日，上午约见女婿袁永熙，在女婿的建议下理了发，换了身整洁干净的衣服。晚上，陈布雷独自上楼，并嘱副官不接电话，不见太子宾客，他要休息。此时恰逢陈布雷夫人王允默去上海参加外甥女的婚礼，秘书蒋君章去《中央日报》社值班。12日午夜，陈布雷服下一瓶半安眠药后，和衣躺下，自杀身亡，终年59岁。

在早期，陈布雷以笔名"畏垒"发表言论，秉持新闻客观和真实的原则，不屈服于外部压力。1923年，军阀头目曹锟通过直奉战争夺取了北京政权，引发了贿选丑闻。《商报》在本地新闻版刊登文章揭露和抨击这一丑闻，敢于说出他人不敢言的真相，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这使得直系军阀深感羞辱与愤怒，主持《商报》编辑工作的陈布雷因评论激烈，甚至被上海工部局传讯。陈布雷聘请了当时在租界的英国律师为自己辩护，迫使反动当局最终只能罚款并释放他，此事就此了结。北洋军阀的迫害并没有让陈布雷畏惧屈服，反而更加激发了他的斗志。在主持《商报》期间，他因直言不讳而遭遇不少麻烦。有人劝告他采用更委婉的措辞，避免招惹是非，但他却回答说：“作为主笔，如果不因直言不讳而受到官司的困扰，那就不算是一位合格的主笔，这不是我的初衷！”

陈布雷是以其在新闻界撰写的评论闻名于世。20年代初，陈布雷开始担任《商报》的主笔，他立志在国家危难之际以手中的笔为国效力，反对列强，推翻军阀。邹韬奋曾评论道：“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上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经确立。他当时不仅富有正义感，还具有革命精神。当时人民憎恨军阀，全心支持北伐，而他以笔名畏垒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常常以锐利的笔锋和公正的态度，履行着代表人民发声的职责。”

1942年初，河南省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造成了大量人口饥饿死亡。基于记者报道的河南灾情和重庆上层社会的奢靡景象之间的对比，王芸生于2月2日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发表了一篇社论，题为《看重庆，念中原》。然而，当晚中国国民党新闻检查所派人送来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令限令《大公报》停刊三天的通知。事后，王芸生不服气，找到了陈布雷并与其进行了交涉。陈布雷严厉地警告王芸生，称蒋介石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情，认为是省政府夸大了灾情，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1943年春季，蒋介石政权日益腐败，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导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迅速积累，社会底层劳动人民饱受苦难。王芸生从3月底到5月中旬策划并组织了十几篇文章，呼吁人们憎恨坏人、贪官污吏，并号召领导层和普通民众都要忏悔。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一定的反响。然而，5月10日，王芸生接到了陈布雷再次警告的电话，要求《大公报》不再发表涉及爱恨问题的文章。

1948年7月8日，负责中国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陈布雷下令封禁了《新民报》。王芸生对此感到非常愤怒，于10日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由新民报停刊谈出版法》的社论，抨击国民党当局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陈布雷看到王芸生的社论后，找到了国民党《中央日报》总主笔陶希圣，并表示：“王芸生不是评论政治，他还试图指挥政府，甚至最高统帅。他为共产党张目。晋朝的阮籍曾有句名言，叫做‘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如果我年轻十岁，我会重新从事记者工作，与他周旋，不让这种人如此嚣张！现在我宣布与王芸生绝交。”7月16日，陶希圣为《中央日报》撰写了一篇社论，题为《在野党的特权》，社论称王芸生是新华社的应声虫，这篇社论是经过陈布雷亲自审定的。

