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夕，男，真名杨成凯，山东招远市人，林夕为其笔名，1941年生，山东招远市人，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其有多部著作，论文，参与主持重点科研项目，主编有《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等刊物。

林夕，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系，获硕士学位。1981年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任职研究员。学术活动范围广泛，在语言学理论、汉语语法、文学艺术、目录版本、古籍整理等领域都有著述发表。尤为倾心中原地区古文献收藏和研究，现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其语言学师从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主要著作有《汉语语法理论研究》，主持编写《社会科学新方法大系（语言学和符号学部分）》，发表语言学论文五十余篇，并主持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代汉语话语关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科研项目。

在语文学（即目录版本、古籍整理）领域，主编《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书系》（辽宁教育出版社）、《中国著名藏书家书目汇刊》（商务印书馆，2005）。其单篇论文尚未结集，重要的有《明寒山赵氏小宛堂刻〈玉台新咏〉真伪考实》（《藏书家》创刊号）等。

关于《新世纪万有文库·传统书系》

“所有的人都只看到筐里有烂苹果，并没有看清楚其他的苹果烂不烂，而正是那几个烂苹果坏了一筐苹果的名声。”三大操盘手之一杨成凯语重心长地说。他负责万有文库的古籍部分，而古籍部分遭到的批评也是最严厉的。众所周知，文库的传统部分令杨成凯等专家引为骄傲的是版本的珍贵，包含一些人间孤本，有些本子更是湮没多年无人知晓的秘本。

这种情况在集部和子部最多，用珍善本校勘，这是传统部分最突出的特点，如《天机馀锦》使用的是台北市藏明抄孤本。《花间集》以杨以增藏宋本校过，发现王鹏运所谓影宋刻本并非实录，特别是宋本首尾缺页，抄补页似出自明刻朱墨本，这才知道李一氓整理本所倚重的所谓宋本，其实上了四印斋本的当。

杨成凯说起版本流传旧事，娓娓道来，像讲一段传奇。《尊前集》据明万历顾梧芳刻本校，此前尽人皆知有顾本，却无人知其下落，今日所知古本不过明抄本若干种而已，刻本则仅毛氏毛晋一种。杨成凯早已认定北图善本书目著录的明刻残本就是顾本，但是没有想到，校点者在校点同时作国图编目，突然发现国图新收残本与馆藏残本合在一起，正是一部完整的顾本。“适为两析之旧本，丰城剑合，属词界幸事，”杨成凯说。此本即毛刻重出之本，可校毛本诸多讹误。仅顾姓所撰之引言，毛刻即有大误多处。近今词家从毛本转引，文义背谬，辗转不得其解，核之原书，则文从字顺。而且此本即为王国维当年所见之书，附有手跋，原为罗氏大云书库旧物，下册先出，归长乐郑氏。上册后出，幸得璧合。王氏墨笔跋语今亦抄出，附印书后，为学术研究提供了罕见的版本。

文库古籍对于古代学者专著的整理出版也常被人称道。傅璇琮指出，陈子龙是明末云间学派一代宗师，他的作品对明末清初文学创作的发展方向有很大影响。可惜他抗清殉难后作品散佚无存，到清爱新觉罗·颙琰年间王昶辑印全集时，已经慨叹有些集子不能见到。文库出版的《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唱和诗馀》就包括王昶编刻全集未能见到的作品。特别是陈子龙的词开风气之先，对清代词学兴起有很大影响，《幽兰草》中包含他明末时期的重要词作，《唱和诗馀》中更有他殉难前的慷慨悲歌，长期以来研究者见不到原书，文库编者从国图抄出《唱和诗馀》，这也是《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的孤本，同时收入《文库》。如今文库校点本根据秘藏各地的原刻本重印，使读者可以看到这些三百多年未曾重印的珍本秘籍的真面目，对学术研究很有裨益。

《程氏续考古编》宋以后未见传刻，从《四库全书》以来相传已佚，今据仅存之明抄本校印，使湮没几百年之名著得以重现人间。而《程氏考古编》虽有刻本，但佳本并不多见，而且多年来未出版校点之本。《古今诗馀醉》前面有五篇序，求之上图、北大等几部藏本仍不足，最后托台湾学者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本传真补足；明清之际奇女子李因的《竹笑轩吟草》，第三集遍觅不获，承黄裳先生慨借藏本，始得配齐全书，所知仅有此本，读者受益匪浅。

辗转寻觅珍本秘籍的甘苦，经常跟公私藏家打交道的人不难体会，有些书只能出重金托人抄录，或者花时间到图书馆校勘，出版社和编者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不知道的人可能不当一回事。

读者对于文库最集中的意见在于“校点差错”。杨成凯说，鲁迅先生当年就说过“吃烂苹果总胜无”这样的话，文库古籍毕竟出版了许多罕见的好书，从目录版本学角度认真考量一下，就可以看到《文库》一些书的价值不能忽视，不能人云亦云，连洗澡水带孩子一起泼掉。“校点差错”仅仅是个别问题，毕竟出版社为校对工作尽了心力，付印前都请作者复校。很多作者对于古籍的勘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有的书作者不放心，不仅自己校过，而且不止校了一次，甚至还有作者亲自监督排版制作的。像黄永年先生的校点书稿都是亲笔书写，并不是由他人捉刀。“可见作者之中还有很爱惜羽毛的，白纸黑字，哪个是好苹果，哪个不是好苹果，总会水落石出的。”杨成凯感叹道。

针对有读者指出文库是“印古书而古书亡”的说法，杨成凯表示，这是清代个别人说明代印书的话，因为明代刻书有些乱改乱删的情况。但是这话不对，明代大多数刻书都是认真的，今天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展，明人刻书功不可没。许多书要不是明代刻印出来，今天恐怕已经只字不存了。即使有错字，总比只字不存好。张之洞在《輶轩语》中说：“明刻丛书极为粗率，脱误固然，其专辄删改，最为大害。然不闻陶渊明语云‘慰情聊胜无’耶？”印古书最难讨好，因为古书的读者相对要少，而且各出版社都在印，已经铺天盖地了，不像近代、国外书系那样少见。再印只能在善本秘籍上下功夫，《文库》的古书都据善本校印，附有校记，只要看看参校的版本，不难发现，有许多是各图书馆珍藏的秘本，不要说一般读者，就是专业学者也很难看到。

像《文库》出版的词集，学者就曾撰文予以好评。即使看起来很普通的书，如《书林清话》，到处翻印，现在有五六家出版，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文库》附有日本学者长泽先生的校记。再如《癸巳存稿》似乎也很普通，但是《文库》本据上海市、北京两处抄本校补，补充了不少此前未发表的资料。不过这些事情需要行家里手亲自翻阅一遍才能发现，没有目录版本学的造诣，粗粗一翻，或者人云亦云，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