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井四郎（日语：いしい しろう罗马音转写： Ishii Shirō，1892年6月25日-1959年10月9日），男，大和族，日本陆军军医中将，是细菌战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731部队”）的创办者及队长。

石井四郎出生于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在24岁时考入京都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加入陆军成为军医。1922年，他进入东京第一卫戍病院任职，得到上司认可后在1924年以军方委托研究生身份，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并于两年后从研究生院毕业，被分配到京都卫戍病院任职。

在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规定禁止使用毒气和生化武器后，石井四郎认为细菌武器投资少、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更适合日本的扩张需要，开始游说军方成立细菌战部队，陆军参谋本部逐渐接受并重视他的观点。

1932年，石井四郎在东京军医学校建立了防疫研究室，并于次年将其扩建后改为防疫研究所。由于“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逐步控制了东北地区大地，石井四郎得到军部的支持，在黑龙江省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了细菌实验场和南岗区的细菌研究所。此后，由于监狱暴动和弹药库爆炸等原因，石井四郎关闭并炸毁了背荫河实验场。1935-1939年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市平房建立了新的细菌实验基地，名为“关东军防疫部”，苏德战争爆发后，采用“731部队”的代称。

“731部队”抓捕包括但不限于中国军民进行细菌感染、解剖生化等活体实验，并策划实施了中蒙边界的诺门罕、中国战场上的浙江省、常德市、浙赣等细菌战，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及疫病流行。日本战败后，石井四郎用细菌战研究资料同美国谈判交易，从而免除了细菌战争罪责追诉。

此后，石井四郎整理从中国带回的“731部队”资料，继续研究生化战争，据其女儿石井春海所述，晚年的石井四郎迷上了禅学。他在1959年10月9日罹患喉癌病逝于东京国立第一病院，终年67岁。

石井四郎长期鼓吹细菌战思想，导致许多日本顶尖的医学家转变为恐怖分子，对日本高层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外，美国的军事理论和行动也受到了细菌战思想的影响，美国军队在抗美援朝战争对中朝军队和朝鲜人民发动了细菌战。

石井四郎是细菌战的始作俑者，在1931至1945年期间，“731部队”针对中国20个省区进行了36次大规模细菌战，致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等疾病广泛传播。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这些传染病仍然在中国肆虐，给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中国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教授陈致远评价说：“日本细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化和狂妄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而在其中，石井四郎充当了一个狂热的倡导者、计划者和实践者。”

石井四郎于1892年6月25日出生在日本千叶县山武郡千代田村，其家族是当地的大地主。他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千叶中学，在24岁时考入京都大学医学部，四年后毕业志愿加入陆军担任军医，经过四个月的军官见习后升中尉军衔。他在1922年任职于东京第一卫戍病院，期间得到上司认可，此后在1924年以军方委托研究生身份进入京都帝国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和预防医学，同年8月晋升为军医大尉。1926年石井四郎从研究生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京都卫戍病院任军医，次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学武器造成了巨大的伤亡，为此，世界各国于1925年6月签署了《日内瓦议定书》，禁止在战争中使用毒气和生化武器。日本代表原田丰二回国后在《军医团杂志》上发表了会议内容，石井四郎阅读后认为日本有必要成立细菌战部队。1927年，石井四郎开始游说以细菌战解决战争中的人力和武器资源不足困难，他宣传细菌武器杀伤力大、传染性强、死亡率高，而且投资少，是一种更先进、更适合日本扩张的武器，陆军参谋本部逐渐接受并重视他的观点。次年他被军方以海外医学考察为名派往欧亚20多个国家，重点关注了德国的细菌武器研究。1930年，石井四郎从海外归国后担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隶属于陆军军医学校防疫部，他开始向陆军中央推介细菌战战略，认为创建细菌战部队刻不容缓。

1932年，石井四郎发明了“石井式滤水器”，并获准作为野战滤水器，他以滤水器的供应和运作为中心，以防疫给水部的名义申请预算和编制以期成立细菌战部队。此后在他的不断鼓吹之下，同年8月，时任东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官兼东京近卫师团军医部长的小泉亲彦，支持石井四郎在军医学校建立了防疫研究室。次年，日本军部对细菌战的研究认可，扩建研究室并改称防疫研究所，此后，来自京都帝国大学和东京大学的医学专家聚集在此，此处成为日本细菌战研究的国内基地。

