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生六记》（英译本：Six Records of a Floating Life）是清代沈复的自传体散文。全书包括《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六卷。其中《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散失，现仅存四卷。

《浮生六记》书名取自于李白诗句“浮生若梦，为欢几何？”该书系沈复46岁时所著，成书于 1808 年。最初《浮生六记》以手抄本形式流传，光绪三年(1877年)，杨引传把《浮生六记》书稿交给上海尊闻阁主人蔡尔康，出版杨氏《独悟庵丛钞》。第二年，上海申报馆根据杨引传藏的四卷稿本，以活字正式排印了《浮生六记》。至此，《浮生六记》才广为人知。1935年，林语堂在上海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和《西风月刊》上分别翻译了《浮生六记》。1960年，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雪莉·布莱克翻译的《浮生六记》英译本正式出版，参与该书出版的机构为牛津大学出版社。1969年，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白伦与其妻江素惠共同翻译了《浮生六记》译本，其中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副本信息，该译本除去按时间排列的大事件外，还附有地图。

《浮生六记》以沈复与陈芸的爱情与婚姻生活贯穿主线，重点描绘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各种状态，蕴含着作者对于个人身份的建构、家庭关系的处理等深刻主题。夫妇二人不贪恋功名与富贵，满足于瓜果梨园、布衣蔬食的简朴生活，追求精神自在与愉悦，表现出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浮生六记》采用板块结构，各卷按内容分类，都有明确的主题。每卷叙事以时间为序，而各卷的安排也大致按照时间的先后。《闺房记乐》从沈复夫妇幼年写起，以乾隆六十年（1795年）陈芸与憨园结盟为止。《闲情记趣》时间线索不分明，主要写乾隆五十七（1792年）、五十八年（1793年）寄居萧爽楼情景。《坎珂记愁》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沈复夫妇新婚离别始，至爱新觉罗·颙琰十年（1805年）沈复入石琢堂幕止。《浪游记快》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沈复游山阴开始，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沈复游济南市结束。书中叙事曲折紧凑，写景清丽生动，寥寥数语便能勾勒出深远的意境。

《浮生六记》自刊行于世以来，广受追捧，甚至被评为清朝忆语体小说之翘楚，一度成为今人眼中的明清笔记体文学名著，甚至被人称作“晚清小红楼梦”。《浮生六记》还被改编成话剧、越剧、昆曲、黄梅戏、音乐剧等多种艺术表现形式，2022年11月17日至18日，音乐剧《浮生六记》在上海图书馆东馆阅剧场开演。

《浮生六记》“浮生”二字，典出李白《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沈复以此诗来命名自己的文章，也可以看出《浮生六记》和李白的短文一样，都以“天伦之乐”为对象，差别在于，李白文中写兄弟之情，而《浮生六记》则侧重夫妻之情。

关于沈复的家世和生平，因资料匮乏，目前所知甚少，仅依据《浮生六记》的内容和少量其他资料，推出概况。沈复，字三白，号梅逸，长洲（今苏州市）人。据《浮生六记》第一卷《闺房记乐》开头所写：“余生乾隆癸未冬十一月二十有二日，正值太平盛世，且在衣冠之家，居苏州沧浪亭畔，天之厚我，可谓至矣。”可知沈复生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但他的卒年暂不可考，第四卷《浪游记快》末尾记载：“至丁卯秋，琢堂降官翰林，余亦入都。”丁卯年是爱新觉罗·颙琰十二年，即公元1807年，可知沈复的卒年至少晚于嘉庆十二年，当时沈复四十四岁。沈复自小就入私塾读书，十五岁师从名宿，求学长达数十年，但他没有入围应举过。其父沈稼夫以做幕僚为生，所以沈复后来也从事幕僚工作。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沈复十九岁，从父命跟随蒋襄习幕，五年后应聘到绩溪县，正式开始长达数十年的幕僚生涯。因为疲于官场乱现象和经济原因等也曾几度经商。

