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是西方近现代小说中的一个文类，通过反思现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等方面问题，映射未来社会可能会发生的某种灾难，是对传统乌托邦设想的理想社会的否定。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提出的乌托邦，指一个无法企及的理想社会，一个不存在的寄托了美好理想的地方。反乌托邦不是仅仅指乌托邦的对立面，一方面是指与乌托邦世界对立的虚拟世界，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或恶托邦，另一层含义是反乌托邦思想，即通过描写乌托邦的对立面来刻画与乌托邦世界相反的世界。俄国作家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被诸多评论家认为是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

反乌托邦作为一种写作手法，通常与科幻小说结合在一起，通过想象、虚构对未来，社会生活、国家体制等进行消极、否定性描绘，其兴起的原因在于人们乌托邦幻想的破灭，进入工业革命后，资产阶级开始进行无序扩张和掠夺，随之而来的经济危机、纳粹暴行、世界大战、粮食危机一步步使人们质疑乌托邦描绘的理想化世界，伴随科技的快速进步，人类开始从去人类中心化角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反乌托邦小说主题大致可分为三类：反科技、力量对抗、讽刺社会现实。

反乌托邦不仅体现在小说作品上，在影视及动画层面也出现体现反乌托邦思想的作品，小说层面的成就有“反乌托邦文学” 的三部曲，即俄罗斯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1984》，影视方面有如美国的《饥饿游戏》、英国的《富兰克林》、韩国的《雪国列车》，动画方面有日本的《攻壳机动队》《死囚乐园》、法国的《画之国》等，基于乌托邦，学者延伸出了游离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外的来自于第三方空间的视角的异托邦，出现了对信息时代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的描述的伊托邦。反乌托邦文学主题是对人类乌托邦梦想的解构、颠覆与重，凸显了人类对自身理性、科学等观念的反思，批判了乌托邦式的乐观主义。

反乌托邦是西方近现代小说中的一个文类，通过反思现代西方社会的政治、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科技发展等方面问题，映射未来社会可能会发生的某种灾难，否定了传统乌托邦设想的理想社会。

常用英文词汇有两种，为 dystopia 和anti－utopia，西方学术界对两个词汇没有刻意区分，并行使用， 常用汉译词汇是“反乌托邦”“敌托邦”和“反面乌托邦”。

反乌托邦也可以区分为两种含义:一种是与设想的乌托邦世界相对立，称之为反面乌托邦、恶托邦，如乌托邦设想的是和谐公正的世界，反面乌托邦设想的就是黑暗悲观的世界，主要以具体作品形式出现，英文词汇dystopia；另一种是与建立乌托邦世界的思想原则相对立，称之为反乌托邦思想，即反乌托邦。通过作品背后传达的思想、文化、精神来体现。英文词汇anti－utopia。反乌托邦与乌托邦相反，讽刺乌托邦社会，假如乌托邦对未来抱有积极、肯定的态度，具有理想化的期待，那么反乌托邦就是抱有否定态度，即理想化的社会在未来不可能出现，反乌托邦拓展了乌托邦的思想、愿景，而恶乌托邦单纯指与乌托邦对立的黑暗世界。

反乌托邦小说是异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写作方式，乌托邦由托马斯·莫尔在1516年提出，拉丁文意为“乌有之国”。指代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但无法企及的理想社会，一个不存在的寄托了美好理想的地方。托马斯·莫尔创造了一种文学体裁，即空想叙事，一方面谴责现存社会的不公正，另一方面描述一个和谐世界。批判社会及其不公正的现象 ，鼓励人们发挥想象力，想象一个秩序良好的幸福社会，思考它在当前状况下未能实现的原因，是一种理性的想象，想象的目的是让人相信一个公平的世界是可能存在的。马丁·布伯指出: “乌托邦的景象是一种‘应该是’的景象，即想象它的人希望它是的景象，如对公正事物的渴望，对充分人道和谐的愿景的追寻，对社会生活中良好秩序的渴望，”是一个具体的乌托邦世界。