石井四郎提出细菌战研究分为“A（攻击）研究”和“B（防疫）研究”两类，其中B研究可在日本本土进行，而A研究需要在日本之外进行以确保机密性和获得充足的试验材料。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逐步控制了超过其国土面积数倍的东北地区大地。此后两年间，石井四郎在日本军部的支持下在今黑龙江省五常市背荫河镇建立细菌实验场，并在南岗区的日军陆军医院南院设立细菌研究所，两者构成“关东军防疫班”，秘密称为“加茂部队”或“东乡部队”。

1933-1934年间，“加茂部队”大量抓捕抗日人员、政治犯或是无辜的平民，用于霍乱、鼠疫、毒性、电气、冻伤等活体实验。此后，由于细菌实验场发生监狱暴动及弹药库爆炸等原因，石井四郎在1934年秋冬关闭并炸毁背荫河实验场，将相关人员及设备迁往哈尔滨市南岗的陆军医院继续研究。

1935-1939年间，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南郊20公里的平房建立了新的细菌实验基地，原“加茂部队”都迁到此处，后被正式编入日军，名为“关东军防疫部”，因石井四郎担任队长内部又称“石井部队”。

1938年6月关东军设立平房为特别军事区域，分为甲、乙两区，甲区是特别控制的无人区，乙区则为一般控制区，特别军事区域有空中和陆地防卫系统，空中禁飞，陆上有三道防线。平房站铁路线被称为“60里地国境线”，火车路过时需挂窗帘。此外，平房地区还建有各种实验室、监狱、机场、家属区、教育区、娱乐区和少年队宿舍等设施。

为掩盖细菌部队实质，1940年“石井部队”对外更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石井四郎被派至中国各日军占领区、成立各派遣军的防疫给水部队支部，以扩大细菌战的规模，共在哈尔滨市平房设立了“本部八部”，在中苏边界等地设立了“4个支队”和一个“研究所”。次年苏德战争爆发，“石井部队”平房本部开始采用“731部队”的代称。

1938年1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规定对“反日分子”等进行“特殊输送”，不经审讯直接送往“石井部队”进行多种活体实验，包括细菌实验（鼠疫、伤寒、副伤寒、霍乱、炭疽病等几十种细菌）、冻伤实验、毒气实验、解剖观察以及生化武器性能实验。此外，活人还会被置于极端环境下，接受高压电刺激，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放血致死，及被注入马的血液和尿液等。

1939年的诺门罕之战中，石井四郎领导的“关东军防疫部”首次实施了细菌战，他们制定了计划并组织了“敢死队”等部队，通过污染水源等方式对苏蒙军队进行了多次细菌攻击，目前没有资料表明其对苏蒙军队造成了重大危害。此外，细菌攻击也导致“石井部队”自身的严重伤亡，并对日军的一些常规部队造成了感染。尽管日军在诺门罕之战中失利，但是石井四郎却获得了日军官方表彰。

由于诺门罕细菌战中日军主要通过派遣人工深入敌区投放细菌，结果造成细菌部队人员损失过半且攻击效果欠佳。为了试验运用飞机释放细菌的可能性，“石井部队”于1940年在浙江省发动细菌战，通过飞机投撒鼠疫跳蚤，引起衢县、宁波市鼠疫流行，此后“鼠疫跳蚤”成为日军的生化武器。

浙江细菌战后，日军发现鼠疫跳蚤有大规模杀伤效果，但需要改进和确认其杀伤性能。1941年9月，为准备有效的细菌武器，日军选在湖南常德实施一次专门的鼠疫跳蚤细菌攻击战，731部队的“远征队”和其他部队联合实施了这场细菌战。此次战争日军确认“鼠疫跳蚤”为其首选细菌武器，开始大规模生产并计划在各处实施鼠疫攻击。

1942年4月美国通过中国距日本最近的浙赣第3战区内的飞机场，对日本本土实施远程轰炸。随后日本发动“浙赣作战”，为了有效地封闭机场，日军运用细菌战与地面进攻相结合，进行大规模的地面撒布细菌实战攻击，此举导致浙赣地区多种疫病大规模流行，同时造成了大量日军士兵的感染。

