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启（1336 年-1374年），字季迪，号槎轩，长洲（今苏州市）人，明代著名诗人。元末隐居吴淞青丘，自号青丘子。与王行，宋克等号“北郭十友”，与刘伯温、宋濂并称“明初诗文三大家”，与杨基、张羽、徐贲同列“吴中四杰”，并被誉为“明初诗人之冠”。

高启继承了儒家的传统诗论，同时要求诗歌创作“抚事酬物”。他认为写诗要有“格”“意”“趣”，只有三者都做到才能灵活创作各种风格。还强调写诗写文要注重摹拟学习，兼师众长。

因其少有才名，博学工诗，朱元璋洪武二年（1369年）高启被朱元璋召修《元史》，授翰林院国史编修，并教授朱元璋诸子，次年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后隐居青丘，以教读为生。明太祖洪武七年（1374年），苏州市知府魏观因在张士诚宫殿原址修建苏州府治被处死，高启因给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受株连被腰斩，时年39岁。

高启先世为汴梁人，后南渡到杭州市，后徙居会稽郡，家有百亩余田，家世政治地位不高，但雄于财，但到高启这一辈，家道已趋向衰微。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高启出生。稍长，兄高咨被征戍准南，紧接着父亲又病逝，高启即担当起综理家政的重任。

高启嗜好读书，为诗致力于古学，编选诗集《仿古》。吕勉在《槎轩集本传》评价高启的诗:“出语无尘俗气，清新俊逸，若天授之然者。”

高启16岁时，淮南行省参知政事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守吴中听闻其才名，于是几次派人延请高启。高启实在无法推辞，只能前往。参宴的巨儒硕卿为试验高启的才能，以《倪云林竹木图》命题，让高启赋诗。高启顷刻诗成，备受赞赏。

至正十六年（1356年），张士诚秘密联络了弟弟三人及壮士李伯升等十七名胆大的盐民，积极筹备武装暴动。张士诚攻占苏州古城（今苏州），接着又攻陷湖州市、吴江区及常州等路（均属江苏省）。他把平江（苏州）改为隆平府，张士诚从高邮市迁都到这里。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自立为吴王，带甲数十万与占据浙东地区的朱元璋政权相对峙。

至正十八年（1358年）冬，高启南游吴越。在南游的旅途中，他看到了政权的动荡不安和百姓的颠沛流离，谴责张士诚的杀戮与纷起割据的局势。他拒绝张士诚的邀约，携妻儿隐居青丘，故自号青丘子，曾作有《青丘子歌》。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朱元璋即皇帝位，国号“明”，建元“洪武”。他欣喜于国家结束政权割据的局面，写道诗句”石头城下涛声怒，武骑千群谁敢渡。黄旗人洛竟何祥，铁锁横江未为固”。他也受到了朱元璋的赏识，其仕途之路非常顺利，一路升迁，洪武二年(1369)正月赴京修史，八月《元史》书成之后在内府教胄子，次年正月授开平王二子经，二月升迁为翰林院编修，七月被任命为户部侍郎，但高启并未接受户部侍郎的职位。“自陈年少不敢当重任，徽亦固辞，乃见许。已，并赐白金放还。”

在京师期间，高启虽有参与修史的荣耀，也有与同僚唱和的欢愉；但他内心对仕宦生涯是厌倦痛苦的。在政期间，目睹了明军在攻破苏州市后，对苏杭等地文人的残酷政策，他内心充满着精神的痛苦与压抑。种种原因使得高启在朝中任职不足两年，即辞官归里。

高启在京修《元史》时，是魏观的属下，深受魏观的赏识照顾。在苏州重逢，魏观“尤礼遇之”。于是高启便接受魏观请求，给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后魏观受苏州卫指挥使告密，高启因在张士诚宫殿原址修建苏州府，给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龙盘虎踞”四字犯诗文之错被腰斩。 高启被腰斩后，并没有立即死去，他伏在地上用半截身子的力量，用手蘸着自己的鲜血，一连写了三个鲜红而又刺眼的“惨”字。高启事件是明初文人不依附朝廷必须付出的代价，可以说是朱元璋杀鸡儆猴的牺牲品。

以高启卒年为分界，高启的诗的编集分为自编、他编两个阶段。周立整理高启手稿时称其“有《凤台》《吹台》《江馆》《青丘》《鸣》《南楼》《姑苏》《胜壬》等集”。据高启友、侄记述，高启生前有诗集八种， 然均未付梓。后经蔡伯庸、周立、徐庸、张习等人整理刊刻，高启的诗主要以《姑苏杂咏》，《缶鸣集》，《高太史大全集》，《槎轩集》四种别集形态传播。

代表诗词赏析：

诗人一联一韵，描写了一位自满自足，自得其乐的卖花人。卖花人虽然贫寒，但是四季常青，德馨永存。揭示了富贵荣华有如烟云，爱美知足之人唯吾德馨的人生真相。

诗人以燕子警戒自己，物情相生，表面上告诫燕子要高飞躲避猎人，实际上也是对人世诡谲莫测的忧虑。

诗人专心一意地寻觅水的乐趣，他虽然在玩一个不起眼的小花样，但却体现他创作的严肃和对生活的热爱，已经与自然融为一体。

高启书法代表作品《题仕女图诗》纵25.9厘米，横43.4厘米，现在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书史会要》评价到“启善楷书，飘逸之气，入人眉睫。”