《浮生六记》系沈复在其46岁时所著。他前半生有妻陈芸陪伴，过得相对幸福；妻死，他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爱新觉罗·颙琰十三年（1808年），沈复随使团出使琉球王国，在琉球共四个半月。正是在这段时间内，沈复回忆起过往，有感于“苏轼云‘事如春梦了无痕’，苟不记之笔墨，未免有辜彼苍之厚”，乃作《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该书围绕沈复之妻陈芸展开，记述了她生前诸多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以及与沈复的幸福的婚姻生活；陈芸死后，沈复则通过细腻深刻的回忆，追忆了对亡妻的留恋与不舍。全书包括《闺房记乐》《闲情记趣》《坎坷记愁》《浪游记快》《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六记，每记一卷，分为六卷。其中《中山记历》和《养生记道》散失，现仅存四记。

《浮生六记》全书蕴涵着情深义重、平凡真实的中国传统情义观，其情真意切、感人至深的情感描写，体现着中国“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的生活哲学观。如沈复夫妇一同布置亭台楼阁，一同品诗会友，一同悠游山水，书中不饰矫作、细腻雅致的闺阁生活描写，表现出对闺中知己的珍爱，对和谐而富有情趣的家庭生活的依恋，同时沈复将闺阁情趣带入日常生活之中，使家庭的意义超越了社会伦理的范畴，沉淀为深沉的心灵感动和生命体悟，无不彰显出中华民族“重情义、尚大义”的民族美德。

《浮生六记》以沈复与陈芸的爱情与婚姻生活贯穿主线，重点描绘了家庭日常生活的各种状态，蕴含着作者对于个人身份的建构、家庭关系的处理等深刻主题。沈芸二人之结合，是以爱情为基础的双向选择，它摆脱了旧式婚姻的套路，跳出了父母媒之言的枷锁。夫妇二人不贪恋功名与富贵，满足于瓜果梨园、布衣蔬食的简朴生活，追求精神自在与愉悦，表现出与主流社会不同的价值观念。沈复与陈芸夫妇的美好姻缘，其根基是两人的性情契合，这是作者最津津乐道、最沉迷、也最怀念的往事。书本的魅力与陈芸的迷人之处也在此；沈复的人生重心、全部快乐也在此。但是也许受古人一夫多妻制的影响，芸娘对于沈复的婚外情事颇为宽容，甚至还帮他寻找侍妾。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关于养生的论述符合沈复崇尚自然、独抒性灵的生活观。芸娘离世后，沈复“戚戚无欢，春朝秋夕，登山临水，极目伤心，非悲则恨”。于是出家远游，暂离悲恨。读佛经，寻求顿悟，悟庄子，暂得精神逍遥，读苏轼，静坐去杂念。沈复的养生，一是把读书当作养生头等大事。通过读书，沈复找到了精神栖居。二是强调精神内守，以养心来养生。引林鉴堂诗，“只是心生心作病，心安那有病来时。”引范文正语“千古圣贤，不能免生死，不能管后事……既无奈何，则放心逍遥，任委来往。”以达到虚静无为的境界。三是以劳作与打太极为媒介，达到清静明了的心境。引陈公甫语“不累于外物，不累于耳目，不累于造次颠沛。”引白乐天语“随富随贫且欢喜，不开口笑是痴人。”表达潇洒出尘，委命任运的生活观。

沈复作为一介落魄的江南文人，受性灵文学之风的影响，其诗文中，无论写景，抒情，或是表达见解，说理，都带有明显的诗学倾向。《浮生六记》中，多次出现论诗，论古文，论赋的场景。“杜诗锤炼精纯，李诗潇洒落拓，与其学杜诗之森严，不如学李诗之活泼。”在她看来，杜诗格律严谨，词旨老当，而李诗“宛如姑射仙子，有落花流水之趣，令人可爱。”夫妻二人情深意笃，在于他们有共同的精神追求与爱好，在随意点染中将庸常生活诗意化，纵观沈复的文字，似乎皆是白描简单勾勒，却将一幅幅日常生活意趣图景一一展现，跃然眼前。