1948年，《新闻天地》刊登了当时外交部长王世杰的文章《王外长又低了一次头》，陈布雷给《新闻天地》写信表示不应该刊登该文，报社应谨慎处理涉及政治毒素的稿件。

在陈布雷的支持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成立了一系列的专门机构，加强对新闻出版业的审查体制建设。电讯和稿件的使用都需要经过中宣部审查处的审理；图书杂志的原稿则由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处理；戏剧剧本则由戏剧审查委员会和图书杂志处共同审核。1939年春天，中国国民党中央成立了军委会战时新闻检查局，统一了新闻检查的权力。在抗战期间的1937年至1945年，国民政府相继颁布了《修正出版法》《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确立战时新闻政策的决议》《修正新闻检查标准》《修正战时新闻禁载标准》《书籍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等法令。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还颁布了《管理收复区报纸、通讯社、杂志、电影、广播事业暂行办法》《乱时期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条例》《惩治叛乱条例》等涉及控制舆论的法令。这些法规都是在陈布雷执掌下宣传部策划制定的。这些法规的基本精神大致相同，即要求统一舆论，将中国国民党的政治原则作为舆论的准则。

陈布雷在报人时期撰写了大量支持辛亥革命的时评，反对封建帝制，宣扬共和精神。学者刘莹莹认为陈布雷的政论犀利尖锐，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点评分析，揭露反动军阀挑起战争的罪行，从而引导民众。抗战初期，他创作了大量团结御侮的杰作，对蒋介石形成抗战的指导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抗战期间，他推动国共两党合作，并撰写多篇文章为蒋介石勉励国人、鼓舞士气、拉拢民心。抗战胜利后，陈布雷自杀的消息震惊了南京蒋氏政权，也唤醒更多人认清中国国民党的实质，加速了蒋氏政权的覆灭。

邹韬奋曾称称陈布雷是民国第一流政论家。

著名诗人刘大白称赞他道：“今天上海市报纸的言沦，哪一个也写不过陈布雷。”

著名人士叶恭绰曾感叹地说：“全国报界中主持社论的人才寥寥无几，议论周匝，文字雅俊者，在北惟颜旨微(天津市《益世报》主笔)，在南惟陈畏垒而已。”

著名政论家邹韬奋在《经历·患难余生记》一文中曾这样评介说：“布雷先生在报界文坛的声誉，在《商报》时代就已建立起来。他当时不但富正义感，而且还有革命性。当时人民痛恨军阀，倾心北伐，他以畏垒为笔名在《商报》上发表的文章，往往能以锐利的笔锋，公正的态度，尽人民喉舌的职责。”

民国元老、“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说：“文章天下泪；风雨故人心。”

“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说：“慎独存诚襄大业；长才济世著文章。”

第5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说：“有笔如椽，谠论雄文惊一代；赤心谋国，渊谟忠炳千秋。”  

学者严如平认为陈布雷追随蒋介石多年的所作所为，尤其是末期主事反动宣传，效忠国民党蒋介石反动统治，企图阻挡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在历史上有其无法推卸的一份罪责。

学者鞠北平认为，陈布雷从政以后，他作为近代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消失尽，而传统的一面则表现非常明显。他开始极力为南京国民政府宣传蒋介石的儒化三民主义思想，还为蒋介石撰写了大量文稿，把蒋介石打扮成为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

学者卢绪元认为，陈布雷在青年时期虽也办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事，但其后半生却是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作为御用文人，他不可避免地干了许多危害人民利益的坏事。作为从犯，他有无可推卸的责任，是不能宽恕的。

高唐在《读陈布雷遗书》中直言，陈布雷虽是高官中的好官，但他始终没有替人民呼喊过一句，活着不说，快死了也不说，这就是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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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5岁开始接受启蒙教育，他爱学习，成绩好，闻名乡里，他父亲一直以他为骄傲。14岁那一年，父亲带着他去慈溪市县城参加童子试，陈布雷心中不愿意，就应付父亲，结果那一年全县151名参加考试的童子中，陈布雷考了个倒数第一，他父亲大怒道：“应试者151人，汝竟背榜。教汝读书，乃居全县童子之末，辱我门楣甚矣！”回到家里，母亲对陈布雷的做法也极为不满。陈布雷这才觉得做得太过分了，对不起父母。正好下半年宁波府还有一次府试，陈布雷就提出来再参加一次考试，以向父母“还债”。他父亲坚决不同意，怕他再考个倒数第一，更在乡里丢人。后来经陈布雷的姐姐向父母说情，他父亲才勉强允许了。是年年底，父亲带着陈布雷离家乘船赴宁波府参加府试，发榜时陈布雷名列榜首，他父亲大为高兴。发榜那天宁波市一带风雪交加，虽然如此，他父亲却喜笑颜开地冒着风雪带着陈布雷乘船赶回慈溪市，为了早日传名乡里，让乡亲们知道，以雪前耻。

