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由1952年钱穆的五次讲演整理而成的历史和文化著作，于1984年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繁体版本，简体版本于200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为例来讲述“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基本概括了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程。全书共分为五章，一个章节就是一个朝代。在每一章中，作者都是从政府组织、考试与选举、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四个方面来介绍该朝代的政治制度，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是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钱穆（1895.7.30-1990.8.30）字宾四，1912年改名穆。先生自1912年始任小学、中学教员。1930年，他由顾颉刚先生推介，入北平燕京大学执教，从此身学术界。历任北京燕京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清华大学、四川省、齐鲁、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等大学教授，也曾任无锡江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49年迁居香港特别行政区，与唐君毅、张丕介等创建新亚书院，任院长。1967年10月，钱穆先生移居台北市，被选为中研院院士，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

钱穆先生博通经史文学，擅长考据，一生勤勉，著述不倦。先生毕生著书七十余种，另有大量学术论文，共约一千八百万字。他在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的通论方面，多有创获，尤其在先秦学术史、秦汉史、两汉经学、宋明理学、清代与近世思想史等领域，造诣甚深。钱穆先生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

钱穆1949年去香港特别行政区并创办新亚书院。1951年3月，钱穆的《主义与制度》一文已显示一年后讲演的关切取向。他指出，主义与制度相互配合，有主义无制度是落空，有制度无主义是盲目。二者各有特性，即主义不求人人信服理解，而制度需要人人去遵行，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分别针对制度和主义来说，孙中山“知易行难”犹如此。

1952年春，钱穆应何应钦的邀请，到台湾省给当时所谓的战略顾问委员会以“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为题进行了五次讲演。之后利用在台北市养病间隙，把这些报告做了整理。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以汉、唐、宋、明、清这五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朝代的政治制度为例来讲述“中国历代政治”的得与失，已基本可概括中国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进程。全书条理分明，共分为五章，一个章节就是一个朝代。在每一章中，作者都是从政府组织、考试与选举、赋税制度和国防与兵役制度这四个方面来介绍该朝代的政治制度，纯从历史事实上来比较它的好坏，根据当事人的意见来说明它的得失。作者在这本书中不仅仅是在讲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在该朝代的“人事”基础上去讲此朝的制度。这里“人事”指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人事比较容易变动；而制度由人创立和制定且比较稳定，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

在“前言”部分，作者专门就制度研究提出七点看法，说明史论宗旨。这“七条”，尤能帮助读者理解在现代中国重视政制的时代缘由。它们应对的是国人在巨变潮流中形成的制度崇拜。这个制度崇拜可称为“神圣政制论”。对于现代中国人，解药是由西洋舶来的政体制度，尤其是民主政制。引进移植民主政制，意味着与专制传统一刀两断，意味着政治秩序由此有一新开端，这也是革命运动的理想方向。“七条”聚焦其所谓“政制法理”，重彰中原地区政学传统精义，可称为“历史政制论”。概括起来就是，强调制度的人事性、精神性、时地性与文化性。

作者指出，汉朝表现出了较高且较为理想的吏治水准与状态，这主要体现在官员数量较少及官员辖区分级的纯粹化上（只分为中央与地方两级，且中央与地方并不存在地位高低上的区别）。除此之外，汉朝百姓面临的税收压力是比较小的，因此汉朝的经济发展也表现出较为理想的状态。在制度层面，汉朝君臣权力划分也表现出了比较明确的特征，君权与相权整体上呈现出并列的状态，宰相在面对政府时也具有实际的管理权力。而在人才的运用上，汉朝应用的制度为举荐制，是指由有影响力的世家大族举荐认为有才华的人入朝为官。这种制度的初衷与理念是好的，世家大族激光与富庶人家本身多具备过硬的经营能力与识人能力，因此在举荐人才的质量上有可靠保障；但由于举荐人才的主动性掌握在世家大族手中，具有明显的主观特质，缺乏面向普罗大众的考核机制，也就使得权力机构的人员构成以富庶人家为下限，平民百姓则基本没有入仕与就学的机会，由此可见汉朝整个社会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受到了等级观念的影响。

唐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鼎盛的时代，相权与汉朝相比被明显弱化，以三省六部制代替了原有的相权，这意味着相权遭到了分割，但并没有被取缔，而是以相互制约的形式呈现。在地方管理上由于增加了县的数量，因此管理结构表现出比汉朝更复杂的特征，也使得官员的数量出现了明显提升。而在人才任用上则以科举制为主，选举的出现扩大了人才吸收的渠道及范围，使得平民百姓也有了通过砥砺自身拥有入朝为官的机会，因而唐朝在人才筛选与任用上明显表现出比汉朝更高的效率。但在军事制度上因为应用了府兵制、设立了节度使等官职，大幅提升了军事管理人员在地方管理上的权力，导致唐朝后期面临着军阀割据的情况。

由于宋朝整体上采取文人治国的策略，因此在军事上表现出明显的劣势，处理外交问题时常处于被动防守的局面，结合宋朝的历史进程来看，军事上缺乏的并不是优秀将领，而是将领们能够充分发挥自身能力的政治环境与政治土壤。除此之外，宋朝时作为中央政府领军人的宰相被削除了军权与财权，这使得宋朝宰相的权力进一步下降，难以再对军权形成有效的制约与影响，也就意味着士族政府面临皇权时选择了退让。相比唐朝而言，宋朝在政治制度上并没有全新的建树，所进行的改动大多为时代所迫，因此宋朝的政治制度在整体上是很被动的。