全书以沈复夫妇生活为主线，从沈复对女性的态度、山石景观的热爱、古代典籍的择取、寺庙僧人的礼仪方面，以及芸儿端庄贤惠，与沈复相敬如宾，无不彰显注重礼仪是沈家家教的直接表现。同时，沈复在书中记录了苏州市地区的民俗文化，主要有苏州人的日常生产生活习俗、人生礼仪习俗和岁时节令习俗等方面，从而了解到苏州当时经济之繁荣、社会礼仪之完备、节令习俗之丰富以及游风之盛行。

《浮生六记》采用板块结构，各卷按内容分类，都有明确的主题。每卷叙事以时间为序，而各卷的安排也大致按照时间的先后。《闺房记乐》从沈复夫妇幼年写起，以乾隆六十年（1795年）陈芸与憨园结盟为止。《闲情记趣》时间线索不分明，主要写乾隆五十七（1792年）、五十八年（1793年）寄居萧爽楼情景。《坎珂记愁》从乾隆五十年（1785年）沈复夫妇新婚离别始，至爱新觉罗·颙琰十年（1805年）沈复入石琢堂幕止。《浪游记快》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沈复游山阴开始，至嘉庆十一年（1806年）沈复游济南市结束。按照时间先后安排板块结构，叙事集中而条理分明。全书采取板块结构，内容有重复处，则学《史记》互见法，此简彼详，彼此互补。此书记事头绪繁多，但始终以陈芸为中心，围绕“情”“趣”二字展开。如此结构，叙事形散而神不散。

《浮生六记》以写实为妙，真实描写了沈芸夫妇的生活起居，男女情事，悲欢离合之故事。诸如此类均系普通百姓所熟知的生活，故使人信服感同身受。沈复在描写妻子相貌时，并未使用夸张修辞手法，而是实事求是、不做虚饰来描写，既有赞美也有坦承的描绘。比如赞美妻子，写的是“削肩长颈，瘦不露骨，眉弯目秀，顾盼神飞”；坦承时，写她“惟两齿微露，似非佳相”。

虽然如此写法，但其实沈复并未损害妻子的形象，反而显得更真实可爱。中国古代文章，尤其是小说，描写的人物多是性格单一的类型化人物，好人毫无缺陷，坏人一无是处，沈复笔下的陈芸，不是理想化的虚构人物，而是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本书以小见大，细微处见真情，全文围绕沈芸夫妇间的真挚爱情，儿女间亲情，及朋辈间友情贯串始终，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浮生六记》的文字特点是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在叙事写物时常用白话或浅显易懂的文言文，写景抒情时多用研文对句，做到了驳散兼容，雅俗串合。作者使用白话或浅显的文言，写作起来更显得生动灵动微妙，抒情写景用驳文韵语，意境则显得凝练深远。研文韵语则多引用古人诗词字句，引导读者想象空间，达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艺术效果。　　

《浮生六记》记事真实风趣，读者常有会心处。两人订婚后，芸托言粥尽而特意为沈复留一碗。被亲眷引为笑谈的一段，就很有人情味。再如写自己童稚时喜欢在草丛嬉戏，“卵为蚯蚓所哈(吴俗称阳日卵)，肿不能便，捉鸭开口哈之，婢妪偶释手，鸭颠其颈作吞噬状，惊而大哭，传为语柄。”文字写实贴切，不禁令人大笑。　　

沈复叙事曲折紧凑，写景清丽生动，寥寥数语，能勾勒出深远的意境，如同游太湖一段。情景交融，虽置于晚明名家小品中，也不遑多让。全书用情驱文，不为文造情，所以《浮生六记》文情并茂，真挚动人。正如有人评说《浮生六记》：“由始至终散发着诗意缠绵凄婉的幽香，很象一曲优美的抒情长歌。其醇厚隽永又如甜香甘冽之美酒而令人心醉。”

