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柏（1906年1月-1935年3月6日），原名显裘，字劲生，江西省寻乌县（今寻乌县）人，中国共产党党员，客家人。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留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坚持斗争。1935年2月，古柏被派往赣粤边开展游击战争。然而，1935年3月6日，他在广东龙川县上坪鸳鸯坑遭到中国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英勇牺牲，时年29岁。古柏牺牲的消息传到延安市，毛泽东亲笔题词表示：“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

古柏，1906年生于江西省长宁（后改寻邬，今寻乌县），是毛泽东在江西时的秘书，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1920年起在广东梅州市梅县区广益中学读书，并兼任梅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曾参加进步学生运动。

1924年，因参加爱国反帝运动被迫退学。为继续学业，一些进步学生组织了“学生互助社”，创办了“学艺中学”。

1925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从事党的工作。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领导寻邬学生、农民举行武装起义。历任中共寻乌小组组长、任中共寻乌支部委员、共青团梅县区委宣传部部长、中共寻乌县委书记、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党代表、红四军前委秘书长、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长、裁判部长和文化教育部长、中央政府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等职。

1926年3、4月间，在广东梅州组建中国共产党寻乌小组任组长。

1927年，四一二政变爆发后，当革命形势日益恶化时，拒绝长辈的劝告，毅然从事革命活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他参加了广州起义和平远、蕉岭等地的工农武装起义。随后，奉命回寻乌县开展革命活动，创办“中山学校”。

1927年冬，与共产党员刘维炉等组建中国共产党寻乌县支部，任支部委员，领导寻乌县人民开展武装斗争。

1928年3月25日，组织领导了“寻乌暴动”，任副总指挥。寻乌暴动失败后，转移至广东梅州，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梅县区委宣传部部长。同年5月，不顾敌人多次悬赏通缉，秘密返回寻乌，组织游击队。1928年8月，任中共寻乌县执行委员会书记。同年9月，在游击队的基础上组建了赣南红军第二十一纵队，任中共党代表，率部以阳天嶂山为根据地，开展游击斗争。

1929年11月，毛泽东和朱德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进入寻乌县，成立了寻乌县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改为寻乌县革命委员会），古柏任主任委员。1929年冬，率二十一纵队打下了寻乌大田反动土围子，分了外祖父大地主梅洪馨的土地财产。

1930年5月协助毛泽东作寻邬调查，毛泽东在《寻邬调查》中写道：“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邬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此后，古柏调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先后任中共第4军前委秘书长、第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全力以赴协助毛泽东工作。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古柏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因此，与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一起受到错误批判。他坚持真理，百折不挠，始终忠实积极地为中共党组织工作。1931年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裁判部长兼内务部长、中共中央劳动部秘书长、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时期，他坚定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古柏留下坚持斗争，任闽粤赣边游击队司令员。

1933年因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斗争被撤职。1934年春到中央政府粮食部负责粮草征集工作；中国工农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开始进行长征后，留在苏区坚持游击斗争，任闽粤赣红军游击队司令。

1935年3月6日在龙川县上坪鸳鸯坑被中国国民党军队包围，在掩护同志们突围的战斗中英勇牺牲，年仅29岁。

寻乌调查

1930年春，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到了寻乌县，并在这里作社会调查。当时，古柏是寻乌县委书记，曾碧漪负责妇女工作，夫妻俩和毛泽东同住在县城边马蹄岗的楼房里。古柏同志根据毛泽东提出的调查内容和要求，提供了调查对象，帮他作笔记、整理记录、刻腊板、油印等，还兼当翻译，因寻乌话外地人不好懂。曾碧漪主要是下乡做妇女工作，但一有空也去帮忙。

毛泽东对这次寻乌调查非常满意，他说：“这回到寻乌，因古柏同志的介绍，找到了郭友梅、范大明等人，他们提供不少材料。多谢他们的指点，使我像小学生启蒙一样开始懂得一点城市商业情况，真是不胜欢喜”。还说：“在全部工作上帮助我组织这个调查的，是寻乌党的书记古柏同志。”毛泽东回到军部，又高兴地对朱德说：“有收获，这个县城有意思。古柏熟悉情况，他忠厚随和，宽以待人，在寻乌各界都有朋友。”

“邓毛谢古”事件

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开始在中央占统治地位。同年9月下旬，王明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主义国际代表团团长，博古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继续推行和发展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不久，这条“左”倾路线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贯彻。

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4人，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根据地的言论，抵制“左”倾冒险主义一些做法。由于他们的正确意见，是对“左”的“进攻路线”和政策的抵制，尤其是面对“左”倾路线对毛泽东无端地指责和攻击，他们勇敢地挺身而出，为处于政治逆境的毛泽东辩护，这样便得罪了王明路线的推行者和代言人，而受到他们无休止的批判。

一枚印章：红色历史的见证

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纠集十万军队，任命鲁涤平为总司令、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反革命“围剿”。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约四万人，在毛泽东、朱德等同志的领导和指挥下，实行“诱敌深入，待机破敌”的战略方针，从1930年10月30日到1931年1月3日，五天内打了两个胜仗，歼敌一万三千余人，缴枪一万三千多支，缴获无线电台两部，还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18师师长张辉。1月28日，苏区人民在宁都县的东固举行了有三万人参加的公审大会。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中国工农红军处决了张辉瓒。

张辉瓒被处决后，在收缴的遗物中有一条军裤和一枚印章。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叶坪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期间，举办了一个检阅革命战争胜利成果的展览会。张辉瓒的那枚印章，由于工作需要，移交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同志。古柏对它进行了“革命的改造”：磨掉“张辉瓒印”四字，重新刻上“古柏之印”四字。之后，古柏在苏维埃中央政府粮食部和劳动部、中共江西省委组织部、赣南特委等工作岗位上，都是使用的这枚印章。

古柏担任闽粤赣边区红军游击纵队司令员后，由于环境日益险恶，古柏将大儿子寄养在一位乡苏维埃主席家里，同时留给他两件东西：古柏本人的照相底片和这枚印章。1935年春，古柏在鸳鸯坑牺牲后不久，这位乡苏维埃主席也被中国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乡苏维埃主席的妻子背着古柏的大儿子，带着那两件遗物，离开了家乡。她怀着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革命烈士的崇敬心情，历尽千辛万苦，辗转找到了古柏的战友、爱人曾碧漪同志，并将烈士古柏的遗孤、照相底片和这枚印章一并交给了曾碧漪。

曾碧漪几十年来一直珍藏着这枚印章，1963年，将它献给了江西省革命烈士纪念馆。它是古柏烈士的遗物，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历史见证。

1937年秋，毛泽东得知古柏壮烈牺牲的消息后，深感痛惜，亲笔题词悼念：“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亲自为在江西中央苏区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打击迫害的邓、毛、谢、古四位同志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1980年，古柏家乡人民将古柏出生地的乡镇小学命名为古柏学校。1984年，寻乌县革命烈士纪念馆修建古柏烈士纪念碑。同年7月4日，邓小平亲自为古柏烈士纪念碑题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