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刘震云创作一部长篇小说，于2009年3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首次出版，它被评价为刘震云迄今为止最为纯熟的小说，被誉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小说分为《出延津记》和《回延津记》上下两个部分，讲述了在二十世纪前期的河南延津县，孤独无助的农民吴摩西在寻找与人私奔的妻子的途中，意外地和养女巧玲走失，在打听到巧玲被拐卖山西省之后，他义无反顾走出了一辈子生活的故乡延津。而吴摩西养女巧玲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寻找和人私奔的妻子，却踏上了重返延津的道路。这是一部一出一走，延宕百年的乡村故事。小说表现出了人与人之间日益冷漠和疏远所带来的无话可说的孤独，深陷精神荒原中的人们为了一个“说的着”的人而不断地寻找，同时进行着精神上的自我重建。

刘震云用他自己独有的叙说方式展现了底层百姓日常、琐碎、庸常的状态，和家族三代人以及与他们交往过程中有着相同境遇的底层平民的心灵孤独，时间线长达百年。《一句顶一万句》于出版当年获得人民文学奖、《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最佳奖。在2011年又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小说出版不到六年中文版销量已突破180万册，后被翻译成英、法、韩、阿拉伯等多种语言传播海外，受到中国和海外读者的一致好评，还被改编为同名电影、话剧、戏剧等作品。

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一直是刘震云的关注点，他不明白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么孤单，一辈子找个知心朋友那么难，于是从21世纪初起，他将创作的关注点由过去外部的生存环境转移到人内在的精神境遇和精神困境，创作了一系列有关说话的作品，《一句顶一万句》呈现的便是一个交流无效的孤独世界。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背景设定在农村，而刘震云本人便来自农村，他对当时的农村现状有着清晰的认知，这让《一句顶一万句》中所刻画的故事背景在现实中都有迹可循。在进入大学后，刘震云游离在农村与城市之间，城市的繁华让他觉得陌生，故乡的悲惨经历成为他逃避故乡的原因，他的精神寄托没有一个永恒的居所。这引发了他对于底层百姓精神生存困境的思考，在这样的情形下，《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形象逐渐有了雏形。刘震云早期的精神漂泊之路在《一句顶一万句》中的芸芸众生精神生存之困有所体现。

《一句顶一万句》分前后两部。前半部写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为寻找，他走出了延津县；后半部写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摆脱孤独而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了延津。一走一来，延宕百年。

《一句顶一万句》的故事背景设定在河南延津县，故事的主人公吴摩西（原名杨百顺），一生极其坎坷，为了生存，他遭遇了许多不公。由于父亲偏心，他没有从事自家磨坊的工作，而是跟老曾学杀猪，却因为师娘的克扣和挑拨被辞退。接着他去老蒋家挑水，牢记教训，不与人交心，却因为一只猴子丢了工作。此后，在竹叶社破竹、跟随牧师老詹信主、沿街挑水、去县政府后院种菜，吴摩西一次次地找到新的工作，又一次次地失去生计，饥饿潦倒仍然是他的日常状态，仿佛一切回到了寻找的原点。他入赘吴家，改名为吴摩西，却与妻子一直缺乏共同语言，与妻子“说不着”。

后来妻子吴香香趁吴摩西出门卖葱与相好私奔，却留下了与前任的女儿巧玲。在舆论的压力下，吴摩西带着巧玲踏上了寻妻之路，却在途中意外与巧玲走失。他得知养女被贩卖到山西，为了找回养女巧玲，最终选择了走出延津，辗转未果，便向西去了陕西咸阳，改名罗长礼，做大饼为生。吴摩西改过三次名字，在上部出延津记的最后，伤心欲绝的吴摩西踏上向西的火车，火车上旁人问他叫什么名字。面对路人的随口一问，吴摩西竟一时恍惚，“在外面漂泊寻人，没有一个人关心他的名姓。”在向他人解释自己的名字之前，他早已忘记自己是谁，一次次出走、流浪乃至改名的初衷是为了脱离生存的困境和没有自尊的生活，然而在这个过程中，“自我”已经从熟悉变得陌生，失去自我的人将迷茫不知所措。

吴摩西的养女巧玲被贩卖到山西后，改名曹青娥，在继母的打压下长到十七岁，遇到了和自己能够“说得着”的侯宝山，最后却因为赌气嫁给了牛家，生下了一个儿子，取名牛爱国。长期不如意的夫妻关系让她的心理发生了偏离，她决定离家出走，去寻找侯宝山，但出走却并没有让她找回自己的精神寄托，记忆中的一切早已经被现实磨得不见原样。她寻找无果的幻灭感背后倒塌的是她一生的执念和个体存在的意义。

