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佛海（1897年5月29日-1948年2月28日），近现代政治人物，汪伪政权要员，沅陵县人。

1897年5月29日，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陵县，早年丧父，跟随母亲生活。1917年，周佛海经同乡和校长帮助赴日留学，考入东京一高，后进入鹿儿岛县第七高等学校学习。1920年，周佛海在暑假期间回国来到上海市，参与了中国成立共产党组织的筹备工作。次年，作为日本留学生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副委员长，在陈独秀未到上海期间代理委员长一职。1922年，周佛海进入京都大学经济科学习。1924年，周佛海回国担任广州宣传部秘书，并正式脱离共产党，随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共”活动。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周佛海又投靠了汪精卫，参与组织汪伪政府，主张与日本求和。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周佛海见日本大势已去，便背着汪精卫效命蒋介石，还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佛海被蒋介石抓捕并判处死刑，后被特赦判处无期徒刑，于老虎桥监狱服刑。1948年2月8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加重于狱中身亡，终年51岁。

周佛海有写日记的习惯，后世留有《周佛海日记》一书，历史学者蔡德金评价周佛海是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并认为他有很好的文学素养，但其世界观、人生观均以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为标准。历史学者闻少华认为由于周佛海有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因此他在政治上走上官僚、政客、野心家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

1897年5月29日，周佛海出生于湖南省沅陵县信平乡（今凉水井镇）第八堡（今窝溪村）周家冲。他的父亲周九，出身举人，曾任曾国藩湘军幕僚，后担任福建省莆田县知事，清宣统元年（1909年）因销毁罂粟而殉职。此后，周佛海跟随母亲生活，入乡塾读书，1912年考入县立高等小学堂。次年和同乡郑妹结婚，并因打架到长沙兑泽中学读二年级，后又转回沅陵县立中学。1917年，周佛海在同乡和学校的帮助下赴日留学，考入东京一高，次年进入鹿儿岛县第七高等学校学习。

在日留学期间，周佛海深受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潮的影响，并受接受了五四运动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1919年起，周佛海在梁启超主办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刊登了《中国的阶级斗争》《物质生活上的改造方针》等一系列文章，来表达他对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产业救国的认识。

1920年暑假，因湖南省正在开展驱逐军阀张敬尧的运动，道路堵塞，周佛海无法回乡省亲而滞留上海市。在此期间，他与《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解放与改造》主编张东荪等人会面，商议组织“中国共产党”一事，正在计划拟定，分头派人工作时，周佛海因学校开学，返回日本上学。返回日本后，周佛海组织了日本共产小组，还集结十几位同学，每星期聚会一次来练习演说。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创刊，周佛海以“无懈”为笔名，发表了《俄国共产政府成立三周年纪念》《我们为什么主站共产主义》《夺取政权》三篇文章。1921年，周佛海在日本鹿儿岛县收到信件得知中共成立会议将于7月召开，于是利用暑假前往上海市，作为日本留学生代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和毛泽东等人租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楼上。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室，遭到法国警察的搜查，于是会议改在南湖的一艘旅游船中进行，但周佛海因为肚痛腹泻没有参加这次会议，晚间经毛泽东说明才得知此事。周佛海在会中被选为副委员长，并在陈独秀未到上海期间代理委员长一职。大会结束后，周佛海等人成立了劳动组合书记部，来发动并指导上海劳工运动，后又积极参加远东弱小民族会议。回国期间，周佛海还结识了名门闺秀杨淑慧，隐瞒自己已婚的情况同她结婚，并一起于返回日本读书。1922年，周佛海从第七高等中学毕业，进入京都大学经济科读书。