1942年8月，石井四郎被撤销“731部队”队长职务后，担任中国派遣军第一军军医部长，次年8月调到东京陆军军医学校任教官，继续研究细菌武器和策划细菌战。1945年3月1日，日军中央决定准备大规模动用细菌战，不顾国际舆论和美军报复，重新任命石井四郎为“731部队”队长并晋升其为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以鼠疫作为细菌武器，并在中国东北大量捕捉老鼠、生产鼠疫菌以及利用跳蚤传播鼠疫。他还策划了“夜樱作战”，计划由“731部队”成员搭乘潜艇在美国太平洋西海岸军港发动细菌战，该行动预定于9月22日执行，后由于此日期前日本已战败投降，这一计划流产。

因1925年的《日内瓦议定书》明确规定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与化学武器，1945年8月石井四郎按照日军特别命令，销毁“731部队”资料、炸毁建筑、消除细菌战和活人实验痕迹，石井四郎携带核心机密资料乘专机回到日本，其余“731部队”成员于8月中下旬返回日本。在部队解散时，队员们曾接到命令：隐匿在731部队的工作履历，不要担任任何公职，严禁队员相互联系。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国军队已得知日军在中国进行细菌战，并派遣专家调查撰写“731部队”研究报告。石井四郎返回日本后试图通过为自己举办葬礼的方式躲藏，被美军找到后，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召开前与美军谈判。1946年1月17日，美军对石井四郎进行第一次审讯，石井四郎承认进行普通预防医学和野外实验的研究，但否认进行细菌战计划、细菌战实战、人体实验以及与海军等其他部队在此方面的合作研究。最终，美国为取得细菌战资料，与石井四郎达成协议，拒绝了国际检察局、“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苏联代表的提讯和引渡石井四郎的要求。

石井四郎在1947年后的行踪，存在多种说法。台湾政治大学民族研究所日裔教授藤井志津枝（中文名傅琪贻）在《731部队——日本魔鬼生化的恐怖》一书中写到，石井四郎得到了一处原日本海军宿舍改造的美国军队士兵娱乐设施（即妓院），在那里靠女性卖淫维生，实际上他在里面整理从中国带回的“731部队”资料，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受美军命令协助研究生化武器。英国记者、二战战史研究专家威廉斯和阿尔弗雷德·华莱士在《罪恶魔窟——731细菌部队最新揭秘》一书中写到，石井四郎在1950年至1952年期间多次前往美国，此外，他还在日本军医学校遗址上建立了一个名为“东京营养研究中心”的机构，继续研究生化战争。据石井四郎的女儿石井春海所述，晚年的石井四郎迷上了禅学，经常到自家附近的月桂寺听禅，向僧侣请教修禅。1958年8月17日，石井四郎最后一次出现在“731部队”成员的聚会上，并发表了告别演说。同年，石井四郎因罹患喉癌入住东京国立第一病院，于次年10月8日下午三点去世。他被葬于妻子荒木清子和长子石井诚一在月桂寺的墓地，法名为“忠诚院殿博学大居士”。

1932年，石井四郎研制出军用野战防疫滤水器，可过滤野外污水，使之排除细菌达到安全饮用的标准，此后成为日军全军配置的防疫新式武器，被称为“石井式滤水器”，其专利号：106104号。

1932年，石井四郎发明了便携式军用微生物制剂培养箱，被称为“石井式细菌培养箱”，其专利号：100615号。

1942年8月，石井四郎被撤销“731部队”队长职务，传统观点认为是因为他贪污渎职，根据中国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教授陈致远等人的考证，该说法最早出现于日本作家森村诚一的《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采访了若干名不愿具名的前“731部队”成员，这些成员的说法成为在“731部队”研究上公认的说法。

不过，陈致远等人认为石井四郎被解职更与日本调整细菌战整体战略以及石井四郎个人有关。日军中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策，有以下数种原因：日军中央早已对石井四郎在731部队的绝对权力不满；石井四郎自视“731部队”为特殊单位，对日军中央的命令时有对抗，要求过多预算；在浙江省和常德市的细菌战取得部分成功后，石井四郎在“浙赣会战”前还向上级机关要求更多权力；1942年6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警告日本，若继续使用生化武器将遭其报复；石井四郎策划的细菌战虽造成中国平民的伤害，但对中国军队的成效不高，令日军中央感到不满；“浙赣细菌战”使日军有1万人染疫、1700人死亡。最终，这些原因导致石井四郎被解除“731部队”队长职务，由北野政次继任。

