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嘉（1711年5月21日~1782年），字亨山、亨右、亨中，号古稀老人，直隶博野（今博野县）人。尹会一之子，清代乾隆朝大理寺卿。

尹嘉铨出生在仕宦家庭。雍正十年（1732），尹嘉铨拜王步青为师，并学习朱熹《小学》及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乾隆十二年（1747），尹嘉铨向方苞求学。雍正十三年（1735），尹嘉铨中举，后屡应会试不中。乾隆十七年（1752），尹嘉铨被爱新觉罗·弘历特别提拔他担任了官职，尹嘉铨自此踏上仕途。乾隆二十二年至二十八年（1757—1763），担任刑部官员。乾隆二十八年外放，先后任山东省、山西省、甘肃省等地按察使和布政使。地方任职期间，尹嘉铨整饬吏治刑名，重视社会教化和科举教育。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尹嘉铨担任大理寺卿。乾隆四十一年（1776），尹嘉铨将《小学》加疏，增加《考证》《释文》《或问》各一卷及《后编》二卷合为《小学大全》，得到乾隆的嘉评。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尹嘉铨以原品休致。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尹嘉铨因上奏折为父请谥并从祀孔子庙，见罪于爱新觉罗·弘历，被处以绞刑，家产籍没，所有著述一律销毁，所作石刻碑文一并铲毁。

尹嘉铨著述编纂有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等等。疏注有《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等等。鲁迅认为尹嘉铨为求名而招祸，是乾隆皇帝“名臣”为“太平盛世”之累思想的体现，乾隆借此打击“名臣”，培养奴才，宣扬太平盛世有明君无名臣的思潮。

尹嘉铨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5月21日出生在仕宦家庭，直隶博野（今博野县）人。曾祖父尹泽升为邑庠生，祖父尹公弼，业儒。其父尹会一，尹会一为雍正二年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以提倡、实践理学闻名。尹会一对尹嘉铨的教育较为重视，除亲自为尹嘉铨讲授理学典籍，并教其作文之法外，还让尹嘉铨向经学家王步青、桐城派始祖方苞请教。雍正十年（1732），尹嘉铨跟随尹会一到扬州市时，拜王步青为师，并学习朱熹《小学》及张伯行《近思录集解》。乾隆十二年（1747），尹嘉铨拿着礼物去向方苞求学。方苞认为《仪礼郑注句读》是学习礼仪的入门书籍，就先教他这本书。接着，又教他《仪礼析疑》。尹嘉铨非常勤奋好学，他经常通过书信向王步青和方苞请教问题，方苞还为其修改所作《从游纪略》。同时，方苞对尹嘉铨也比较满意。

雍正十三年（1735），尹嘉铨中举，此后屡应会试不中。乾隆十七年（1752），尹嘉铨再次落榜，恰逢爱新觉罗·弘历选拔知县，并亲自接见他们。乾隆皇帝给予了尹嘉铨恩惠，特别提拔他担任了官职，尹嘉铨自此踏上仕途。乾隆二十二年（1757）二月，尹嘉铨被任命为刑部主事。次年，尹嘉铨得到了鄂弥达的赏识，因此被提拔为刑部员外郎。乾隆二十四年（1759）六月，尹嘉铨担任刑部郎中，并且负责管理江西省方面的事务。在此期间，尹嘉铨参与《钦定大清会典》的编写，并在这五年中，曾大量阅读宫中藏书。乾隆二十七年（1762）五月，在京城进行的一次官员考核中，尹嘉铨表现非常出色，被评为了一等。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爱新觉罗·弘历引见尹嘉铨，在其履历片硃批评语：“人正经亦明白，可以臬司用者，将来还可出息。”

乾隆二十八年（1763）十二月，尹嘉铨出任外官，分守山东济东泰武道兼理通省驿传。任内重文教，喜与诸生讲学论。此外，尹嘉铨亦重吏治，曾刊刻叶镇之《作吏要言》，发给属下，规劝其洁己奉公。乾隆三十二年（1767）六月，乾隆帝引见尹嘉铨。尹嘉铨用自己的政绩，证明了当初乾隆帝眼光不俗。事后，乾隆帝在其履历片上写到：“竟可臬司，原知是一好的。”乾隆三十二年（1767）夏，改甘肃西宁道。但其在西宁市的任职时间不长，仅有3个多月。期间尹嘉铨以边疆士子“颇知向义”，尤以培育人才为先务，曾“开拓道署之乐育园”，选拔士子前来就学，并“与之课文讲义”，士子学业“颇有起色。