1924年1月，国共合作开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长兼宣传部部长戴季陶以每月200银元的高薪邀请周佛海到广州市担任宣传部秘书，5月，周佛海未及毕业便回国就任，9月又受广东大学校长邹鲁之邀，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月薪240银元。1924年秋天，周佛海将退党申请寄给广东省执委，周恩来还特地找周佛海谈话，但最终并未挽回周佛海退党的决意。最后，中共中央批准周佛海脱党，周佛海彻底与中国共产党划清界限。1925年4月，他创办了以“反共”为主旨的《社会评论》周刊，并先后在《孤军》《独立青年》等杂志上发表一系列文章，为国民党右派和蒋介石的反攻活动造势。同年11月，周佛海参加了“西山会议派”的反苏、“反共”活动。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周佛海经戴季陶引荐投奔蒋介石，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在“四一二事变”后，宁汉对立愈演愈烈之际，周佛海站在蒋介石一边，并秘密出逃武汉。在轮船上的旅途中，他撰写了一篇名为《逃出了赤都武汉》的文章。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中，周佛海担任新成立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的政治总教官。1927年8月，蒋介石因派系斗争被迫下野，周佛海也离开南京，到戴季陶任校长的广州中山大学任教。但当时中国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仍在继续，汪精卫提出由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筹备让蒋介石重新上台当权的舆论宣传，蒋介石便指示戴季陶、周佛海、陈布雷等人出版一份理论刊物，并委任周佛海为实际总负责。于是，周佛海等人在1928年1月在上海创办了《新生命》月刊，周佛海是其主要撰稿人之一。在杂志上，周佛海撰写了《三民主义之理论体系》一书以及多篇文章，对三民主义进行了重新解释，为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提供了理论支撑。1929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1931年，周佛海当选中国国民党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这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各地学潮兴起，次年1月4日，周佛海出任江苏省人民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镇压徐中学潮，并整顿地方教育。1935年，周佛海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1936年6月，周佛海撰写《江苏教育最近之动向》一文总结了他主持江苏教育以来的情况，认为自他承担教育行政以来，“一切似已入于正轨”。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周佛海赞同汪精卫停战求和的主张，并与其他主和派人士成立了“低调俱乐部”。但日本政府和中国国民党屡次谈判不妥，于1938年1月18日，撤回了驻华大使，两国关系断绝，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促和运动失败。1938年11月，汪精卫、周佛海派人和日本秘密签订“重光唐密约”，接受日本提出的共同防共和经济提携等卖国条件，并拟定建立汪伪“和平”政府的办法。次月，周佛海追随汪精卫从昆明市叛逃到越南河内。1939年，周佛海发表《回忆与前瞻》一文来回应汪精卫的《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的广播演讲，并为他的叛国投敌行为作辩护。文中，周佛海吹捧日本侵掠者，认为中国抗日必败，主张与日本停战议和。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原国民政府考试院旧址宁远楼宣告伪国民政府成立，周佛海担任伪财政部部长，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等重要职位，并借改组各伪省、市政府的机会，在其中安插自己的亲信，任用亲信阮祺、张素民分别为盐务、关务“署长”，掌握财政大权。7月，周佛海作为伪国民政府代表之一与日本进行调整邦交的谈判，负责谈判中所有具体问题的处理，11月末，双方谈判结束，签订《关于中华民国日本国间基本关系条约》和《中日满共同宣言》。不久后，周佛海为加强自己的政治地位，成立汉奸武装队伍“税警团”，安排自己的亲信罗君强及职业军人熊剑东为税警团的总团长和副总团长。1941年，周佛海又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兼任伪中央储备银行总裁，并通过对汪伪政权的外交、军事、财政、金融等方面的控制，架空了汪精卫。

在汪伪政府任职期间，周佛海一直与重庆国民党保持联系，并通过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等人劝说蒋介石于日本讲和，蒋介石反而要求周佛海伺机除掉汪精卫，并为使周佛海全心为重庆效力，于1941年扣押了他的母亲和妹妹。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佛海意识到日本处于不利地位，开始了他的效命蒋介石的活动。在此期间他通过伪财政部上海办事处的秘密电台，向重庆方面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他还协助安插特工人员，保释被捕特工，并设计杀死了汪伪政权特务头子李士群，加速了汪精卫汉奸政权的灭亡。

1945年日本投降后，全国各地开始了抓捕汉奸的行动。而周佛海被软禁在白公馆中，严密保护，备受优待，引起了群众不满。1946年9月，蒋介石下令将周佛海送往南京审判，11月7日，周佛海被判处死刑。其妻杨淑慧多次向法院抗告，四处奔走托人向蒋介石求情，蒋介石念其对重庆市方面有功，下令特赦周佛海，改判为无期徒刑。次年4月5日，周佛海被投入老虎桥监狱。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心脏病重身亡，尸体移入中国殡仪馆，4月5日，葬于南京教区永安公墓。