石井四郎长期鼓吹细菌战的思想，导致许多日本顶尖的医学家对其崇拜，从而转变为世界上危险的恐怖分子。前日本陆军医生汤浅谦曾说：“对我们而言，石井就像神一样。那时候，我们认为他所说的一切，对我们国家赢得战争来说，都是必要的。”

同时，细菌战理论也对日本高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根据《军事外科组杂志》的记载，石井四郎于1939年在陆军部大礼堂以《在最近中日事件中前线的健康及卫生实际情形》为题，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讲。此次讲演吸引了日军陆军部与参谋本部的所有官员，大礼堂座无虚席。据杂志所述，“皇太子千千部摆开他的忙碌的军务，亲临会场，悉心倾听讲演。”

此外，美国的军事理论和行动也受到了细菌战思想的影响。在日军对中国实施细菌攻击的事实被揭露后，美国开始关注生化武器，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陆军加快了细菌武器的研究，采取了各种手段搜集情报。美国在占领日本后，通过与石井四郎的交易，掌握了日本细菌战部队大量的研究资料。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美国在日本的细菌战基地利用石井四郎等人的细菌战理论和技术经验，对中朝军队和朝鲜人民发动了细菌战。

英国《泰晤士报》在1952年3月20日发表的文章《细菌战》中写道： “对西方人民来说，整个可怕的事件提醒人们，这场战争仍然直接和间接造成了人类的苦难，而战争只有在板门店的停战谈判最终取得成功时才能结束。”

石井四郎是细菌战的始作俑者，他主张“军事医学不仅是治疗和预防，真正军事医学的目的在于进攻”的理论，专注于细菌武器的研制。在平房期间，“731部”队进行的细菌实验，导致3000多人死亡，在1931至1945年期间，“731部队”针对中国20个省区进行了36次大规模细菌战，致使伤寒、霍乱、鼠疫、疟疾等疾病广泛传播。这些灾难不仅在战时对中国造成了伤害，而且在战后相当长时间里，这些传染病仍然在中国肆虐，给中国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中国湖南文理学院侵华日军细菌战罪行研究所教授陈致远评价说：“日本细菌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化和狂妄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产物，而在其中，石井四郎充当了一个狂热的倡导者、计划者和实践者。”

日本细菌战理论家增田知贞于 1942 年在《细菌战》一文中指出：“细菌战不仅能用于杀死敌方的军人，而且能够摧毁敌方领地内的所有生物，包括老百姓、牲畜、家禽、谷物和蔬菜。”他强调，细菌武器的特征之一是可以给敌国造成“经济损失”。

根据波茨坦公告，1946年2月，在东京成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国际检察局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审判。然而，由于石井四郎提出拿细菌战秘密档案作为交换条件，美国对日本细菌战战犯进行了保护，石井四郎和少数与细菌战相关的人员被免责。不久之后，苏联在莫斯科公开出版了《前日本陆军军人因准备和使用细菌武器被控案审判材料》，它的公布在全世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并成为查证“731部队”进行细菌战活动的重要开端。“731部队”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实验，随后在战场上使用生化武器，杀害了大量的中国人民。然而，这些罪行在战后没有得到清算，而是被免责，这一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造成了受害国人民的痛苦。

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哈里斯曾评论：“与从石井及其他日本细菌战专家那里获得的资料的价值相比，美国在荣誉和国格上付出了极高的代价。”

新西兰奥塔戈大学聂精保教授在《美国掩盖日本战时医学暴行：国家利益为名的共谋以及对当代行动的两项建议》 一文中写道：“从道德和法律的角度来看，美国掩盖真相的主要动机不是为了帮助日本犯罪者逃脱司法制裁，而是为了美国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对美国当局来说，为了美国的整体利益，释放应该‘被起诉的战犯’，这种代价显然是可以接受的。”

2017年8月13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放纪录片《731部队的真相：精英医者与人体实验》，首次公布了“731部队”认罪的录音资料，并指责石井四郎及多名日本医学界权威专家涉入了“731部队”人体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