乾隆三十二年（1767）九月，尹嘉铨补授山西省按察使，掌一省刑名。上任伊始，即与抚臣彰宝一同“前往运城市，查办盐政达色、运司吴云从不职一案”。但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山东省按察使员缺，爱新觉罗·弘历着尹嘉铨调补。尹嘉铨奏请面圣，乾隆帝准许。三月二十七日，乾隆帝召见尹氏，并在尹嘉铨的履历片上硃批评语：“好的还可用，竟出息了。”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尹嘉铨调任山东按察使，下车伊始，立即查办秋审事宜，奔赴济南府长清区、东昌府区高唐州等处。尹嘉铨初至任上，拦舆告状之人甚多，尹嘉铨按律，“访拏讼师，严行治罪”。半年后讼牒渐稀，民情安定，得乾隆帝嘉奖。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尹嘉铨升任山东省布政使，在任时间逾二年。乾隆三十四年（1769）七月，“东平县山水泛涨，决城东南二隅，流入城中，仓廒、民屋俱坏”。爱新觉罗·弘历令施放正赈，尹嘉铨“恐地方官或有遗滥情弊”，致灾民流离失所，随即亲赴灾区查勘、赈济，至东平州赈厂“见有拥挤之患”，即令地方官“标示各乡，以次分散”，“五日内共放谷八千余石”。此外，他还亲往受灾各乡查看冬麦的种植情况。

乾隆三十六年（1771）三月，调补甘肃省布政使。赴任途中，尹嘉铨以“两司大员不时调补……或有交办事件赴任均不容缓，若照月选官例给凭定限，未免旷日持久，致滋玩愒之端”，缮折上奏，奏请嗣后凡遇两司大员调补，“毋庸给凭，以省具文，部行催令速赴新任”。爱新觉罗·弘历深以为是，将尹氏所奏发交吏部核议。吏部根据尹嘉铨建议，加以适当修改，酌减定限，但仍给凭限期。并载入例册，通行实施。同年五月，尹嘉铨因甘肃省连年被灾，粮食歉收，“民无盖藏，一切赈恤、口粮、籽种需用浩繁，以致官仓缺乏”，因物价昂贵，采买“不得不随时停止”，而拨运又“百计周章，辗转赔累”，遂上奏请恢复捐监旧例。乾隆帝批驳尹氏“知其一未知其二”，认为甘肃省积歉，“市中粮食不能充足，价值亦必加昂。若再令买谷报捐，众皆入市争购，尽纳官仓，米粮必至日绌。闾阎糊口，益无可资”，因此，恢复捐监旧例“实非此时应办之事，断不可行”。是年十月，陕甘总督吴达善卒于任上，尹嘉铨暂行护理总督印务，直至新任总督文绶上任。期间，负责查核、办理前任督臣吴达善“经手未完，以及续到事件”。

乾隆三十七年（1772）七月，尹嘉铨以甘肃省收支兵马粮料及赈恤各款京斗、仓斗混用，各州县奏销各册舛错颇多，多有不便，奏请“嗣后凡兵粮、赈恤、额征等项，向用仓斗者皆一体折算为京斗。科则其造销估计各册内删除仓斗名目，所有现在之仓斛斗升全行销毁，以除弊端”。乾隆三十九年（1774）三月，陕甘总督勒尔谨以甘肃省地瘠民贫、“通省仓储，一时未能全行足额”为由，奏请在口内各属恢复捐监旧例。爱新觉罗·弘历允行，但念此事“必须能事之承宣布政使，实力经理，方为有益。尹嘉铨谨厚有余，而整饬不足”，因此改擢京职，授大理寺卿。

乾隆三十九年（1774）五月，尹嘉铨内迁大理寺卿，虽位列九卿，但处闲职，位高权轻。同年九月，尹嘉铨奉命稽察左派觉罗宗学，负责王公、将军及闲散宗室子弟的教育。尹氏接手后，发现学子“四学勤惰虽殊，而功课均未务实”，遂向乾隆帝奏请仿照元朝许衡学规，学子不论年龄大小，均需学习《小学》，以使其“共晓然于明伦敬身之教，以端趋向而化气质”，并达到“消除骄惰病根，不至随所居所接而长”的目的。爱新觉罗·弘历深以为是，将此建议下宗人府核议，宗人府议准，并令“各学一体通行”。同时，尹嘉铨十分重视《小学》教材的选择，他见坊本《小学》注解繁冗，脉络不明，遂将高愈《小学纂注》“删繁就简，存其指要，为之疏通大义”，编成《小学义疏》，使其“易知易从，可以循序渐进”，并依照“内廷袖珍经书定式刊板，以便时习”。此外，尹嘉铨政暇之余常赴各学督课，并亲自讲授《小学》。乾隆四十一年（1776），尹嘉铨根据诸生学习情况，“又于内篇四卷设为《或问》以析疑，外篇二卷续成《后编》以征信”，并将《小学或问》《小学后编》按内廷袖珍经书定式刊刻，与《小学义疏》合为《小学大全》一函，进呈御览。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平定大小金川，爱新觉罗·弘历“举行致祭五岳四渎、历代帝王陵寝之事”，选拔“通经术、识礼仪”的大臣前往祭祀。尹嘉铨被选中，前往直隶、山西省等处，祭祀恒山之神、中镇霍山之神、西海之神、河渎之神、女娲氏陵、商汤王陵、金太祖陵、金世宗陵、元太祖陵、元世祖陵、朱瞻基陵、朱祐樘陵、明世宗陵等13处。尹嘉铨非常重视此事，在致祭金太祖陵、金世宗陵之前日，“即戒所迓者，不饮酒，不食海物，不居华丽宾馆；及至斋祓视册，谕执事官以下诸生开册缮书娴习其仪节，而校阅焉；省甡之夕，备悉视其如式始宿”。由于准备工作比较充分，祭祀仪式圆满完成，时任房山区县令的张世法记此次祭祀为千古旷典。此外，尹嘉铨上疏奏请撤去明宣宗、明世宗祭祀，爱新觉罗·弘历将此建议交廷议讨论，廷议认为：“宣宗有善政，不应以一二事生訾议，唯世宗戮忠亲佞，实与史合，应停飨祀。”乾隆帝从之，罢明世宗祭告。乾隆四十二年（1777）三月，尹嘉铨以原品休致，其20余年的仕宦经历至此结束。