而曹青娥儿子牛爱国的经历与吴摩西相似，他与自己的妻子“不过心”，后来妻子庞丽娜和她姐夫私奔，他在寻找妻子的途中，遇到了已为人妻的章楚红。两人一见如故，非常“说得着”，第一次说话便能从各自的老家聊到各自的朋友再谈到难以启齿的苦楚；在一起时“不开心的事，也能说得开心”。章楚红想要跟牛爱国私奔，牛爱国却选择了放弃章楚红自己离开，两人失去了联系。多年以后，牛爱国想到母亲所提起的吴摩西，选择前往延津县，在见到巧玲叔叔家的孙女姜素蓉之后，得知了吴摩西的线索，前往陕西咸阳，此时吴摩西已经离世，他只见到了吴摩西孙子罗安江的妻子何玉芬，何玉芬将过去的事情都叙述了一遍，并劝牛爱国放下过去，过好以后的生活。从此，牛爱国不再找寻与吴摩西相关的人，也不再寻找他的妻子，而是继续寻找章楚红，和章楚红要说给他的那“一句知心话”。

小说是开放性结局，没有明确写出牛爱国是否找到了章楚红、是否听到了那一句知心话、那句话有没有将他带出困境，只有牛爱国一句掷地有声的“不，得找。”

原名杨百顺，上部《出延津记》的主人公，渴望与人交流，处于社会底层，吴摩西的名字字面意思是缺乏主动性和反叛精神。残酷的现实总是让他不得不低头，因此他被迫换过很多工作。吴摩西来自延津县，对延津的一切都是那么熟悉，但是他又和其他延津人有些不同，淳朴善良的他缺乏小市民中的世俗、狡的一面。吴摩西的坦诚似乎与他人格格不入，因此他与人交流总是感到障碍重重，这也让他更加珍视巧玲。正是他的这一特点让他在内心深处追求坦诚和真理。

下部《回延津县记》的主人公，渴望爱情。牛爱国的孤独源于妻子的背叛。多年来和妻子无话可说让他倍感孤独。妻子变心后他努力挽回过，可结果只是茫然。好不容易遇到有共同语言的章楚红，牛爱国的逃离计划还是失败了。人生的路上越想逃离生存的精神困境，越是无法摆脱内心的孤独与悲凉。他的孤独主要体现在话语层面的孤独。

吴摩西的养女，牛爱国的母亲。她五岁时被拐卖，被曹婆收养，后来嫁到牛家，生下了牛爱国。

吴摩西的妻子，巧玲的母亲，老詹帮杨百顺改名杨摩西后，吴香香提出与杨摩西结婚并要求杨摩西入赘她家，杨摩西遂改名吴摩西。与吴摩西的婚姻期间吴香香处处打压、贬低他，后来与人卷钱私奔，留下了四岁的女儿巧玲。

老詹是意大利一个传教士，不远万里来到延津县。老詹的本名叫詹姆斯·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延津人叫起来嫌麻烦，就取头一个字，喊他“老詹”。老詹来在延津待了四十多年，从一个外国人变成了一个延津人，变得和延津一个卖葱的老汉没有任何区别。

牛爱国的妻子。在庞丽娜的心里她与牛爱国“完全说不着”，后来庞丽娜出轨，与人私奔，从而达成了牛爱国离开家乡的契机。

牛爱国在外出寻找妻子途中遇到的情人，也是牛爱国朋友李昆的妻子，她与牛爱国“说得着”，两人一见如故。后来章楚红想要和牛爱国私奔，牛爱国却放弃了她独自离开。

《一句顶一万句》的核心内容在于“说话”，每个人终其一生都渴望寻找到一个“说得着”的人，但往往事与愿违。作品中隐含着刘震云对人精神困境的探索。他笔下的人物遭受着“说话”的尴尬和“寻找”的虚无，而他在行文中用文字和情节在不断寻找突破困境的方式。