进入18世纪，出现了旨在推翻教皇黑暗统治的思想解放运动，人们开始不满足于仅仅想象未来的理想社会，开始关注将理想社会现实化的可能性。19世纪初，兴起于16世纪的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以失败告终，伴随资产阶级的扩张和掠夺，民众对未来的美好想象不断崩塌，生活水深火热，但仍然残留对乌托邦的幻想，反乌托邦元素开始在科幻小说中出现，作者则借反乌托邦元素体现“ 灾难与进步如影随形”。20世纪后，经济危机爆发、纳粹党暴行、两次世界大战、全球性粮食危机等问题显现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弊端，矛盾不断加剧，人们越来越质疑乌托邦思想及其描绘的理想化世界，如卡尔·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就对乌托邦进行了批判，击碎了人们对乌托邦的幻想，人们开始普遍接受科幻小说与反乌托邦相结合的创作形式，出现了“反乌托邦三部曲”，致力于展现科技发达而人性缺失、道德沦丧的未来社会，质疑理性、科学、进步观念，既是对社会的讽刺，也是对人类的警示。20世纪末期，受后人类主义思潮影响，面对恶化的生态环境、尖锐的社会矛盾、无法解决的性别、种族、阶级问题，伴随科技的快速进步，人类开始从去人类 中心化角度批判性地反思人类文明。进入21世纪，开始进一步关注科技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如核污染、基因编辑胎儿等，作家更加倾向于运用反乌托邦的形式来告诫人类，小说界、影视界掀起科幻题材与反乌托邦元素结合的潮流。

反乌托邦最早在威廉·莫里斯的《乌有乡的消息》中出现，但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被诸多评论家认为是是反乌托邦小说的奠基之作。与乌托邦相对立，反乌托邦将对乌托邦的反思作为立足点，虚构以乌托邦的模式形成的看似和谐完满的美好世界，反过来展现出乌托邦统治之下的黑暗地狱情景，即展现乌托邦可能带来的恶果。反思科学、技术、进步、正义、自由、平等、理性等“现代性”，认为未来人类世界是黑暗的。反乌托邦小说依据一种“更不完美”的原则，即无论是政治制度、法律规范、人际关系或者其他方面都比“现在”更差，对未来社会假定的想像比现状更糟糕，对人类前景表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对乌托邦精神进行了消极否定，通过想象、虚构对社会生活、国家体制等进行消极、否定性描绘，对未来抱有悲观猜测，警戒和劝谕人类要反思进步和科学的观念，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人类当前所处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

不区分科学真伪，不反对科学，而是反思科学恶性膨胀可能造成的弊端，反对滥用科学和反对科学应用所引起的负效应。此类反乌托邦作品中，主要内容包括：1、由于人类不加节制地使用地球资源，使得自然环境不断恶化，科技的泛滥使用引发一系列生态危机，最终人类自取灭亡。2、科技的发展进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奴隶，生活空间不断被科技占领，人类不再追求精神世界的满足，而是沉溺于物质与娱乐，极权主义者通过知识与机器树立权威，使欲望不断膨胀，沉醉于压倒一切的力量。虚构出科学将人类异化的世界。3、人工智能与人类的冲突，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其有意识，但若是机器也有了意识，人类在高端人工智能面前就没有优势。

乌托邦认为未来的理想社会不存在冲突和矛盾，反乌托邦则认为人类需要积极反抗才能适应社会发展。

1、善恶对抗，乌托邦思想认为人性本善，反乌托邦思想认为人性本恶，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善与恶，要辩证去看待其形成原因，也就是说，善人也是可以为恶的，恶人作恶是有原因的，主张以恶制恶，暴力惩恶，对恶零容忍。2、反抗极权主义，包括反一元论、反绝对理性、反极权政治等，这类故事背景是人类生活在一个缺乏自由、去个性化的社会，集体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权力被垄断，社会矛盾激化，反乌托邦思想批判乌托邦高度专制的集体化、极权化，认识到理性本身具有局限性，不再信任绝对理性主义。3、追求民主与自由，极权主义的压迫和社会垄断的存在使社会矛盾越发尖锐，反乌托邦思想展示了辩证式的自由和民主，隐喻现实社会民主自由的矛盾。

