杯酒释兵权发生于北宋建隆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是宋太祖赵匡胤为收回兵权，设宴对高级将领进行威逼利诱并最终收回兵权的一次政治事件，但该事件之真伪学术界有争议。

唐末五代起，禁军开始成为左右中央政局的主要力量，并形成“兵骄叛上，废置天子，变易朝廷”的风气。曾为后周禁军将领的赵匡胤篡周称帝后，禁军将领多为后周旧臣资历较深且功高权重。因害怕禁军将领篡位的历史重演，赵匡在谋臣赵普的建议下，开始收束禁军兵权。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八月以及同年闰三月，赵匡胤分别以加官进爵的方式先后解除禁军张光翰、赵彦徽以及慕容延钊、韩令坤的兵权。同年七月初九，赵匡胤又在宴饮时以谈心的方式劝导石守信等禁军将领交出兵权，并顺利将兵权从诸禁军将领手中收回。之后，禁军体制也从“两司”逐渐变为“三衙”，调兵权收归中央，并从此实施兵将分离的更戍制，形成“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内外相制”的局面。且石守信等禁军将领在此后淡化了权欲，和赵匡胤关系依旧密切。

杯酒释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消除了五代十国以来禁军反叛的隐患，稳定了北宋的政权，为北宋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标志着武人干政时代的结束，开启了偃武修文的时机，同时为北宋“文盛武衰”埋下伏笔；且为后世封建王朝解决君臣争权矛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对宋代乃至后世的政治传统形成积极影响。

自中唐安史之乱起，割据藩镇动乱局面时有发生。至唐末五代，割据藩镇不断入主中央改朝换代，而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成的中央禁军也开始成为左右中央政局的主要力量。且彼时已形成“兵骄逐帅，帅骄叛上”动辄就“废置天子，变易朝廷”的风气。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柴荣率军北征途中生病，返回东京途中，捡到过一个写有“点检做天子”的木牌，对时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心生猜忌，以其“缺乏主见”为由将他调往澶州(今河南濮阳)任节度使，将在此前名位较低但较得他信任的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掌管殿前司。同年，柴荣去世，他年仅七岁的幼子柴宗训继任皇位，并按照柴荣生前嘱托，将在禁军中势力较强的李重进调任淮南任节度使治理扬州，加封赵匡胤为开国侯，让他掌宋州(今商丘市睢阳区)归德军，负责东京防务。

而在后周禁军中势力日渐强盛的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公元960年）正月，谎称北汉、辽朝来袭，得令率军出征途中，于陈桥驿发动兵变、陈桥兵变，进而逼迫年仅七岁的后周恭帝禅位，成功建立起宋朝。

赵匡胤代周建宋后，为尽快稳定朝局，他沿用后周旧制，留用了几乎所有的后周朝臣，禁军将领手握兵权，势力依旧强盛，其变易朝廷的隐患仍存。而新朝局当中，不乏反对北宋政权的朝臣比如后周旧臣李筠、后周原禁军将领李重进等，且周遭还有北汉、南唐、后蜀等割据势力，以及契丹带来的军事压力。赵匡胤基于当时的朝局，以及五代以来兵戈不息的状况，对北宋政权是否能长治久安有所担忧。

北宋建立之初，沿袭后周旧制，将禁军分为殿前司和侍卫亲军司两司，其中殿前司最高统领殿前都点检在禁军中地位最高，而侍卫亲军司分为马、步两个军司，最高统帅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史。

建宋之初，赵匡胤留用了几乎所有后周朝臣，而面对一个后周朝廷整体，会影响新政权的稳定，此种安排也是赵匡胤为稳定朝局的权宜之计。在政局大致稳定后，换掉后周朝臣，改易朝局原貌是大势所趋。北宋初期的禁军将领虽和赵匡胤关系较为密切，且多为陈桥兵变的中坚力量。但同时也多为后周旧臣，更换将领，除去他们在禁军中的影响力势在必行。

宋初的禁军高级将领，大多在后周还未建立时便追随周太祖郭威，后又追随周世宗柴荣立下战功。其中慕容延钊、韩令坤资历较赵匡胤还要深，地位长期在赵匡胤之上，以至于赵匡胤称帝后，还称呼他们兄长。