陈芸是一位集传统封建女性美德于一身的女性，她对丈夫谦卑恭顺，温柔贤惠；同时又具备超越传统女性的一面，率性自然、纯真活泼，敢于追求自由。她刺绣养活家人从未有怨言，丈夫一个眼神就能辩其意，家庭经济陷入困顿时也始终乐观对待。但陈芸毕竟是封建女性，对丈夫三从四德，作为妻子她主动为丈夫物色小妾，与浙江省名妓温冷香之女憨园结为姐妹，为沈家所不容逐出家门；加上对方后来背弃约定，陈芸被其薄情伤害，诱发血疾，终于客死他乡香消玉殒。

沈复一生都在辗转奔波，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游民。妻子花费一生时间伴其左右，最终也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的家。沈复虽有才华，但失败的科考并未改变生活的穷困。沈复经济上不能独立，主要依赖父亲过活。沈复向往自由，追求个性，漠视封建时代的男尊女卑、功名利禄，但这也令他缺乏进取心，致使他虽然成了家但物质基础薄弱，生活陷入困境。在妻子被第一次第二次被逐出家门之时，作为丈夫沈复几乎都没有承担应有的责任，反而依靠妻子刺绣来维持生计。在妻子被猜忌陷害及误解时，作为丈夫也没有挺身而出爱护妻子，在贫困与病魔双重打击下，妻子最终撒手人寰。

 《浮生六记》是一部别具风格的自传体随笔。《浮生六记》首刊以来，便受到学者作家的欢迎。从上看，《浮生六记》继承了明清世情小说、晚明小品文的传统，对下则开启了近代言情小说和散文笔记之先河。同时，《浮生六记》在文体的创建、题材的开拓、情感的表现上，都具备其独特的存在意义，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忽视的意义。

《浮生六记》开创了写正式夫妇闺房题材之作。这既是中国文学史上散文题材的开创。也是突破“礼法顾忌”的开创。此外，如学者潘光旦，也从两性关系、家庭的角度，引《浮生六记》作为他译的《性心理学》注例，表明他认为此书有社会学的价值。

最早推介《浮生六记》的俞平伯，后来以毕生精力专研世俗小说《红楼梦》，显然民间文化成了他的安身立命之所；洋派文人林语堂由孟姜女故事的“启蒙”，以及专以民间文化推许为中国文化的精华，所述文字中常引野史小说，亦足见其对民间文化的偏爱；而坚守科学立场的潘光旦，虽然批评青年好读《浮生六记》一类书，但由他以明清野史作为研究心理学的资料，到《性心理学》译注中征引的旧时笔记小说达百余种，可见其对民间文化的熟悉与积累。

沈复写《浮生六记》已过去200多年，俞、林、潘三位解读此书也已逾数十载，而《浮生六记》在被遗忘了几十年之后，改革开放以后再度流行。据笔者初步统计，自1980年至2003年，在全国各地出版社重印此书已达40余版次，也可以算得上五四以后的第二次“热印”。如果说五四那次的流行，主要是应和了俞平伯“个性解放”启蒙主义符号意义的话，考虑到这一次林语堂的书也同时“热印”的因素，则此次可谓俞姓“个性解放”思想启蒙与林氏“闲适生活”解读的叠加，特别是后者似乎对于现今正陷于工业文明忙碌生活的中国人更合口味。

著名报人、思想家王韬称赞《浮生六记》“笔墨之间，缠绵哀感，一往情深”。它甚至被评为清朝忆语体小说之翘楚，一度成为今人眼中的明清笔记体文学名著，甚至被人称作“晚清小红楼梦”。（新民晚报评）

《浮生六记》经五四时期众多著名学者推介解读后，被彻底卷入时代的大潮。著名学者俞平伯评价说“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严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明莹，不见衬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林语堂曾评价《浮生六记》说：如果有哪一本书值得反复一读，那就是《浮生六记》。因为我真诚地相信，一个谦卑渺小的生命，能快乐的过一辈子，是宇宙间之至美。（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评）

