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大（1859年12月20日-1929年1月5日），原名尧俞，字伯棠（一作伯唐），出生于浙江钱塘，浙江杭州人，祖籍安徽，是清末民初时期的外交官。汪大燮的父亲汪清冕，字子周。汪大燮从小过继给汪清澜为嗣子。

光绪十五年（1889年）30岁的汪大燮参加乡试考中举人，次年参加会试落榜。科举入仕不顺于光绪十九年（1893年）捐纳内阁中书。光绪二十四年（1898）十月，汪以内阁候补侍读身份，传补进署，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章京。汪大燮被重用，有意升为俄罗斯股章京。1900开始从事与外交有关的事务，先后于1905年担任清朝驻英公使，1907年曾到英国考察宪政，参与清末立宪。1912年担任驻日公使，1917年任职中原地区的外交总长，同年一度暂代国务总理。1918年参与有关巴黎和会的外交问题，次年参与策划五四运动。1922年复署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不及半月去职。参加过立宪运动以及保路运动。1920年10月担任红十字会会长，曾救灾抗灾成立国际救灾总会、组织华北救灾总会、京师公益联合会等。1921年曾创设平民大学。1928年奉军败退关外时，与王士珍、熊希龄等组织北京临时治安维持会。1929年1月5日病逝于北京。

汪大燮一生好学，持身严谨，在清末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官僚；在北洋政府时，亦可算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物，与孙宝琦、钱能训并称浙江三老。

咸丰九年（1859年)12月20日，汪大燮出生于浙江钱塘，祖籍安徽，年少时期在广东生活。汪大燮的父亲汪清冕从小就将汪大燮过继给汪清澜为嗣子。汪大燮十九岁时参加童试，考中了秀才，但后来再考乡试屡屡失败未能中举。于是汪大燮一边在私塾做老师养家糊口，继续准备科举考试。经过十多年，于光绪十五年（1889年）汪大燮30岁时考中举人。而次年在继续参加科举考试中的会试又落榜。于是汪大燮与同乡士人一同前往广州，在书局、书院谋求差事以缓解生活经济压力，并继续准备会试。但是他在广州的谋事并不顺利，生活窘迫。

光绪十九年（1893年），汪大燮捐纳内阁中书，从广州市赴京任职。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康有为组建了京师强学会宣扬新学，汪大燮参与北京强学会并担任强学书局总办事人，又任《中外纪闻》主笔。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10月，汪大燮以内阁候补侍。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义和团运动爆发，汪大燮奔赴慈禧与光绪皇帝所在的地方陕西省，而当时俄国采取武力出兵东北地区，以此威胁清政府，并提出要求在各国一同签订的《辛丑条约》以外，还额外增加一项中国与俄国之间的“中俄密约”来掠夺我国东北的铁路与矿权，当时负责在俄国签约的杨儒，举棋不定。李鸿章则倾向签约，而另外张之洞、刘坤一等人强烈反对签约，此时陪驾的汪大燮则连夜连夜写了一篇奏阻止签约的奏折发给将要前往俄国谈判的桂春，桂春又将此奏折转交给了慈禧。奏则的核心论点是如果今天中国答应了与俄国签约，担心后来各个国家纷纷效仿俄国签约，损害中国更大的权益。慈禧看后最终拒绝俄国，俄国最终对签约的事也不了了之。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改为外务部，汪大燮升任外务部员外郎。1902年自费留日的学生因驻日公使蔡钧怀拒绝出具担保而引起了学生们的不满，于是为加强管理，设立留日学生总监督并由汪大燮担任。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在留日学生发动的拒俄运动中，汪大燮一面劝导学生，一面向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方面密告留日学生的动向。同年汪大燮去到日本，7月又回到中国。担任外务部左参议，而此时清政府为了抵制革命，派出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且命令政务处筹划修订宪法大纲，此时汪大燮也受朝廷之命，随镇国公爱新觉罗·载泽前往英国考察宪政，同年9月被任命为使英大臣，后又被升为外务部右丞。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汪大燮任职驻英公使，处理中英交涉工作。汪大燮在驻英任内与出使美国大臣梁诚拟定奏稿，并联合前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出使法国大臣孙宝琦、前出使德国大臣荫昌等八人入奏，请求清政府以五年为期“改行立宪政体”。出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汪大燮知悉英国下议院要求女王陛下政府停止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消息后，于是上折请求清政府禁绝鸦片，以及提出有关相关禁绝鸦片的办法，最终使得清政府发布了人禁烟令。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主持外务部的权臣爱新觉罗·奕劻知道此事后，将汪大燮改派到英国考察宪政。汪大燮驻英期间，经常外出参加各国公使活动，借以了解各国外交动向与外交手段，有此前长期积累的外部知识与交涉经验，汪大燮在英国的观察和体悟更加深刻，他力主进行外交改革，主张公使须经通外语。在爱新觉罗·载泽等人赴英考察西洋宪政之时，汪大燮还提供了详细的引导。光绪二十四年（1908年），汪大燮回国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仓场侍郎，后调任邮传部左侍郎。宣统元年（1909年）汪大燮考察事务结束，而后又于宣统二年（1910年）出任驻日公使。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汪大燮被改派为临时外交代表，负责传递有关政治体制的事项以及清帝逊位之事。同年5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筹建共和党，汪大燮以留任驻日公使的身份，为该党的留日支部长。而后共和党与以黎元洪为理事长的进步党与之合并，汪大燮当选为名誉理事。1913年，汪大燮任满回国回国后与国务总理熊希龄组成内阁，而，大部分职务已经被袁世凯内定，最终汪大燮担任教育总长。汪大燮在任期间，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设法维持各中小学、师范学校以及大学的各项学制，制定学制系统，组织社会教育。但是汪大燮在任职期间曾提出废除中医的意见遭到京师医学会的反对。而后汪大燮以所需费用过多、风气不正、学生程度尚低以及京津为一个大学教育区只能设立一个大学为由提出将停办北京大学，并将北京大学与天津北洋大学合并也遭到北洋师生的反对。而后有提出将北洋政府大学转移到北京，同样遭到北洋师生的反对。