高启一方面主张依傍古人的诗学实践，重视典范的创作技巧。另一方面，他更为 强调学古应做到“心融”，追求的是融会贯通，以 “免夫偏执之弊”。他的这一文学思想，对后来明代中期文坛复古思潮的另一流派——“后七子”有着显在的影响。高启对明代诗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复古诗学理论主张的提出。他的影响更主要的还在于，开创了中原地区文坛上“不以诗名谋功名”的先例。

高启深受儒家思想熏染，时刻以一种悲天悯人的心态关注世事民生，这种忧国忧民的高尚情怀构成了高启诗歌中古雅的内在意韵。高启诗歌具有古雅的诗情 ， 极少描绘淫逸场景，其情志清新脱俗， 尽力恢复诗言志的传统， 其诗歌情感语言层面和意境也相应雅化。高启写诗，多于开头处即有一种开阔宏大的气势，或以宏阔的视野俯瞰山水形胜，产生尺寸千里的声势，或思接千古，以超迈的胸襟评古论今，营造瞬息千载的艺术美感。

注重情感表达的曲折绵延和多层次是高启创作诗歌时的主要目的之一，这不仅使得他的诗歌富有真情实感，而且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成为其诗歌获得后世赞誉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高启的诗歌在情感抒发上也表现出了冷静、理性、克制的特征，他通过环境的大肆渲染来反衬出情感的内敛简约，以此达到冷静克制的效果。

高启的诗词创作“兼师众长，随事摹拟”，参考融合各家长处，拓宽取法的途径，在学习古人古人的基础上自成一家，并昭示自己独特的价值。他的诗的审美展现出他复古的思想，但复古并不意味着他一味照搬固执的模仿，而是在实践上有所创新，添加自己的风格。

高启书法体现了地方认同与传统文化，不管是书法内容还是书法笔法都体现了苏州市风土化的特点，在苏州古城文学传统影响高启诗的同时，高启和他的诗也成为了吴中文学和文化传统的一部分。

高启是吴中文人集团的核心人物，其文学思想是吴中文学思想的主要体现。元末是高启生活、创作的得意时期，其文学思想充分体现了他所追求的“自适”和独立自我的个性精神，整体诗风自由挥洒、放荡不羁，创作题材、体裁灵活多样。

入明以后因为政治生活环境、文学思潮的变化，造成了其创作与理论主张之间的落差。主要表现在：第一，高启“自适”抒情的创作理想在入明以后已经无法实现，其“自适”的情怀多为痛苦、悲凉、孤独、渴望自由等情感所替代，元末那种为诗痴狂的洒脱与奔放已悄然失去；第二，“格”、“意”、“趣”兼具的诗歌审美要求，到了明初尤其是他在南京修史为官时，却变成了一种美好的企盼，始终徘徊于重“格”与达“意”的矛盾之中，其间他在诗歌形式上表现出了重“格”的倾向；第三，洪武三年秋辞官回乡后，他虽然回到了从前的吴中，却因失去了从前的创作环境，生活在一种百无聊赖的状态中，其作诗变成了一种打发日子的方式。元末他可以歌隐逸自适之志，南京为官时需颂朝廷之光，而此时，他的主要作品《姑苏杂咏》却为按图怀古之作，思想情感上表现出一种在“山林”与“台阁”之间的双向失落。

清代政治家张廷玉在《明史》中评价高启以诗闻名。清代文学家纪昀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中国评价高启天才高逸在明代诗人之上。清朝词人朱彝尊在《静志居诗话》中评价高启气度超脱，潇洒放逸，谈吐文雅，袁景文不能与他想比。清代著名学者赵翼《瓯北诗话》中称赞高启写诗一出笔就有博大的气势，是明代诗人第一。毛泽东主席也夸赞高启为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清代诗人沈德潜对高启的总体评价是:“侍郎诗， 上自汉魏盛唐， 下至宋元诸家， 靡不出入其间， 一时推大作手， 特才调有余， 蹊径未化， 故一变元风， 未能直追大雅。”其意思是高启对宋元时期的著名诗词文学家的作品进行学习摹拟，虽然效果显著，但对故事复古沿袭的方式不能称大雅。

关于高启南游吴越的目的，众说纷纭：有人认为高启此行乃是去参加至正十九年（1359年）在杭州市举行的科举考试；有人认为高启年少时就与好友三五成群，探访好友是他南游吴越的真正目的；也有人认为他南游吴越是为了彻底摆脱张士诚政权的束缚。

关于高启辞官归乡的原因也看法不一，大体概括为以下四点：一是高启认为自己年少未有相关方面的学习，没有能力再担当官职；二是朱元璋不懂用人，虽然重用高启但却不能让他发挥所长；三是朱元璋对苏杭等地文人的压迫促使高启辞官逃避祸患；四是高启本身是生性洒脱自由，从内心抵抗官场，一开始与朱元璋合作就是被迫性的。

关于高启惨遭朱元璋下令腰斩的原因，除因给魏观新修府作文《郡治上梁文》，“龙盘虎踞”四字犯诗文之错这一直接原因外，还有其他间接原因众说纷纭：一种是高启沉迷于读书苦吟，不关心现实，所以他不愿意与朱元璋合作，这让朱元璋对他产生怀疑与恨意；一种是高启曾作诗题《宫女图》，有“小犬隔花空犬影，夜深宫禁有谁来”之句，被朱元璋猜忌；还有一种说法是高启辞官得罪了朱元璋，为有意立威，便早已想处置高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