其余禁军将领在后周时虽地位略低于赵匡胤，但在禁军中的资历也可与赵匡胤比肩。且慕容延钊等众将领本就有领军之能，在后周时就战功卓著，在禁军中也颇有人望，赵匡胤正是得到了他们的支持才能最终代周称帝，其称帝后也要以加封来感激他们的“戴之勋”。

为稳定北宋新政权，赵匡胤听从赵普建议，决定采用削兵权、弱藩镇等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皇权，以达到长治久安、不重蹈五代各朝覆辙的目的。但赵匡胤为人“豁达大度”，行事有方，善于恩威并施，因“善御豪杰”顺利建宋，在建宋后，其也善于并愿意用温和的方式去有效解决问题。

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四月末，后周旧臣、潞州节度使李筠叛宋。李筠之乱顺利平定后，赵匡胤于同年八月以赏赐军功之名，将禁军将领中与其关系相对疏远且在禁军中权势稍弱的的张光翰和赵彦徽遣出京城，分别出任永清军（治贝州，今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西北）、建雄军节度使（治晋州，今山西省临汾市），而他们在禁军中的职务也分别被赵匡胤的“义社兄弟”韩重赟以及亲信罗彦环所取代。

因赵匡胤称帝后，仍称呼慕容延钊和赵彦徽为兄，自认和赵彦徽情况相仿的慕容延钊在得知赵彦徽处境后感到忧虑。另考虑到建隆元年（公元960年）五月他西征李筠归来时，赵匡胤没有让他回京，反遣他去澶州（今河南濮阳）驻兵，慕容延钊在揣测赵匡胤用意后，于公元961年（公元961年）二月到京朝贺长春节之际，自请解除兵权。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闰三月，赵匡胤又以在宴饮时提出为之加官进爵的方式，解除了慕容延钊以及此前未曾提出申请的侍卫亲军司最高将领韩令坤的职务，将他们加封为侍中（高级宰相）并一南一北遣职为山南东道节度使（治襄州，今襄阳市）和成德军节度使（治镇州，今正定县），令韩令坤继续镇守北疆，而慕容延钊则负责西南疆域的兵马部署。此后，殿前都点检职位被废除，“义社兄弟”石守信则代替韩令坤成为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

而张光翰、赵彦徽、慕容延钊、韩令坤四人因在职位晋升的同时又得到了节度使任上的丰厚收入，对兵权被除一事不曾表示任何不满。而使用缓和的方式，不仅顺利解除了他们的兵权，还使北宋边疆安全得以保障，为赵匡胤接下来的统一战争打下基础，又营造出君臣相欢的融洽气氛。

北宋建立一年后，李筠、李重进的叛乱相继被平定，朝局逐渐平稳，北宋朝廷已具备掌控朝局的能力。但赵匡胤准备继续解除兵权的几名将领中，赵光义为其亲弟弟；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与其私交甚好；罗彦环是赵匡胤亲信；高怀德在陈桥兵变不久就迎娶了赵匡胤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已成为赵匡胤的妹夫；张令铎为人忠实较得赵匡胤信任，为此，他还安排自己的三弟赵廷美娶了张令铎的女儿。

此外，他们还是陈桥事变当中的中坚力量，是赵匡胤称帝的重要支持者。建宋之后 ，在平定李筠、李重进之乱时，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等都曾挂帅出征立下战功。而杯酒释兵权发生之前，尚有诸多割据政权未平，朝廷还需要这些统兵将领。于是，在慕容延钊等四人被解除兵权后，赵匡胤有意想暂停人事调整。

为此，赵匡胤的心腹谋士赵普以其与周世宗要好却代周称帝之例直言相劝，认为赵匡胤应该趁慕容延钊等人被解除兵权的时机，将禁军将领的兵权全部解除。在赵普的再三劝说下，赵匡胤决定继续解除禁军将领兵权，但说到该采用什么方式时，却告诫赵普“卿勿复言”。

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初九，赵匡胤在晚朝后设宴，宴请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酒兴正酣时，赵匡胤突然发出感叹，称自己即位后因恐惧日夜难安，在石守信等人出言劝慰时，他又点明自己是忧心有兵权之人篡位，还提议这些将领放弃兵权，出守藩镇，多积攒财富以福荫后代，免得君臣相疑，造成不好的后果。次日，禁军高级将领石守信等相继称疾，自请解除军职。