1914年初汪大燮辞去教育总长的职位，1914年3月31日汪大燮由袁世凯任命为平政院院长，该院隶属于大总统，为北洋政府办理行政诉讼得最高机关，主要负责纠察行政官吏不法行为。任职后汪大燮便借鉴西方各国的规章制度，起草了平政院的规章制度。5月公布新的约法，设立了参政院为总统的咨询机关并代行立法院的职权以及拥有宪法起草权。袁世凯任命汪大燮为参政院的副院长，同年9月召开国民会议讨论国体问题，而因汪大燮不赞同袁世凯复辟于是便辞官而去。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参政院被撤去。汪大燮被国务总理段祺瑞任命为交通总长。

1917年，汪大燮在北京参与与日本首相特使西原龟三商议参战条件；3月，汪大燮代替曹汝霖充任赴日专使前往日本东京，代表北洋政府授予日本大正天皇大勋章，他以日本赠勋大使的身份，与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寺内正毅和外相本野一郎对德参战这一问题交换意见。回国后不久，汪大燮反对丁巳复辟帝制，段祺瑞再任国务总理后，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由此登上了外交舞台的顶峰。 1917年在汪大燮任职期间，中原地区正式对德、奥宣战。汪大燮与陆征祥等在京的外交派为推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做出努力，而这也为后来中国能够在巴黎和会中以战胜国的身份参与会议打下基础。内阁总理段祺瑞因“武力统一”失败而辞职，汪大燮以外交总长身份代理国务总理。但同月30日，他辞去两职，暂时脱离了北京官场。

1918年，中国代表战胜国参加巴黎和会，为此汪大燮参与了熊希龄等人开展的“国民外交”的活动，同年12月9日，汪大燮等人在北京成立了“协约国国民协会”，由汪大燮担任副会长，熊希龄担任会长。12月18日，大总统徐世昌在总统府特设外交委员会，并任命汪大燮为委员长。该组织成立后，汪大燮与熊希龄等人一同提出对巴黎和会的方针以维护中国的利益。在1919年1月6日外交委员会一致通过此案，汪大燮立即亲自前往徐世昌处送交提案，国务院也致电巴黎中国代表团。但这一提案遭到交通总长曹汝霖等人的反对，因此该提案被搁置。与此同时，汪大燮从事民国外交活动，同年2月12日汪大燮与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林长民等人在北京大学召开“国际联盟同志会”成立大会，同年9月该组织正式成立，汪大燮暂时担任代理事长。

1919年2月16日蔡元培又与汪大燮、林长民、熊希龄等人组织成立“国民外交协会”，从事国民外交活动。4月30日，巴黎和会决议将德国在山东省的权益让给日本，5月1日陆征祥致电北京政府，请示是否签字。外交委员会知悉此事后决定致电中国代表团拒绝签字，并由汪大燮、林长民二人将拒签电文亲自呈递给徐世昌。汪大燮主张拒签和约，而总理钱能训秘密致电陆征祥签字，汪大燮愤而辞职，并且下命结束外交委员会活动。但国务总理钱能训于3日又另电专使同意签约。汪大燮知道同意签约这件事后便辞去职务，并下令结束外交委员会事务。当晚，汪大燮将同意签约的消息告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蔡元培当即将消息转告给坚决反日的北大学生，由此引发五四运动。汪大燮还曾在1919年1月提出巴黎和会五大外交纲领，第一条第三项破除势力范围中的“铁路统一问题”汪大燮本想将铁路管理权统一国有，借此打破帝国主义实力范围。

1919年12月，徐世昌特邀段祺瑞、汪大燮等人入府咨询，决定组成由国务总理靳云鹏为会长,汪大變、林长民等为委员的鲁案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讨论，决定中国方面不单独与日本交选的宗旨。