诗人、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俞平伯认为，此《记》所录所载，妙肖不足奇，奇在全不着力而得妙肖；韶秀不足异，异在韶秀以外竟似无物。严如一块纯美的水晶，只见晶莹，不见晨露明莹的颜色；只见精微，不见制作精微的痕迹。张蕊青在《明清小说研究》中评价《浮生六记》认为，其书“画面精美，诗情浓郁，哲理深沉，散溢着荡人心魄、沁人心脾的艺术魅力。（诗人、散文家、古典文学研究家、红学家俞平伯评）

《浮生六记》最早的版本由沈复于1808年写就，后来以手抄本形式流传。爱新觉罗·旻宁二十七年(1847年)，杨引传随父游宦巴蜀，归来时途经苏州市，在苏州的冷摊上发现了《浮生六记》残稿四卷。同年，杨引传把《浮生六记》残稿交给了王韬。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王韬应英国传教士的邀请前往上海墨海书馆从事翻译工作，同年，因感于《浮生六记》中的夫妻之情与人生无常，王韬为之写跋。光绪三年(1877年)，杨引传把《浮生六记》书稿交给上海尊闻阁主人蔡尔康，出版杨氏《独悟庵丛钞》。第二年，上海申报馆根据杨引传藏的四卷稿本，以活字正式排印了《浮生六记》。至此，《浮生六记》才广为人知，此时离杨引传在苏州市发现《浮生六记》残稿，又已经过了三十年。其后各种版本层出不穷。1906年国内报刊《雁来红丛报》于当年4月对该书进行了连载。比较有影响的版本为俞平伯参与校阅的首个单行本。1924年，由北平霜枫社发行了《浮生六记》的单行本，并对该书的标点符号进行了整理优化，到1931年总计重印7次。此后，1932年至1992年，由俞平伯参与校点的版本分别由开明书店、桂林文星书店、上海实用出版社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分别单独发行过。其中人民文学出版社收录了《独悟庵丛钞》本的题诗、序跋，还包括俞平伯关于《浮生六记》的旧作三篇，1999年再次重印。

自中国现代文学大师林语堂将《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后，至今已经推出多个版本。其中较早传入的国家为日本，由佐藤春夫、松枝茂夫翻译，岩波书店发行；1981年，松枝茂夫对译作进行了修订并重印。之后，该书相继被介绍到捷克、意大利、马来西亚、瑞典、法国、韩国、俄罗斯，荷兰、丹麦，以及众多英语国家。

《浮生六记》英译本有四种，分别为林语堂译本（以下简称林译本）、雪莉·布莱克译本（以下简称布译本）、白伦和江素惠合译本（以下简称白译本）以及格雷厄姆·桑德斯译本（以下简称桑译本）。1935年，林语堂在上海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和《西风月刊》上分别翻译了《浮生六记》。1939年，上海西风社出版林译本，该译本的出版形式为汉英对照，同时内部包含大量的副文本。1960年，英国著名的汉学家雪莉·布莱克翻译的《浮生六记》英译本正式出版，参与该书出版的机构为牛津大学出版社。该译本分为十二个章节，以沈复与其妻陈芸婚礼开始至陈芸去世作为时间主线，按照时间的顺序对原文进行了重新编排。1969年，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白伦与其妻江素惠共同翻译的《浮生六记》译本，提供了非常详细的副本信息，该译本除去按时间排列的大事件外，还附有地图。2011年，格雷厄姆·桑德斯于哈克特出版公司出版译作《浮生六记》，此译本借鉴了林语堂译本（1942年）和白伦译本。以上四种英译本，既有本土译者的独译本，又有域外译者的独译本，更有中外译者的合译本；译者背景或为翻译家，或为作家，或为汉学家；译本初版维持在每二十余年一度的出版跨度；出版机构既有本土机构又有域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