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柏（1197年-1274年），字会之，婺州金华人，谥号为文宪。金华朱学的代表人物，与何基、金履祥、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主要弟子有金履祥、王贲、周敬孙、杨、及弟子王相、族子王侃等。

王柏年轻时仰慕诸葛亮，自号长啸，三十岁后认为长啸并不是圣门持敬的理念，就改号鲁斋。学习何基的哲学思想，以教授乡学为主业，曾受聘主丽泽、上蔡县等书院。王柏擅长诗画，著作很多，有《诗疑》《书疑》等，大多数失传，包括诗文集《甲寅稿》。明正统间六世孙王迪裒集为《王文宪公文集》二十卷，由义乌县正刘同于正统八年（1443）刊行。

王柏承袭程（颐）朱（熹）理学的“理一分殊”论，重“分殊”甚于言“理一”，认为“统体一太极者”，即谓“理一”。作为北山学派传人，王柏在哲学思想上也传承了朱熹的思想，基本沿袭朱熹的理本论，与何基杂张载与朱熹的思想不同的是，王柏在本体论上融合了朱熹、周敦颐二人的观点，他认为太极是理，是宇宙最高的本体。王柏推崇“四书”，称之为“经天纬地之具，治世立教之书”，致力于阐释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朱子“四书学”的传播推广者，被列为理学正宗。

王柏（1197-1274）字会之，一字伯会，金华人，瀚子。王柏的祖父王师愈，是程颐大弟子杨时的及门弟子，曾官至崇政殿说书。王柏十五岁时，父亲离世。王柏的父亲王翰，授朝奉郎，主管建昌军仙都观。年轻时仰慕诸葛亮，自号长啸，三十岁后，王柏与友人汪开之（吕祖谦的弟子汪独善之孙）一起读四书，取《论孟精义》别以铅、黄、朱、墨，求朱熹去取之意。当读“居处恭，执事敬”处，认为“长啸”之名“非圣门持敬之道”，将号更换为“鲁斋”，由此转向理学。他多次拜访朱子门人王夫之杨与立、㧑堂刘炎、克斋陈文蔚，请教朱子道统之传。至后得知何基从黄干得朱子的正传，经杨与立的推荐而向何基学习。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为宗旨，作《鲁斋箴》鼓励王柏。之后几十年，王柏汲汲于研讨理学，对《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资治通鉴纲目》标注点校。除此以外，王柏还以教授乡学为主业，曾受聘主丽泽、上蔡县等书院。赵禥咸淳十年离世，享年七十八岁，谥号为文宪。金华朱学的代表人物，与何基、金履祥、许谦，并称“金华四先生”。主要弟子有金履祥、王贲、周敬孙、杨珏、及弟子王相、族子王侃等。

王柏擅长诗画，著作很多，有《诗疑》《书疑》等，大多数失传，包括诗文集《甲寅稿》。明正统间六世孙王迪裒集为《王文宪公文集》二十卷，由义乌县正刘同于正统八年（1443）刊行。

王柏在了解家学渊源后，对程朱理学产生兴趣，真正开始接触理学则是与朱子门人杨与立交往期间。杨与立佩服何基学问，将王柏推荐给北山先生，端平二年（1235）王柏从学何基于盘溪，何基“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鲁斋箴》勉之”，与王柏一道受聘丽泽书院，相互学习并传播理学思想。王柏在政治上注重实践，关心国计民生，在科举制度、理财制度等方面都有相应主张。他认为学者不能只读书，“与圣贤相与周旋于简册”，而要关心社会利病，因此他与以梅竹清风自赏的何基不同，更加注重社会事功，将理学思想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王柏多次受聘于书院讲学，宣传政治主张。作为学者的王柏的最主要的功绩并不在政治，而是在他对北山学派学脉的传承，对朱熹学术的发展上。王柏延续北山学派推崇朱熹学术的传统，维护程朱理学确立的道统论就是重要表现。程朱理学提出的道统观念，为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王柏对此非常赞同，在《跋道统序》中说：“道统之名，不见于古，而起于近世。故朱子之序《中庸》，拳拳乎道统之不传，所以忧患天下后世也深矣。”他认为朱熹等树立道统之名，是阐发圣人仁义设教的表现，是依据“天理”而存在的，道统不明则学术不行。王柏的道统观念延续了程朱理学的观点，道统观的延续实际是为了树立程朱理学的学术权威。

王柏承袭程（颐）朱（熹）理学的“理一分殊”论，重“分殊”甚于言“理一”，认为“统体一太极者”，即谓“理一”。如以《易》言，《大传》曰“易有太极”，此为易之理一，及生两仪、四象、八卦，又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每爻各具有一太极；四十九策之中，每揲每变各具有一太极，即所谓易之分殊。又以人身而言，四肢百骸，疾痛痒，莫不相关，犹理一。然目视耳听，手持足行，口言心维，不可以通用，谓分殊，并提出“理一易言也，分殊未易识也”。认为圣人于天下之理，无一物不知，故能于日用之间，应接事物，无一理不当。学者不尽心于格物致知，究其分殊，则不能识其理一，只有在“理一”前提下，通过“分殊”才能归于“理一”。他还从“理一分殊”的观点出发，主张不得无故毁坏草木虫鱼等生物，应“立法定制，品节禁戒”，“著书立言，开导劝止”，并把“分殊理一”的认识论用于学术上，主张“由传以求经”，重视儒家经传，但怀疑精神又使他不拘守经传教条，不轻信盲从。认为圣人之道以书而传，亦以书而晦，其因是汉代经学各主其传，训之义各是其说，穿凿支离，诡受以饰私，故有执其词而害义者，有袭其说而诬其义者，使圣人之道反而晦蚀残毁，不得大明于天下。所以必须恢复被汉儒所割裂破碎 的经学本来面目，故探讨经学之实者不能无所疑，有是非之见者不能无所辩。