1、戏仿反讽社会问题，用符合后现代语境的元素戏仿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弊端、权利冲突、消极现象等，以此批判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隐喻社会现象。2、符号化反讽社会问题，反讽是利用语境的反差来制造戏剧效果，在对比中触动思考，反乌托邦思想用具有代表性的符号来隐喻某种身份和事件，如树懒这一形象反讽相关部门办事效率低下。3、自由悖论，人类经历文艺复兴时代的个性解放之后，摆脱了传统的枷锁，个人获得了自由，但是过分的自由又使人感到孤独、彷徨，面对外界的诱惑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比如暴力。

反乌托邦三部曲：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我们》（1921）、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1949）。

英国：玛丽 ·雪莱的《弗兰肯斯坦》 （1818）、赫胥黎的 《美丽新世界》 ( 1932) 、詹姆斯·希尔顿的 《消失的地平线》( 1933) 、安·兰德的 《颂歌》 ( 1938) 、奥威尔的 《动物农场》 ( 1945) 和 《一九八四》( 1949)以及戈尔丁的 《蝇王·金字塔》( 1954)。

美国：布雷德伯里的 《细雨将至》( 1950)、麦尔维尔的 《泰彼》 ( 1846) 、布雷德伯里的 《华氏 451 度》( 1953)。

中国：沈从文的《阿丽思中国游记》 （1928）、老舍的《猫城记》（1932）、郝景芳的《北京折叠》（2012）

俄罗斯：叶夫根尼·扎米亚京的 《我们》( 1921)、托尔斯泰娅的《野猫精》（2000）。

加拿大：玛格丽特·爱特伍的 《使女的故事》 ( 1985)。

阿拉伯：易卜拉欣·纳斯鲁拉的《狗的第二次战争》（2016）。

在电影、文学、动画等艺术作品中，尤其在奇幻和科幻作品中更能体现反乌托邦思想，这是由反乌托邦的特点决定的，即要设想一个虚构的、悲观的未来世界。

俄国扎米亚京的《我们》，英国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英国乔治·奥威尔的《1984》被合称为“反乌托邦文学” 的三部曲，致力于展现科技高度发达而人性缺失，道德沦丧的未来世界。从科学泛滥的角度入手，扩展到极权主义，从各层面批判科技进步压制了人的自由本性，极权主义政治凭借强权和对科技的掌控加剧了人性的异化。《我们》构想了一个有科学和技术统治的完美国家，领地用透明的玻璃围起来，百姓居住在透明的房子里，围墙外是革命的硝烟，围墙内是独裁者的统治，描绘了一个极权主义国家。《1984》中以大洋国为背景，国家科技高度发达，权力高度集中，是一个封闭的岛国，统治机构是老大哥控制的神秘内党，监控无处不在，百姓毫无自由，勾勒了一个极权主义统治下的恶托邦社会，影射了当时德国法西斯主义。中国郝景芳《北京折叠》中，将空间作为一种资源和标准来将人划分为不同阶层，富人、中产阶级、贫民居住在不同空间，空间在不同的时间段开启、关闭，三个阶层之间人的流动受到限制，讲述了第三空间的垃圾分类工为了给孙女凑学费前往他被禁止前往的第一、第二空间给人送信的故事，表达了当科技发展到一定高度时，可能是对人性的越，作者者通过反乌托邦的科幻笔法，描写了底层民众恶劣的生存环境，揭露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层固化，批判了上层社会的极权主义。