1907年，陈布雷在浙江高等学校(浙江大学前身)读书时，因为面庞丰满，被同学们戏称“面包孩儿”，于是他就以英语“Bread”的译音“布雷”作为自己的笔名。从在上海《天铎报》任撰述开始，他干脆用“布雷”做了笔名，自此名震沪上。朋友曾赠诗：“迷津唤不醒，请作布雷鸣。”刻画了陈布雷以笔为、以报为鼓、执着而忘形地为武昌区义军鼓与呼的壮士形象。从此，陈布雷原名“训恩”逐渐被人遗忘，字“彦及”亦不复人知，剩下的就是一个“舶来品”的笔名：“布雷”，反倒成了他的“真身”，哄传京沪各报。

陈布雷祖父是大商人，在多处市镇经营茶庄、钱庄、典当等，乡间田产众多，积累了不少财富，到他父亲继承时也一直保持着。陈布雷凭借自己的才华，加上堂兄的提携，在上海工作时的薪水也很丰厚。1920年陈布雷30岁，受聘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编译《韦氏大词典》，每天工作七小时，月薪120元。陈布雷同时还在中国通商银行兼职当文书主任，月薪70元，合计190元，收入相当不菲。但陈布雷还梦想在证券交易中发更大的财，1921年便开始在上海做证券买卖，他既不懂又自信，结果从7月到11月短短三四个月间亏损8000余元，不得已将慈溪市老家的祖产卖掉了40亩土地得款2600元，又约了几个朋友凑了一个十年的互助会得款5000元，加上部分手头上的积蓄，才把债务还清。

陈布雷的真正死因，既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是民国史的一大疑案。到目前为止，涉及这一疑案的论点，至少有这样几种说法：

这源于陈布雷的留有的遗书之一《再上总裁书》的一句话：“实觉此时不应无感激轻生之士”等话，也就是“士为知己者死”。而这一观点当时中国国民党官方《中央日报》在11月18日的报道中也有提到：“总裁对于布雷先生二十年来鞠躬尽，而最后乃感激轻生以死报国，异常震悼。”

这一观点来源于陈布雷妻子王允默在《陈布雷回忆录》的前记中有写：“是以先夫子之死，决不是仅为一人为一事之刺激，率尔轻生，盖其志在以一死励大众也。”

这是指陈布雷的自杀是对时局的悲观绝望。而陈布雷在《杂谈》和遗书中，确实有流露——如“耳闻目睹，饱受刺激”等。吴国桢在接受访谈时声称，陈布雷同他透露，陈本人不认为与共产党有任何妥协的可能，但他也看到中国国民党政权正变得腐败，甚至自己的孩子都变成了共产党，他为此感到十分羞愧。他认为我们已失去了年轻人的信任，觉得没有希望了，于是就自杀了。

陶永标认为，陈布雷是痛感国事之不可为，要对蒋介石进行“尸谏”。在《尸谏——蒋介石秘书陈布雷自杀经过》一文中，陶永标说：“关于促使陈布雷自杀的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外人知道的极少。那就是陈布雷曾经劝告蒋介石罢兵，同共产党举行谈判，两方早日结束内战，让百姓安养生息。但蒋介石不仅没有听从，而且事后表示不满。陈布雷感到彻底失望，百念俱灰，于是以身殉职，示己忠贞，免得蒋介石猜疑。从这一点来说，陈布雷的自杀也可谓尸谏。”