孤独是这部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小说通过百年的时间跨度描写了吴摩西、曹青娥、牛爱国三代人的命运遭际，他们为摆脱孤独而不断出走，只为了寻找能说得上话的人，小说以他们的命运为主线展示了家族三代人以及与他们交往过程中有着相同境遇的底层平民的心灵孤独。同时，小说刻画的几组无话可说的夫妻关系揭示了中原地区平民心理状态中普遍存在的与人无法言说的孤独。小说中的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在这种孤独的背后，作者揭示了市井百姓生活的荒谬和渺小，试图解读个人精神世界所经历的难以形容的痛苦和人类永远无法逃避的精神困境。

“寻找”一直以来都在刘震云的作品中有所体现，而在他新世纪以来的小说创作中，对“寻找”的书写侧重于描摹寻找过程中的自我建构和精神境遇。在《一句顶一万句》中，他将个体漂泊和寻找的空间流动作为小说结构的主线，用以表达其路上的无奈辛酸与精神困惑。

吴摩西和牛爱国这些小人物，都是传统农耕社会中的一员，他们的精神生活极度贫乏，他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的寻找，都是对生命意义的探寻，渴望寻到一个出路与一个“说得着”的人。在故事中，主角们东奔西走羁旅天涯，刘震云则不停地追随，理解并记录他们内心的枯萎荒凉与焦虑挣扎。在“寻找”的过程中，人物被当下世界放逐、迷失自我，身份焦虑席卷而来；在“寻找”的结果上，记忆与现实错位、偶然和荒诞支配命运、信仰被民间话语解构，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生命意义的消解。最后，对人物的精神突围进行探索。现实的束缚是精神困境的根本，因此挣脱现实束缚、重塑自我价值成为从困境中突围的可能。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有意抽离了政治社会背景、模糊了都市与乡村的界限、弱化了整体的历史时间，取而代之的是具体化的个体经历和时间。这体现了刘震云创作心境上的一个转变，他走进普通人的生活和他们的内心，让他们在小说中尽情地表达自我、释放自我；同时也并不吝啬于表现生活的温情和人性上的闪光点。小说中深陷精神荒原中的他们从来没有放弃对失落自我的营救，在塑造人物的过程中作家也不断尝试寻找并拓展底层人重新找到自我价值和存在意义的途径。

当交流过程中只有冲突、矛盾、不理解、无法沟通等字眼时，他们的精神上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和内心的孤独，这样的生存困境使得这些小人物不得不寻找精神上的依托，以借此获得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生存的意义和价值。

老詹在瞎老贾三弦悲伤的曲调中能听出“主存在的理由”，吴摩西在用竹篾扎老詹理想的教堂中搭建自己心灵的圣殿，牛爱国在替母寻根中打开心里那道窗——他们都在积极地寻找着精神依托，进行一场精神自救。现实是苦难且无望的，而这种精神栖息地的营造使他们沉浸其中，获得一种静观自我的感受和能力，找到自我、认同自我、重拾自我的价值，在这种追寻中，看到了救赎的希望，冲破了苦难现实的束缚，进行着自我的重建。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将有关社会政治意识形态、阶级斗争、战争暴力等主题隐藏了起来，只留下了埋头于生活琐事、汲汲于蝇头小利中底层人民无声的奔走与呐喊。这种剥离具体历史语境的叙事方式和悬置的时间叙事，使得小说具有了象征层面的意义，它预示了延津县百姓的孤独不是某一特定时间、特定历史的产物，而是代表了千百年来中国底层百姓的一种精神困境。

同时，《一句顶一万句》从叙述学的角度切入，将长篇小说一分为二，上部为“出走”，下部为“回归”，“出走”写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了唯一能“说得上话”的养女，为寻找，他走出了延津；“回归”写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摆脱孤独而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了延津。吴摩西、牛爱国祖孙俩的人生的共同的轨迹：“说不着”——私奔——不愿找——被迫找一一假找——真找一一找而不得——远走。祖孙俩出走与回归的路线：延津县——咸阳市；襄垣县一一延津。情节简洁，叙事直接，语句洗练，重复的手法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宿命感。

小说是语言的艺术，而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对于叙事语言的操持和运用十分纯熟，语言风格朴实而日常，一眼看上去有些散乱的口语化叙述，因为“太过口语化”而无法快速的从中梳理出一种时间或者事件逻辑来，但是在每一个叙述者角色的转换中，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用多视角的方式展现出来，就会逐渐还原事件的全貌。例如小说开头：“杨百顺他爹是个卖豆腐的。别人叫他卖豆腐的老杨。老杨除了卖豆腐，入夏还卖凉粉。卖豆腐的老杨，和马家庄赶大车的老马是好朋友。两人本不该成为朋友，因老马常常欺负老杨。”语言看似琐碎，信息却完整。