在禁军将领主动请求交出兵权后，赵匡胤将石守信调任天平军（治郓州，今山东东平）节度使，赐其本州宅院，在名义上仍令其兼任侍卫都指挥使，但在禁军中的兵权被收回。罢除高怀德殿前副都点检职位，将他调职为归德军（治宋州，今河南商丘市阳区）节度使，而殿前副都点检一职也随之废除。将王审琦调任忠正军（治寿州，今安徽凤台）节度使。将韩令坤调任镇宁军（治澶州，今河南濮阳）节度使。而皇弟赵光义也在之后被令出任开封尹，解除了他殿前都虞候的职务。

此外，罗彦瓌也于同年被罢免了才出任不久的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军职，改任彰德军（治相州，今河南安阳）节度使。韩重赟则继任殿前都指挥使，成为殿前司正长官之一。干德五年（公元967年）初，韩重被人参奏，说其在禁军中谋取心腹，赵匡胤未经查证便要杀他，被赵普劝止后，于同年二月解除了韩重赟的兵权。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石守信被免除侍卫亲军司都指挥使的职位后，该职位被空置。至此，侍卫亲军司中的正副长官职位（马步军都指挥使、马步军副都指挥使）以及次长官职位（马步军都虞候）不再并设，甚至缺而不设。

由于殿前都点检和副都点检职务在之前已被废除，禁军领兵权分属两司之下的三个中级将领，禁军两司在此后也逐渐演变为三衙，统领兵权被分化。之后，赵匡胤又将禁军的调兵之权分配给中央军事机关枢密院。

与此同时，赵匡胤对禁军进行整肃，裁除冗员、精简军队，严肃军纪，将地方精兵收归禁军，并对禁军实施将帅分离的更戍制度，即将禁军轮流更换至边防戍守，且随之更换不同的领兵将领，造成“兵无常将，将无常师”且京师与边防禁军内外相制的局面。

赵匡胤为消除割据政权进行统一战争时，慕容延钊曾在乾德元年（公元963年）率军统一了湖南省。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罗彦瓌统领军队“大破辽朝”，又于乾德四年（公元966年）北征北汉。而韩重赟、王审琦也都曾于开宝二年（公元969年）随赵匡胤出征北汉。

开宝三年（970年），赵匡胤将女儿魏国大长公主嫁给了王审琦之子王承衍，开宝五年(公元973年)时，又将女儿延庆公主嫁给了石守信的儿子石保吉。而王审琦在出任地方节度使后政绩较好，其他被被解除兵权的将帅，也大都淡化了权欲。比如石守信积累家财，开始信佛，又如高怀德每三五日就要出外野炊，喜欢打猎听曲享受生活。

杯酒释兵权在一夜之间，使得数位年富力强、久经战阵考验的禁军将领集中离开了指挥岗位，削弱了禁军战斗力，对北宋后来的统一战争有负面影响。且为顺利换回兵权，赵匡胤给予禁军诸将领超出常规的优厚待遇，严重破坏了经济结构，成为北宋出现“田制不立”的源头之一。

但杯酒释兵权之后，禁军统兵权被分化，且统兵权与调兵权在之后相分离。而随之确立的军政体制，隔断了唐末五代十国那种“亲党胶固”的官兵关系，从根本上解决了唐末五代动辄改易朝廷的疾，强化了皇权，巩固了北宋新政权，为北宋社会经济发展创造条件。

杯酒释兵权促进了“枢密院三衙统兵体制”的形成，后代统治者也多实施“将从中御”的领兵制度，剥夺了将领们战斗指挥自主权，从而使军队失去了机动权，而武官们为防遭到猜忌，变得束手束脚。五代以来武官骄悍之风受到抑制，武官的整体精神面貌也随之发生变化，甚至出现了用装哑来获得宠信的杨信这样的朝廷武官。

而北宋后代对武官以及军队也多实施消极防范的策略，不积极考虑提高军队战斗力，北宋军队整体战斗力下降，在后来与契丹、西夏的战斗中处于被动局面。而北宋对武将的打压与防范，削弱了北宋军队的整体战斗力，也为北宋军事积弱、对外作战屡遭败绩的局面的形成埋下伏笔。