作为北山学派传人，王柏在哲学思想上也传承了朱熹的思想，基本沿袭朱熹的理本论，与何基杂糅张载与朱熹的思想不同的是，王柏在本体论上融合了朱熹、周敦颐二人的观点，他认为太极是理，是宇宙最高的本体，他说：“维天巍巍，维地回族，人于其中，参为三才。虽曰三才，同一太极，浑合无间，是谓理一。”天地人“同一太极”或“理一”，太极即是理，是最高本体。而在解释世间万物各异的问题上王柏与何基一样沿用了朱熹的“理一分殊”的观点。王柏表示：“统体一太极者，即所谓理一也。事事物物上各有一太极者，即所谓分殊也。”所谓“理一”即天下只是一个理，这个理是超越一切存在的绝对本体。而所谓的“分殊之理”便解释了万事万物为何不同，因为万物中各具一理。王柏在理学思想上的创新集中体现在其“疑经”思想。王柏对先贤的观点并不是盲从，而是勇于提出质疑，这一点他与其师何基并不相同，何基认为：“治经当谨守精玩，不必多起疑论。有欲为后学言者，谨之又谨可也。”对先儒典籍深信不疑。但是王柏并不这样认为：“柏高明绝识，序正诸经，弘论英辨，质问难疑，或一事至十往返，基终不变以待其定。基文集三十卷，而与柏问辨者十八卷。”师徒二人对此有过多次辩论，由此可见王柏善于独立思考，对经典疑问颇多。王柏一生著作颇丰，其作《书疑》《诗疑》《中庸论》《大学沿革说》等文，对儒家经典进行辨疑讨论。作为朱熹学脉的传承者，在其怀疑的经典中也包含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王柏的疑经思想并非固守门户之见，而是在合理的疑点下进行公允的推断。虽然也有因审慎不足而造成的偏颇言论，总体对于北山学派理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利的。王柏的疑经思想对其弟子金履祥影响颇深。

王柏推崇“四书”，称之为“经天纬地之具，治世立教之书”，致力于阐释朱熹的《四书集注》，是朱子“四书学”的传播推广者，被列为理学正宗。王柏著述繁富，计八百余卷，大多数失传。诗文集《甲寅稿》亦已佚，明正统间六世孙王迪裒集为《王文宪公文集》二十卷。

王柏对传统的儒家经典多有质疑，认为《诗》三百篇不是一个时代的作品，亦不尽出于周公所定，孔子所删。周公时诗不满百篇，孔子所删之诗乃是周公以后庞杂之诗，经秦楚书之后，今之所谓三百篇，是否周公、孔子之旧，更值得怀疑。又以“正道”身份，把其中的爱情诗视为“淫”诗，主观断定这些情诗早被孔子删去，是汉儒又把这些诗杂进《诗经》，不合圣人测经本旨，因此，要求“有力者请于朝而再放黜之”，以一洗千古之芜秽，他以驳斥所谓“孔壁之书皆科斗文字”之说，论证《尚书》可疑，而《今文尚书》同样值得怀疑。因汉初伏生已年老，口不能言，使其女传言以授晁错，伏生其女为齐人，晁错为颍州区人，语音各异，所以错讹甚多，故应纠其谬。他以此作《书疑》九卷重订错简，移易补缀。其书虽不严谨，纰缪甚多，然也頗具学术成就。指出姚方兴所增二十八字中“刘备”二字不见于《六经》，是晋代老庄之言，揭露《伪古文尚书》之伪。在《尧典疑》中提出对上古史的怀疑。在《大疑》中，批判了宗教神学思想。他推崇《四书》，称之为“经天纬地之具，治世立教之书”。然而对《四书》及朱熹的集注也有不少疑论，疑《大学》《中庸》出于《子思》二十三篇之内，疑《论语》出于古《孔子家语》，疑《孟子》是自著之书，他疑经的目的是为发展理学，王柏的“分殊理一”和疑经思想，进一步促进了理学 的发展。因推广朱学有功，受到后世封建统治者的褒扬，列为理学正宗。著，作繁多，计八百余卷，但大部分散佚。现存有《鲁斋集》《书疑》《诗疑》《研几图》等。

王柏希望统治者改弦更张，挽回颓势。曾指斥科举“一次于三日之虚文”，无以治理天下，主张恢复古时的考选制，指出国贫民病，是国吏治腐败，“势家巨室”不输王赋。提出“富国强兵，必以理财为本”。强调“理财无巧法，止得输其所当输者足矣。但输其所当输，当自公卿大夫始”（《鲁斋集》卷四《送曹淑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