同时，这篇小说中的语言存在着一种鲜明的节奏感，为给小说语言增添了美的色彩和弹性力度。加之刘震云将河南省方言作为这部《一句顶一万句》的人物语言，展现地方风俗和风土人情的同时凸显出了人物话语的粗俗与真实，使小说的表现力和感染力更为强烈。

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塑造了各种性格鲜明的浮生百姓，对社会底层小人物们的生存困境进行了多角度的展示。在小说中，刘震云将故事的主角塑造成了痛苦的“思想者”，他们对自己的境况有较为清楚的认知，但是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时候不能够寻求稳妥的解决方案，而是将所有痛苦和罪的源头指向自己，通过自我的反思达到内心的平衡。例如：吴摩西、牛爱国祖孙俩面临着同样的婚姻困境——妻子跟别人私奔。当面对和自己没话说的妻子却可以和别人聊很多知心话的时候，他们都选择放弃对妻子的挞伐，没有将怨恨的箭镞指向妻子，而是进行自内在的反思。

另外，这本小说是一组组孤独者游荡在世间的群像，在主角之外，作者对于各类人物也用了很多笔墨，这些人物中有少许是富贵人家，大多数是出身卑微的市井小民，如卖馒头的吴香香、传教士老詹、开染坊的老蒋等，作者在取名上将他们区分，只有主角和少数人物是有姓名的，其他的小人物都是在姓氏之前加一个“小”或者“老”字，使得人物的塑造更加鲜明。他关注平民生活的平庸性和日常性一面，揭露他们精神的孤独和漂泊状态。比如作者写传教士老詹，描述他为了实现心中伟大的信念，无论刮风下雨，每天都骑着破旧的自行车摇摇晃晃地去乡下传教。但几十年来，他在延津县仅仅发展了八个信徒，送给吴摩西的十字架被吴香香拿去融掉打了耳环，他的理想信念在延津孤立无援。

在《一句顶一万句》中，刘震云找到带有自己鲜明特色的本土化叙事方式，塑造了新、旧中国百年间生活在社会底层形形色色的平民形象，对社会伦理、权力文化和人性进行了深入反思，使得五四新文学传统在新时代有了新的生命活力，对“新文学传统”的阐释与建构做出了贡献，饱含“民间智慧”的书写策略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叙述模式，代表了中国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发展方向。颇具开放性和实验性的结尾，为读者在新时代坚定大国文化自信，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视野的伦理关系或友爱和谐的共同体方面，提供了值得参考的价值取向。《一句顶一万句》2009年一经出版便在文学界和评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于出版当年荣获人民文学奖和《当代》长篇小说论坛最佳奖，在2011年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被称做中国版《百年孤独》。2017年2月，由刘震云亲自编剧的同名电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亚洲璀璨之星”最佳编剧奖。2018年由小说改编的同名话剧开始登台演出。

《一句顶一万句》还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海外，2015年韩语版出版，2013年被翻译成法语版本（《En Un Mot Comme En Mille》），法国文化部在2018年授予刘震云“法兰西共和国文学与艺术勋章”,以表彰他对法语世界的特殊贡献，同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英语版本（《Some one to Talk To》）。

中国学者孟繁华曾对《一句顶一万句》这样评价道：“小说的核心部分，就是关于孤独、隐痛、不安、焦虑、无处诉说的秘密，就是人与人的说话意味着什么的秘密。”

著名出版人安波舜评价说：“作品中由于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

2011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颁奖词：《一句顶一万句》建立了极尽繁复又至为简约的叙事形式，通过塑造两个以“出走”和“还乡”为人生历程与命运逻辑的人物，形成了深具文化和哲学寓意的对称性结构，在行走者与大千世界、芸芸众生的缘起缘尽中，对中国人的精神境遇做了精湛的分析。

小说同名电影《一句顶一万句》于2016年11月4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由刘震云担任编剧，刘雨霖执导，毛孩、李倩、刘蓓、范伟领衔主演，西老庄影业等出品，讲述了牛爱国在怀疑老婆劈腿后，开始跟踪求证，并深陷一场内心之争的故事。

话剧版《一句顶一万句》改编自刘震云的同名小说，由牟森亲笔改编并执导并于2018年登台演出。该作品以曹青娥的多命途为主线，讲述了三代中原人自我救赎的历程，力图呈现中国百姓精神生活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