台湾作家用李敖认为，陈布雷是用死证明知识分子跟中国国民党合作的悲惨下场，他告诉大众他过了错误的一生，他用一死否定了他一生的鞠躬尽瘁，在‘油尽灯枯’的摇曳里，他把一死，注入了新的意义——那个为他所明知却又欲说还休的意义，他把光明重新点亮，虽然他自己，却误上贼船、‘百身莫赎’，永远殉葬在黑暗里了。

学者王晓华在《“文胆”陈布雷之死》中用心理学分析陈布雷的死因，指出陈布雷的身体不佳是他选择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变态心理学家认为，有些人在长期持续的精神刺激因素的作用下而产生的一种情绪消沉、忧郁、沮丧、焦虑，进而产生自责自罪的念头，认为自己思想迟钝，脑子变笨，不再对社会有用，乃至把以往的一般错误夸大成为不可饶恕的罪行而要求处理自己，这是典型的心理异常疾病，即精神抑郁状态。结果往往用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陈布雷后来的行为，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还有传言声称，陈布雷死前曾向蒋介石犯颜直谏，直言中国国民党权贵尤其是孔、宋两家的腐败，结果被蒋介石训斥，不堪其辱而死；而蒋介石本人则在10年之后表示，陈布雷是因为听信他将下野的谣言“愤慨之至而以死报国”。

1948年11月19日下午二点，陈布雷的灵柩专车从上海市到达杭州市。12月10日10点，灵柩抵达九溪十八涧徐村萝卜山墓地，10点半灵柩已入穴，随葬的只有一支派克金笔、一本《圣经》。后来“文革”时期，陈布雷之墓被平毁，“棺木挖开时，里面的衣裳还没有腐烂，藏青色的，绸缎的。棺木内还有一支金笔。”1990年代坟墓重建，现为杭州市文物保护点。

陈布雷故居位于南京市鼓楼区颐和路6号。陈布雷一家在抗战前一直租居在颐和路6号寓所。1936年由实业部农业司司长徐廷湖兴建。占地989.01平方米，建有一栋9间西式三层花园楼房和一栋二层2间西式小洋楼，以及5间砖木结构西式平房和一间旧式平房。

位于南京市颐和路十二片区里的江苏路15号民国建筑，是陈布雷另一处公馆旧址，它建于1934年，其院落占地面积727.8平方米，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建有砖木结构的西式楼房1幢，平房2进6间。原产权人为夏贞汶（身份不详）所有，抗战胜利后，陈布雷携眷“还都”，因颐和路房子被占用，在马超俊的帮助下租用湖南路508号（现江苏路15号）房子，1948年11月陈布雷在此自杀。目前，该处现有主楼1幢，其主楼坐北朝南，高二层，青砖外墙，庑殿顶，青瓦，南侧中部突出多边形上带多边形露天阳台，一楼东南侧为一方形内廊，大门在内廊东侧，黑，灰色门窗，建筑面积约280平方米。因该建筑属于颐和路十二片区，2008年，政府出资对此建筑进行了维修出新。

陈氏故居为清代民居建筑，格局和风貌基本保持完整，规模较大，总占地面积2645平方米，建筑面积约3200平方米。坐北朝南，依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为前楼、后楼、后罩屋，东西两侧各有厢楼，前、后楼各五开间，后罩屋七开间，厢楼各三开间。该宅为陈氏七兄弟及堂兄陈训正的出生地。

1946年，陈布雷心系家乡，再续兴学，特意捐资并仿广州黄浦军校建筑风格，在旧私塾旁建造校舍一幢，并命名为“鸡山学堂”。学校占地989.42平方米，建筑面积574.32平方米，学生最多时超过200人。新中国成立后改名为官桥小学。鸡山学堂为目前姚东地区少见的西式建筑，砖拱门承檐榻，拱圈并联，柱础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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