历史学者闻少华：“由于周佛海强烈的个人英雄主义和极端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恶性发展，加上生活上的腐化堕落，在政治上走上官僚、政客、野心家的道路，是毫不奇怪的。”

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回忆与周佛海初次见面的情景时评价周佛海“头发乱蓬蓬的，一套山东府绸装的白西装，背上已染上枯草搬得颜色，脏得不成样子”，“但在又脏又乱的衣服头发之外，却有一张英俊挺秀的脸孔，令人尚不发生恶感”。

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周佛海作为一个民族败类、汉奸卖国贼，早已盖棺论定，出版他的日记，是为了给历史工作者研究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及汪伪政权的罪恶活动，提供一些可资参考的历史资料。”

现代历史学者蔡德金认为“周佛海是民国时期政治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并评价“周佛海有着很好的写作修养，善于文笔，人又很勤奋”。他还评价：“在周佛海的世界观、人生观中，一切是以“我”为中心，一切以能否出人头地，能否爬到最高的政治地位，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为标准。”

周佛海自1932年初，开始记日记，一直到1945年6月9日。后因病重及母亲逝世，到1946年末周佛海有一年多的时间未记日记。后1947年，周佛海于狱中重拾记日记的习惯以消磨时间。《周佛海日记全编》由周佛海所著，由历史学者蔡德金等人整理收录而成，其中包括1937年至1938年、1940年至1945年和1947年周佛海在狱中所写的日记。

周佛海少年时曾经和同学们把去文昌阁比做“入阁”。文昌阁位于鹤鸣山上，是古代华知府向学生们传授知识和娱乐休闲的地方。后来由于周佛海就读的中学扩建，文昌阁便并入学校，用做学生宿舍的一部分。周佛海说：“我常常想要为我的国家贡献力量，并为此做出努力。因此，我说到'去文昌阁'的时候，实际上是在说 '入阁'，就像当我问同学们要不要去文昌阁的时候，我会问 '你准备何时入阁呢？'。”

在周佛海被判刑并面临死刑的时候，因为周佛海的历史背景和政治活动的影响，特赦他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话题。历史上有三种关于周佛海最终获得特赦的说法。

根据第一种说法，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找到了周的旧友陈布雷，请陈帮助安排她前往南京黄埔路官邸拜蒋介石，请求特赦或减刑。陈布雷帮助周佛海，并向蒋介石请求，最终蒋介石考虑到周佛海的贡献，同意了特赦请求。第二种说法是周佛海的旧友陈果夫和陈立夫向蒋介石求情，称赞周佛海对中国国民党的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蒋介石被说服了，并同意减刑或缓刑。第三种说法是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威胁蒋介石，表示如果执行死刑，她将公布有关抗战期间蒋介石给周佛海的手谕的照片，让蒋介石声名狼藉。蒋介石下令改判周佛海死刑为特赦。

在周佛海特赦问题中有关键作用的人包括周佛海本人、周佛海妻子杨淑慧、周佛海的旧友陈布雷和陈果夫、以及蒋介石等政治人物。各方面的影响力和请求最终导致了周佛海获得特赦。

根据周佛海的回忆， “ 一大” 在上海市召开的最后一次会议的第二天黎明， 上海大东旅社发生了孔阿琴被杀案件，周佛海还在回忆录《扶桑影溯当年》重记载了，在“一大”会议召开到第六晚时，一个人佯装走错房间，随后探捕来访的事情。此外，周佛海还在1943年回忆了党务发展的情况，并在《往矣集》重记载“广东省代表是公博， 北京是张国焘、刘仁静， 长沙市是毛泽东和一位姓柯的老先生， 汉口是陈潭秋、包惠僧， 上海是李达、李汉俊， 济南是谁记不清了”，这帮助了后来的学者邵维正等人推断中共“一大”闭幕的时间，以及参与“一大”的人员名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