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月，乾隆巡幸保定市，已致仕回家的尹嘉铨，派儿子呈送奏章，为其父尹会一请溢及从祀孔子庙，得到的朱批是："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治罪，念汝乃父子私情，故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当罪不可追矣！"尹嘉铨却追加一本，内容是："请许我朝老臣汤斌，范文成，李光地，顾八代，张长伯行等从祀孔庙，至臣父尹会一，既蒙御制诗章褒嘉称孝，已在德行之科，自可入祀，非臣敢请也。"这次奏章激怒了乾隆，于三月十八日朱批："竟大肆狂吠，不可道矣。"即令除去顶戴，锁交刑部审讯，定为死罪。同时查抄其老家和在京寓所，销毁其著述93种，抽毁其写过序跋的书籍6种，磨毁其撰写的碑文7块。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尹嘉铨被处死。

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一月，尹嘉铨上奏爱新觉罗·弘历，认为“别项罪犯遇有情轻应行免死减等者，即与定例无违，亦皆请旨定夺”，而“独于抢窃绞犯，缓决一次免死减遣，不复请旨”，与体制不合。又，对于抢窃绞犯，秋审后定为缓决者，旧例为免死改发遣刑，监候数月后，即出监发遣。尹嘉铨认为此不足以驯顽民之气，请“从重再加监候一年，俟下届秋审时将免死减遣之处，仿照别项罪犯可矜减流之式，逐案随本声明”，即处以监候一年，到下届秋审时，免死改流刑。乾隆帝将尹疏发刑部核议，刑部议驳，乾隆帝深以为是，认为监候多加一年，即由发遣刑改流刑，“是为贼犯开徼幸之径，而囹圄亦徒滋聚匪之虞”，并以“尹嘉铨所奏，外若加严，而实则有意从宽，未改沽名家习”，传旨申饬尹嘉铨。除此之外，尹嘉铨上折以地方官失于防范，致“在配军流三五成群，结伴同逃”，请加重对地方官的处分，以惩其玩忽职守。爱新觉罗·弘历将尹氏所奏交吏部核议，吏部认为“应如所奏”，并对尹氏所列处分办法稍作修改。乾隆帝从之，尹氏所奏得以颁布施行。尹嘉铨在按察使任上9个月，负责查办秋审及其他案件，“办过咨题案件共一百八十七起，其例应外结具详抚臣批结案件三百零二起，现在各属并无久逾例限未结尘案”。期间，严加整饬山东省越诉之风，并就抢窃犯刑罚及官员处分等，积极献言献策，可谓颇有政绩。

为加强吏治，改变官吏的波靡之习，尹嘉铨刊刻杨锡绂之《唐风蟋蟀说》、叶镇之《作吏要言》，分给各属官员，用以劝导各官“勉为凤凰，进于循良，勿致长吏操切为功”。在处理题升调转官吏及试用人员的问题上，尹嘉铨特定章程，按次补缺，“先令司中无权”，以杜绝官吏的奔竞之习。此外，为熄奢侈之风，尹嘉铨以身作则，自奉简约。与同僚“真率相约，食不过五簋，酒不过七行，燕饮清歌，卜昼未尝卜夜”。

针对藩库收支所产生的种种问题，尹嘉铨亦设法采取措施予以解决。如各州县卫所向藩库领取银两时，容易产生留难、藉端逗留等情况，尹嘉铨即“当堂支发，令其速回”，若所领银两数额较大，超过千两以上，即发给该役护牌，并通令沿途各官派兵，“逐站交替护送”，“并饬原领衙门俾得早知，照数查收”，确保银两安全如数到达。

