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人外交官，1830年生于法国罗纳省，后因娶美国姑娘而入籍新大陆，南北战争时期指挥纽约第51团，退役的时候是准将。1866年任美国驻厦门市领事，因处理罗发号事件成为台湾省通，1873年替日本出兵台湾寻找理论证据。1890年经日本人推荐，出任朝鲜外务协办和内务协办。1899年死于汉城。

夏尔·威廉·勒让得尔Charles William Le Gendre（1830年—1899年）中文译名李仙得，李让德。原籍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认识美国知名律师的女儿克拉拉·维多利亚，两人在布鲁塞尔结婚后，勒让得尔随妻子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南北战争爆发后，他参见了纽约第51步兵团，1862年负重伤，伤愈后晋升中校，在第9军指挥一个团，在尤里西斯·格兰特手下参加维克斯堡战役，后来在莽原之役中再次负伤，在医院养伤的时候还经历了美利坚联盟国最后一次突袭，战后退役的时候是准将。

清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出任美国驻厦门市领事。同治六年（1867年）二月，美国商船罗妹号（the Rover，又译罗发号）在台湾省东部外海红头屿（今兰屿岛）触礁沉没，其生还者被恒春镇（清季凤山县下林边以南，今恒春 地区）原住民杀害，引发美国与清政府交涉，以及美国军队自行前往攻击原住民部落的「罗发号事件」。李仙得于此期间奉命来台察看，但因为琅峤位在属于「生番」地界的土牛线外，台湾官员不愿介入，李仙得与官方的交涉无任何成果，于是在同治八年（1869年）10月10日自行进入琅峤与十八社总头目卓杞笃谈判，协议原住民不再伤害漂流于此的西方船难人员。也因为这番经历，并能说台湾省话，李仙得遂被视为「台湾番界」通。

李仙得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辞去厦门市领事之职，搭船返美途中过境日本横滨，在美国公使介绍下，与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会面。当时日本有海外扩张企图，又因为明治维新後大量士族（旧武士）失业造成巨大社会问题，更积极谋求以对外战争转移内政问题。适有琉球宫古岛漂民五十四人在同治十年（1871年）于琅峤遭原住民杀害，日本打算以保护国民、质问生番为藉口出兵台湾。对这个送上门来的帮手如获至宝。日本许诺给他以陆军大将相应的官衔，如果占领台湾，还可以让他当台湾总督。

李仙得以处理罗妹号的经验指出，中原地区政教不及「番地」，日本可用「番地无主论」作为出兵台湾的大义。李仙得提供台湾的地图与照片，并说只需两千兵力便可轻易占领台湾。副岛闻言大感兴奋，外务省遂在当年十一月以准二等官聘任李仙得为顾问。李仙得并为日本规划详细的出兵、殖民计画。

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明治七年），日本政府成立台湾蕃地事务局，任命西乡从道为事务局都督，率兵三千六百攻打台湾琅峤地区以牡丹乡为主的原住民部落，是为牡丹社事件，日方称为「台湾出兵」。

日本蠢蠢欲动之际，奇特的一幕出现了：美国官方正式表态，不鼓励日本侵台，可李仙得和另几位退休的美国外交官却使劲怂，向日方鼓吹出兵台湾省的重要性。日本出兵后，李仙得担任随军辅翼官，制定规划，还介绍美国军人参加。李仙得在牡丹社事件中为日本拟定外交策略以蒙蔽国际视听，并帮日本雇用外籍军人、承租船舰、购买军火。其目的在于日本占领台湾後，美国人可独占贸易利益，甚至拥有实际的殖民权。

中原地区方面得知李仙得在此事件中扮演关键角色，欲做釜底抽薪之计。李鸿章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论日本图攻台湾」一函中便指出，日本依赖美国人，促美撤回人员船只，即能迫使日本罢兵。于是清廷向美国提出抗议。九月十二日，李仙得前往厦门市与清廷谈判时，遭到美国水兵逮捕。同年十一月日军撤离台湾省，美方遂以李仙得未带兵为由予以释放。于是他又跑到北京当日本议和大使大久保利通的参赞，回东京后，担任日本政府的外交顾问。1890年经日本政府推荐，当上了朝鲜外衙门协办，同年转任内府协办，1899年死于汉阳。著有《关于厦门和福摩萨岛的报告》。

1874年日本以琉球难船事件为由出兵“征台”，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中原地区的序幕。此事件与美国人李仙得有着密切的关系。李仙得时受雇于日本政府，充任“准二等出仕”。他向日本政府提出几十件备忘录及意见书，教唆日本政府接受台湾省番地为无主之地的主张，并帮助副岛种臣使用奸计骗得了出兵台湾的口实。他还雇船雇员协助日本出兵“征台”，所以，日本此次侵台，从策划到实施，李仙得都积极参与，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本第一次侵台，是台湾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开创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第一个篇章。这次事件，与美国人李仙得关系密切。研究中日关系史和台湾史的学者，以往对这次事件有所关注，但往往语焉不详。不管是从中日关系史角度还是台湾史角度，这都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日本关于李仙得的文章主要是介绍性的，如吉野作造的《日本外交的恩人将军李仙得》、小说家里见淳的《李仙得年谱》、我部政男、栗原纯编的《李仙得台湾纪行》等。研究性的文章最早应当是中村尚美的《李仙得》、《李仙得外交意见——英俄的远东政策和日本外交》等。《李仙得》一文篇幅极短，主要指出李的最大功绩是在台湾省事件上，同时，认为台湾事件后，李为大隈重信提出的诸如“日本富强策”、“日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华士族秩禄处分”、“虾夷地开拓意见”等很多的意见书，起到了作为外交顾问的作用。就李仙得与侵台的关系而言，所见只有庄司万太郎的《1874日本征台时Le Gendre将军的活跃》一文。此文对李仙得与侵台之役的发端等都有涉及，但只停留在对事件的叙述上。出于日本人的立场，此文认为李仙得的台湾番地所属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疑义的，由于李的策划奔走，竟使清廷承认日本的军事行动为义举，对李的这些努力，就日本人而言，不能不表示感谢。在台湾省方面，关于台湾近代史的著作凡涉及到此阶段的，一般都会简单地提及李仙得与日本“征台”的关系。论述较为详细的是黄嘉谟的《美国与台湾》和藤井志津枝的《近代中日关系史源起》。就专题性研究论文来说，只有吴的《李仙得C.W. Le Gendre与台湾》和林君成的《李仙得与日军侵台》两篇。吴蕤的文章发表得较早，视角虽是从台湾人的立场出发，但仅停留在叙事上，史料方面也没有超越庄司万太郎的文章。林君成的文章主要从琉球王国问题的由来等方面进行了论述，没有使用新的史料，更没有对李仙得教唆日本政府出兵、使用奸计骗得出兵口实的过程、李雇船雇员协助出兵等进行详述。大陆还没有一篇专文论及李仙得，《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台湾历史纲要》等一些涉及中日关系史和台湾史的论著中，只是简单地提及李仙得与日本侵台的关系。本文将使用第一手档案资料，对李仙得与台湾省的关系、日本侵台之役策划中李仙得所起的作用，以及中日、中美关系等，进行新的全面分析探讨，试图使日本谋取占领台湾的过程真实地再现出来，并从中探寻美国与此事件的关系。

1.文中之日期均为阳历。

2. 关于「琅（王乔）」的地名，由于现代中文已不使用「（王乔）」一字，电脑中没有内建字形，因此网路上多以「琅峤」或「琅乔」代替。但当时的奏摺与公文书往来，均作「琅（王乔）」，「（王乔）」方为本字，不宜以其他文字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