朱元璋朱元璋取消了宰相这一职位，明太祖本身可称得上雄才大略，但其皇子皇孙几乎没有谁在个人能力与眼界上能与之比肩，因此宰相职位的取消为明朝的发展留下了祸根。结合之前几个朝代来看，相权尽管不能逾越皇权，但与皇权之间具有相互制约的作用，这在整体上对政治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相权的废除意味着君主专制得到完全强化，而君主专制在治国上对皇帝个人能力有很高的要求。尽管后期设置了大学士，但这一官职真正起到的影响十分有限，一旦皇帝出现不思进取的情况，将国事由宦官代劳，也就意味着皇权实际被掌握在宦官统领手中，并由此导致国家的祸患，明朝后期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人才任用上，尽管明朝依然沿用科举制，但在科举的考试内容上则以八股文为主，并不重视其他各方面能力的考核与监察，导致人才的能力呈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多以引经据典的方式处理政务，缺乏灵活性与应变能力，使得明朝最终为清朝取代。

清朝在国家治理上与上述其他朝代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在作者眼中，清朝的中央政府更类似于一种实现部族统治的工具，其军机处的设立使得皇权达到顶峰。这与清朝中央政府的部族有关，清政府以满族为主要政务人员，满族官员的比重在职位越高的范围内占比越多，因此清政府代表了满族，在行政及国家管理工作上也就会出现优先考虑部族自身而非人民的利益的情况。也正是这个原因，晚清时出现的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等由汉族主导的政治制度变革活动很难获得清朝的首肯与认可，也就无从执行。

作者在书中不仅仅是在讲这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而且是在该朝代的“人事”基础上去讲此朝的制度。“人事”指的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人事比较容易变动；而制度由人创立和制定且比较稳定，可以规定人事、限制人事。作者在前言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指出：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在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现实中去分析该朝代的政治制度才更有真实性，也更有价值。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 针对现实而定，还要保持其灵活性和与时俱进性。

作者认为，每一项政治制度之间都是互相配合才得以形成一整套的政治体系。断续的政治制度或者是没有延续性的政治制度在历史中也是推行不了的。而任何一种制度的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哪怕这种用意和需要在当时就未必为人所知，更不用说后世人。作者认为，某一制度的创立，决不是凭空忽然地创立，早在此项制度创立之先，其前身已经渐渐地在创立；某一制度的消失，也决不是无端忽然地消失，早在此项制度消失之前，已经渐渐地在变质。政治制度有其稳定性，但是也不排除其根据“人事”不断变动的可能。只有用这样的心态和分析方法，才能更加全面地去把握各项制度的来龙去脉，否则仍只是一条条的具文，决不是能在历史上有真实影响的制度。

作者认为，并不是欧美国家现行的政治制度就只有民主自由、理性和法度，也并不是中国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一切合理的、有法度的制度都是在不断地改进、不断地生长，现行的合理的制度必然是吸取历史经验的教训而不断完善 才成为如此的面貌，而现如今与现实格格不入的政治制度也必然是经过了无数次历史检验而被证明的不合适。作者提出了“历史意见”这样一个概念说的就是如此。将一项政治制度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综合考虑是分析政治制度利弊的必要手段。

作者提到了当人们讨论某一项制度的时候，重视其“时代性”的同时也应该重视其“地域性”（或者称之为“国别性”）。也就是某一项政治制度在某一地区或者某一国家得以顺利推行并取得一定成效并不代表该制度在另一地区或另一国家会取得同样的效果和成绩。政治制度的存在是极具灵活性和适应性的，在不断变化发展的现实社会里，既不可能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制度，当然也更没有“行之百世而无弊”的政治制度。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于1984年由东大图书公司出版了繁体版本，2001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简体版本。根据豆瓣读书的统计，截至2023年12月，《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由东大图书公司、三联书店、九州出版社、海南出版社等出版单位陆续出版了17个版本。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分别就中国汉、唐、宋、明、清五代十国的政府组织、百官职权、考试监察、财经赋税、兵役义务等种种政治制度作了提要勾玄的概观与比照，叙述因革演变，指陈利害得失。既高屋建瓴地总括了中国历史与政治的精要大义，又点明了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和精神的种种误解。言简意，语重心长，实不失为一部简明的“中国政治制度史”。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通过揭示中华民族精神与历史传统，对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府组织、选举与考试、财经赋税、国防与兵制等政治制度明其沿革、究其原委、讥评得失，从“历史意见”到“时代意见”，为中国政治制度的建设提供了借鉴。中原地区的现代立国，是钱穆深入古史、终生求索的关键思想推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任锋 评）

《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是1952年钱穆先生五次讲演的讲义稿，其语言精简易懂，故读起来也酣畅淋漓。在内容上，此书着重描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个朝代各项制度的变革及应用，并以现代人的视角对其得失进行了详细分析，钱穆先生这本书在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颇受欢迎。（西安外国语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白懿心 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