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郎机（英文名：Breech-loading swivel gun）是15世纪后期至16世纪初期流行于欧洲的一种后装火炮，1517年，明朝官员在与葡萄牙帝国使臣打交道时，首次看见了安装在来华舰只上的佛郎机炮。1522年，明朝缴获了葡萄牙殖民者的佛郎机，并开始仿制，在抗击日本倭寇、平定西北边患和万历时期的抗日援朝战争中不断使用。清朝时期在佛郎机的基础上仿制了“子母炮”。

佛郎机炮来源于15世纪的鹰炮（Falconetto），“佛郎机”是明朝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由于该炮是葡萄牙人传入中国的，明代就将此炮命名为“佛郎机炮”。

佛郎机使用子母设计，母铳为炮筒，子铳为小火铳，每门母铳可以配4～9个子铳，能连续开火。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膛压，保证了发射时的安全。安装了瞄准具，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命中精度。并较好的解决了闭气问题，保证了发射的威力。

“佛郎机”是明朝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由于该炮是葡萄牙人传入中国的，明代就将此炮命名为“佛郎机炮”。

在欧洲国家，佛郎机炮有多种名字，英语名有"Murderer", "Base", "Sling", "Port-Piece", "Serpentine", "长管炮", "Pierrier", "Stock Fowler", and "Patterero"等，法语名为“Pierrier à boîte”，西班牙语名为“Verso”。

中国发明的发射药与创制的火器，在十三世纪末至十四世纪前期经阿拉伯西传至欧洲后，被欧洲人仿制和改制成管形射击火器手持枪（hand gun），又经过欧洲火器研制者一个多世纪的研究和改进，把手持枪用点火棒点火发射的方式，改成用发火机夹钳火绳点火发射的方式，制成了在构造和性能上，都比明朝前期用火捻点火发射的火铳优越的火炮。

“铜发熕”最早出现在14世纪末的西欧，葡萄牙帝国皇室利用地理大发现的贸易所得，不遗余力地在欧洲各地采购最佳舰船炮，约在1410年左右改进成常见的“佛郎机炮”。新航路开辟后，出于对掠夺的需要，“佛郎机炮”成为西欧殖民者重要的舰载火器，他们凭借这种先进火器，大肆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扩张。

1522年，一批葡萄牙殖民者在军官阿丰索的率领下，进犯新会区西草湾海域，广东水师将领汪鋐率领水师抗击来犯的侵略者，并取得的胜利。在此次战争中，明朝水师缴获20多门“佛郎机炮”，汪鋐将其进献给朝廷，并在奏疏中陈述“佛郎机炮”的威力，建议广泛仿制推广。嘉靖九年（1530年），明朝政府采纳汪鋐建议，仿照“佛郎机”样式，批量制造。

明朝工匠不仅仅简单仿制葡萄牙的“佛郎机炮”，而是按照不同战场的需要，制造样式多样的“佛郎机炮”。这些“佛郎机”包括“舰载佛郎机”“马上佛郎机”“千胜佛郎机”及“佛郎机流星炮”等，它们适用于各种战场，成为破敌利器。此外，戚继光等明朝将领在技术层面上，也对“佛郎机炮”加以改进。戚继光将“佛郎机炮”的木马子改为铅子，以提高弹丸和铳管的配合精度；鉴于炮膛、弹丸制作精度差等缺点，使用辅助性工具送安装弹丸；使用铁闩，防止子铳后坐作用产生误伤。

在仿制的过程中，中国工匠发挥了他们的聪明才智，完善改进了佛郎机的制造，生产了大佛郎机和铅锡铳的小佛郎机等。次年就制成大样佛郎机32副，发各边试用。嘉靖七年又造4000门中样佛郎机，说明当时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惊人，嘉靖二十二年又将手把铜铳、碗口铳改制为小佛郎机。二十三年造马上佛郎机1000支。四十三年又造出铁质佛郎机，至此佛郎机已成为明军主要装备之一。 

明朝是对佛郎机大炮十分重视，各种规格齐全，明朝时的佛郎机制造已经达到了很完善的境地，为改善明军装备创造了前提条件。 明军以这些佛郎机为基础，创建了新型的水兵营和由车炮营，骑兵营、步兵营，辎重营组成的合成军，并建立了长城的火炮防御体系。明朝后期火器在战场上已经相当普及，明军主力和精锐部队都大量使用火器，冷热兵器配备达到了3：1，仅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至天启元年(1621)，三年中因辽战发往广宁县以资补充的各种火器，累计火炮18154门，佛郎机4090架，枪类2080杆，发射药类1773658斤，大小铅弹142368斤，大小铁弹1253200个之多，火器几乎占到了全部兵器的一半。

清代的子母炮仿制自佛郎机炮。康熙二十九年曾铸造子母炮23位，《清朝文献通考·兵十六》卷记载，其中一门子母炮，长183厘米，内径3厘米，外径9厘米，炮管后部开膛，子炮即从此装入，即为后膛，子炮长25厘米，口径3厘米，子炮内空，以填发射药铁弹。《皇朝礼器图式》上记载，每门炮配五个子炮，每门子炮重八斤，装药二两二钱。点燃子炮火门引线，弹从子炮迸出，再经母体飞出，弹发后，取出子炮，再装上另一子炮，发炮时间间隔与前膛炮相比，大大缩短，且重量轻，一般在百斤以下，行军时可驮在马背的炮鞍上。