尹嘉铨在任期间，以发展教育为己任。为给士子就学创造最佳环境，在地方财力有困难的情况下，自捐白金五百，令历城区县令万绵前增修讲舍，建希贤馆。其中，修葺旧有贤良祠，为培育童蒙之所；“创建养正堂三楹，为成童学文之所；蒙求室三楹，为师长藏修之地”。同时，以双倍束脩延聘主讲，并仿《白鹿洞规》，制定以《小学》书为基础的规约。此外，每年三月中旬，尹嘉铨亲自主持书院月课考试，并从诸生文章中择优付梓，以勉励士子。此外，尹嘉铨亦重视社会教化。政暇，采风问俗，访问老儒宿学，“以表扬为己任”，将济南三贤祠增为五贤祠，增祀施闰章、黄叔琳二人，为士子树立学习楷模。

尹嘉铨每到一地，必以发展文教为先务，在甘肃省任上亦不例外。上任伊始，首举观风，“用择论政要言，分课九郡三州诸生”，并从此年乡试中举及中副榜者之应试文章中，选取优者，录成《甘藩观风录》，付梓刊布，风示四方。此外，亦重视书院建设，在任期间，整饬兰山书院，曾抄录爱新觉罗·弘历之《御制拟尹和靖六有斋记》悬挂于讲堂，与师生共勉。乾隆三十六年（1771），尹嘉铨向朝廷上奏请旌节孝七人，亲撰《表扬录》，记载七人之事迹，并付梓刊刻，使其作为表率和示范，以供民众效法。次年，尹嘉铨作《表扬录续编》，记载此年甘肃省请旌节孝三十一人之事迹，包括二孝子、二十七节妇、一烈女、一贞女。

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尹嘉铨调任山东省按察使，下车伊始，立即查办秋审事宜，奔赴济南府长清区、东昌府区高唐州等处。尹嘉铨初至任上，拦舆告状之人甚多，尹氏往往当即将其带回审问，发现“竟有顶名假冒希图滥准者居其大半，其以户婚田土越诉者亦居其半，或有称冤莫伸者，类皆讼师架词耸听，按之殊少实际”，认为如若姑息养奸，易致刁风日肆，亟应整饬。因此尹氏按律，“访拏讼师，严行治罪”。半年后讼牒渐稀，民情安定，得爱新觉罗·弘历嘉奖。

尹嘉铨著述编纂有79种，包括《贻教堂文集》《近思录》三编四编、《随王草择言》《皇清名臣言行录》《尹氏家谱》《思诚轩奏疏》《二山尺》《就正录》等等。疏注有《礼仪探本》《共学约》《小学大全》；作序的有《女孝经》《家礼存义》《纲目凡例释疑》《作吏要言》等等。

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仆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晚年得生，深为吾道幸。（方苞评）

人正经亦明白，可以臬司用者，将来还可出息。（爱新觉罗·弘历评）

尹嘉铨进入仕途之后，虽不属治世之能臣，然其为官循谨，居官以文教为先务，注重培育人才，在其20余年的仕宦生涯中，他每到一处，必定先采风问俗，旌德扬善，表扬节孝，不遗孤寒；整饬书院，修葺学舍，延师讲学，赴学督课，并亲撰教材，以启迪后学。其在道员、按察使、布政使任上，亦是兢兢业业，循谨供职。他重视吏治，刊刻官箴改属官波靡之习，制定章程杜官吏奔竞之习；职掌刑名，尽心竭力，关心百姓疾苦，遇有灾荒，妥善赈济并就当时存在的问题，积极献言建策。（《保定学院学报》评）

部分清代野史笔记，如《春冰室野乘》《清稗类钞》，有尹嘉铨被爱新觉罗·弘历判处死罪后又赦免的说法。《春冰室野乘》记载，尹嘉铨犯罪后，皇帝已经决定了对他的处罚。第二天，皇帝知道某君和尹嘉铨关系好，就命令某君去监狱宣布旨意。并且赐给某君御厨做的酒和食物，让他带到监狱，假装是自己带进去的，和尹嘉铨告别。皇帝命令某君在尹嘉铨喝完酒后不要立即执行死刑，而是先报告尹嘉铨的话和饮食情况，再等待皇帝的后续命令。某君按照皇帝的命令去了，回来报告说尹嘉铨谢恩后坐下，面色如常，只是深感自责，辜负了皇帝的恩典。他喝了三杯酒，吃了一片火腿和一片肥肉。皇帝听后微笑，不久后命令召见尹嘉铨，先数落他的罪行，然后宣布赦免他，让他回家种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