杯酒释兵权发生后，文臣逐渐在北宋受到重用，其中文臣赵普出任枢密使，开始执掌军国实权，并在此后总揽朝政十年。儒生涉及军事领域，儒将走向历史舞台，北宋的文盛武衰之势也由此开启。

杯酒释兵权在保障皇权的同时，顾及到君臣之情谊，那些被解除了兵权的禁军将帅在此后也与赵匡胤保持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种宽缓的方式，为封建王朝处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为北宋营造出一种不同寻常的开国气象，影响着北宋乃至后世王朝的政治传统。

元代历史学名家袁桷认为，杯酒释兵权为北宋“启运立基”，但也是北宋文盛武衰的开始。

南宋学者吕中认为，杯酒释兵权使得“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

明代冯梦龙认为，杯酒释兵权加强了中央集权，让宋代再无强臣之患。

清代爱新觉罗·弘历爱新觉罗·弘历认为杯酒释兵权既保障了君权，又兼顾了情义，但赵匡胤采用饮宴时收回兵权这个方式过于儿戏，不是为政者该做的。

近代学者聂崇岐在《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中认为“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近现代宋史学者徐规认为，赵匡胤“释兵权”分了好几个步骤，进行了多次运筹，不止发生在宴饮上。而杯酒释兵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

当代学者金文兵认为，只因赵匡胤之天下取之不义，害怕手下人效仿，所以才发动“杯酒释兵权”并开始走文治的道路。

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最早出现在宋代丁谓的《丁晋公谈录》里，宋代司马光所著的《涑水记闻》以及元代脱脱等所著的《宋史》等后续史料也曾有所记载，但中国近代学术界对杯酒释兵权的真伪却产生怀疑。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学者丁则良在《杯酒释兵权考》里认为，杯酒释兵权出自传闻，不可置信。当代学者徐规、方建新在《“杯酒释兵权”说献疑》里也认为关于杯酒释兵权的史料记载各有说法，并认为石守信等人并非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被全部解除兵权，且当时正值昭宪太后丧期，赵匡胤不可能聚众宴饮，由此认为杯酒释兵权真实性存疑。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研究员顾吉辰认为《丁晋公谈录》里的记载仅说明赵普劝谏赵匡胤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毫无“杯酒释兵权”的事迹可觅，而赵恒之前，宋代也没有关于杯酒释兵权的确切记录，并由此认为杯酒释兵权是伪造而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博士武君在《试论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一文中，也认为杯酒释兵权不曾发生过。

但中国古代史学者王育济却认为杯酒释兵权是真实发生的。他认为史书中关于杯酒释兵权的细节描述或有夸大成分，但从赵匡胤的为政方式以及宋初的政治环境来看，使用宽缓的方式收回兵权很有可能，并在《论杯酒释兵权》一文中对“正值杜太后丧期不能宴饮，故不可能在宴饮时杯酒释兵权”的观点进行反驳，认为杜太后遗嘱称仅需要为她服丧二十四天，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时早过丧期，且国丧期间虽不能大行设宴，这种小型的宴饮却是被允许的。当代李伟国在《杯酒释兵权是怎么回事》一文中也认为杯酒释兵权是史实大事，真实性无可怀疑。

对杯酒释兵权有相关记载的《丁晋公谈录》《王文正笔录》《涑水记闻》三书中，都曾提及赵普参与了此事的谋划。但关于赵普在此事中的作用，却说法不一。《丁晋公谈录》中认为赵普在对赵匡胤进行了一次直言劝谏后，赵匡胤便决定罢除石守信、王审琦等的兵权。《王文正公笔录》则认为，此事是赵普多次苦苦劝谏，赵匡胤才不得已为之。而司马光的《水记闻》则认为，这件事是赵普和赵匡胤相互商议讨论出的结果。

首播于2012年的历史纪录片《百家讲坛》之《王立群读宋史宋太祖》中，对杯酒释兵权有过相关解读，另有首播于2015年的电视剧《大宋传奇之赵匡胤》也有对杯酒释兵权有过相关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