佛郎机的炮管较长、射程较远；有较大的敞口装弹室，可以安放事先装好弹药的子铳，射速快，威力大；炮管前后安有瞄准装置，命中率较高，明朝仿制的佛郎机有大、中、小十多种型号，最大的长3米、重250千克，最小的长70厘米、重56千克。

佛郎机是采用了母铳衔扣子铳的结构，母铳为炮筒，子铳为小火铳，每门母铳可以配4～9个子铳，这样可以保持连续射击状态。其次，“佛郎机炮”管壁厚，能承受较大的膛压，保证了发射时的安全。再次，“佛郎机炮”安装了瞄准具，增大了射程，提高了命中精度。最后，“佛郎机炮”较好的解决了闭气问题，保证了发射的威力。

在明代嘉靖年间，明朝仿制的佛郎机火炮相较于明军原有的火炮，展现出了多样的优势。首先，这种火炮配备了瞄准器和两侧的炮耳，而且炮身的壁厚有所增加。第二，它采用了子铳预装弹药的设计，无需临战时现场装填，这显著提高了发射的速率。子铳（数量从四到九个不等）实际上是较“母铳”稍细的炮管，它们与母铳结合形成了复合式的多重炮管结构。作为内部的重炮管，子铳能够随时从母铳上拆卸或安装，这样不仅可以提前将弹药装填其中，起到类似铁质药包的作用，也不至于发生炸裂。第三点优势是散热迅速。由于后装式火炮前后贯通，空气对流通畅，加之炮管较薄，有助于快速散热。这一特点不仅增强了火炮持续射击的能力，还降低了发射药自燃的风险。该火炮克服了中国传统火炮的一些缺陷，因而一经引进和仿制，便迅速取代了明军的神机枪炮。

佛朗机炮也存在不少问题。由于它是后装式设计，闭气性能较差。炮弹在真正离开炮管之前，无法在炮管内积累更多的火药气体，因此获得的推力不足，导致射程较短。此外，由于炮管长度有限、装填的弹药量较少，且炮口直径较小，炮身与炮口的比例并不合理，所以其杀伤力和破坏力都受到了限制。随着明末战争的激烈程度日益加剧，这种火炮逐渐显得力不从心。

“铜发熕”最早是被应用在海战中的，明代中后期，倭寇大举进犯中国沿海地区。面对严重的倭患，戚继光、俞大猷、谭伦等将领积极进行火器更新，“佛郎机炮”作为当时最为先进的火炮，自然成为他们首要选择。据戚继光的《纪效新书》记载可知，明代福船载6门“佛郎机炮”、海沧船载4门“佛郎机炮”、苍山船载2门“佛郎机炮”、蜈蚣船载多门“佛郎机炮”。这些火器与海船成为抗倭明军主要海战武器装备，为荡平倭患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嘉靖时期西方边防问题日益严重，常年受到鞑部小王子的侵扰。但随着王琼、刘天和、翁万达等官员加强边防建设，提高火器等措施，使得西北边防逐渐完善，北边部族难以进攻。佛郎机铳在北部边防的部署与运用，为其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北部边防自明中期后，一直处于守御的状态，佛郎机铳的出现，使得原本的防御功能出现了巨大的攻击能力。尤其是面对北方擅长于骑射的游牧部族，大型火器的攻击使得骑兵四分五散，不敢靠近，增加了北边边防的战斗力。同时迫使北部边防的战车等武装设备进行改革，如为配合更多火器装备的“全胜战车”，以及重筑防御墙，使其能够安置大型火器，使得北方防御与火器最大效率的结合。而佛郎机铳在西北边防的运用和部署的成功，也为其在嘉靖后期乃至整个明朝后期东北地区边防的运用和部署提供了经验。

万历二十年（1592年）3月，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共调动军队9个军团共20万人渡海至朝鲜，以宇喜多秀家为总指挥官，以朝鲜拒绝攻明为由，于4月正式开始了对朝鲜的战争。日军在战争初期处于优势，一个月攻陷朝鲜京城，驱逐朝鲜国王李昖，朝鲜向明朝求援，明朝集结辽东及三千戚家军约4万人，由李如松统领，奔赴朝鲜作战。

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初八，李如松在指挥围攻平壤的战斗中，明朝军队发动进攻，各种型号的佛郎机炮百炮齐发，平壤城烈火冲天。据《朝鲜宣祖实录》记载，明军攻取平壤时使用大量火器，“俄而发大炮一号，各阵继而齐发，响如万雷，山岳震摇，乱放火箭，烟焰弥数十里，咫尺不分”。日军虽有铁炮火绳枪（火绳枪），但在明军的重火器面前却显得逐渐力不能支。正月初九，李如松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平壤城，这也是战争爆发以来，中朝联军阵营取得的第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大捷。这一战，明军各种型号的佛郎机炮在战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日军的火枪系火器“铁炮”虽然优于明军，但在明军的火炮系火器佛郎机的碾压下显得毫无招架之力，只得退出平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