争辩是否应该继续发展科技，担忧技术扩张不断取代人类空间、描述末世时期后人类主义时代、反抗极权主义、批判现实社会弊端、隐喻压抑的社会环境等。如美国的《饥饿游戏》、英国的《富兰克林》、韩国的《雪国列车》。《饥饿游戏》运用反乌托邦手法，从反战和虚幻的视角揭露了极权统治的罪恶，电影也展示了科技过度滥用造成的诸多恶果，批判了人类的过度娱乐警示人们人工智能的无节制发展会给未来人类社会带来灾难。《分歧者：异类觉醒》构建了一个全新的区别与现实社会的反乌托邦社会，人类根据性格特点被分成五个不同的派系，过于严格的划分压制与泯灭了人性，展现了未来人类社会的生存危机，隐喻和讽刺了 社会现实，以反乌托邦的叙事语境表达具有现代意识的个人觉醒和理想主义追求。《雪国列车》讲述科技滥用带来气候异变，导致全人类的生存危机，幸存者登上了权力分化明显的世纪末班车上，透过列车展现了贫富差距、等级制度、极权主义统治，展现了底层人民的反抗意识，电影使观众反思在科技繁荣的今天，如何抵制欲望、坚守人性。

动画作为特殊的媒介消解了部分反乌托邦主题的严肃性，隐晦地隐喻了某些社会问题，如日本的《攻壳机动队》《死囚乐园》、法国的《画之国》，中国的《大护法》，《攻壳机动队》探讨了后人类“赛博格”生存问题，体现城市“异托邦”景观与“异托邦”的空间叙事风格，凸显出空间的微观和多元性，对照现代化和全球化城市与前工业化城市，批判科技霸权主义对个人和城市的影响。《大护法》的宣传标语是的标语是“献给时代高墙下的自由灵魂”，以中国传统山水画为背景，以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为电影主题,批判了极权思想对人性的压抑和束缚。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教授认为：批判性的反面乌托邦是正常的乌托邦的否定性远亲，它的结果产生于某种关于人类可能性的肯定性概念，它的政治立场则来自乌托邦理想。

英国学者库玛指出反面乌托邦源于人们的乌托邦渴望及其所造成的挫折感，“是他们对自己的愚蠢幻想的恶意报复，是对高贵而又空幻的乌托邦期望的间接讽刺。”通过对乌托邦的抹黑式模仿，通过把乌托邦中的正面因素转化为消极的、否定性的因子，从而否定乌托邦的论断。

中国学者侯维瑞教授认为：“当一部作品对未来世界的可怕幻想代替了美好理想时，这部作品就成了 ‘反面乌托邦’或 ‘伪乌托邦’的讽刺作品。”

姚建斌教授认为“反乌托邦文学激发读者对自身生存境况和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与忧虑，对盲目乐观主义和绝对的社会进化 论保持应有的警惕。”

一 种游离于乌托邦和反乌托邦之外的，来自于第三方空间的视角。1984年，米歇尔·福柯发表了名为《另类空间》的文章，提出了“异托邦”即“异质空间”的概念。现实中存在着两种空间，一种是真实存在的，一种是与现实空间共存的异域空间，不是一个同质的空间，而是多元关系通过不断地对立统一而形成的场域。是需要借助于想象力理解的实际存在的空间，是真实的地点，处在一个异质化的处境和结构。如精神病诊所、监狱和托老所，对从未去过的人来说就是异域，是社会中偏离常态的、封闭的、 被割裂的特殊空间，影院则将现实存在的物理空间与影像所展现的虚拟世界的空间形态结合在一起，博物馆和图书馆是时间无限积累的异托邦，米歇尔·福柯认为异托邦场所包括镜像空间、 墓地与教堂、戏院与花园、博物馆与图书馆等。

是对信息时代一种理想社会模式的描述，是一种提供信息服务、 实现全球互联的城市愿景。由美国学者威廉·J·米切尔提出，他认为信息技术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不仅影响了现存的组织机构和权力平衡，也影响了商品生产、消费、知识和文化领域。计算机开启了一个虚拟世界，是一个以计算机为基础建构起来的虚拟赛博空间，在伊托邦的城市空间里，人类依赖信息流动而不是物资积累，依赖网络互连而非地理集中，依赖智能管理而非扩大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