1921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意图解决巴黎和会的遗留问题，以及抑制日本在华的扩张势力，８月，汪大燮联合孙宝琦、钱能训、熊希龄、周自齐等，发起组织了民间组织“华盛顿会议中国后援会”，并出任理事。此时汪大燮已62岁，再次被受聘为外交部顾问。因当时的美日矛盾以及中国的外交策略得当，中国在华盛顿会议中取得了成功，迫使日本与中国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解决了中国山东问题，明确了山东的权益归还给中国。

1922年因汪大燮外交有功，于是再次被外交部聘为高等顾问，11月29日，总统黎元洪任命他再次出任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但是，汪大燮不愿参与直系内争，被任命的当日便通电提出辞职。而此时正是《胶澳（青岛旧称）协约》协商关键时期，黎元洪有意挽留，于是汪大燮便答应黎元洪再担任10天国务总理。12月1日，中国与日本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细目协定》及附件，5月，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及了结事项。而汪大燮在12月4日辞去财政总长一职，11日时也依约辞去了国务总理一职。同月，汪大燮再次被任命为平政院院长，同时兼任“教育基金委员会”委员，1925年段祺瑞出任执政时，汪大燮接替孙宝琦出任外交委员会委员长。

汪大燮除了担任公职以外，对慈善事业也有所涉及，自1920年10月，汪大燮一直担任着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一直到1924年3月时才卸任。曾在1920年组织华北救灾会，以应对北方五省爆发旱灾。

1922年4月，汪大燮联合在北京的公共团体及各公民，组织注重京师治安、维持市民粮食及保护 妇孺、救济失业为宗旨的京师公益联合会，任会长，步济时等任副会长。1925年编写了《分类编辑不平等》。辞官七年后，1929年1月5日，汪大燮哮喘发作，病逝于北京。享年71岁。

汪大燮一生好学，持身严谨，在清末是一个有眼光有见识的官僚；在北洋政府时，亦可算是一个颇具声望的人物，与孙宝琦、钱能训并称浙江三老。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夏晓红评价：“在五四运动时期，学生因烧赵家楼被捕后，汪大燮率先以个人名义上书请求释放学生，又与王宠惠与林长民联名要求保释学生。汪大燮爱护学生以及忧心国家之事的赤诚，彰彰在人耳目。”

汪大燮编代表作有《英国宪政丛书》《分类编辑不平等条约》，其他作品《宪政要目答问》《英国宪政要义》《英宪因革史》《政枢纲要》《枢密纪略》《曹部通考》《国会通典》《国会立法议事详规》《选举法志要》《英理财沿革制度史》《法庭沿革史》《司法考略》《民政辑要》《治属政略》《英国宪政丛书》等书。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5月，英国下议院开展了对鸦片贸易的辩论，要求女王陛下政府停止有关鸦片的贸易，汪大燮得知此消息后，同年7月上折请求清政府禁绝鸦片，并提出了一系列稽查、限制鸦片种类、戒鸦片，以及专卖鸦片等有关禁止鸦片贸易的措施，汪大燮的上奏在9月时被清政府采纳，随后清政府发布了禁烟上谕。

因1905汪大燮曾经担任驻英公使并考察过英国，所以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后，1907年9月派出大臣专门赴日、德、英三国考察，同年11月清廷第二次派出成员留洋考察，同年担任外务部侍郎的汪大燮考察英国，其依照宪政编查馆所开的考察要目，重点考察的事宪法史，比较各国宪法、议院法、司法、行政和财政六大类的内容，考察范围广。汪大燮在考察英国后编《宪政要要目答问》、《英国宪政要义》等著作。汪大燮出洋宪政考察有力地影响了清末"预备立宪"的进程。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月，汪大燮以解决清政府国库紧张的局面，主张实行金本位制，即参照日本的办法将金银币的比价定为一比二十八，银币高于银块市价十分之二，则中国赔还洋款、赎回铁路及购买武器等费都可节省二成，一年就可省银一千七八百万两，这样的措施可以缓解政府财政之急。这一主张引起清政府的重视，同年4月，度支部尚书溥颋并没有通过该主张，而后汪大燮又主张清政府利用英国的帮助建筑中国海军，而海军所需有经费则从罂粟专卖中获得。

1907年汪大燮回国任职外务部右侍郎。汪大燮因苏杭甬借款修路事件的发生，于是受命派去与英国驻华公使谈判。汪大燮提出四条防流弊的提议，一是以国家其他权益作抵押，借款150万英镑。二是中国自行购回售债票，三是汪大燮办理材料，英人不得干预路权，四是中国总办节制聘用的英国工程师。而早在1905年留居在上海的浙江省名士汤寿潜就提倡自办全浙铁路，同年在上海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清政府因社会各界的压力，允许并承诺沪杭铁路由商民自筑，并授予汤寿潜任命四品京卿，主要负责全浙铁路相关事宜。1907年清政府转变态度，向英国借款筑路，汪大燮不知汤寿潜自办全浙铁路，受命谈判条约内容，因此遭到汤寿潜的指责。主持外务部的权臣爱新觉罗·奕劻知道此事后，将汪大燮改派到英国考察宪政。同年1908年，汪大燮回国后被清政府任命为仓场侍郎，后调任邮传部左侍郎。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各国相持不下，袁世凯复辟后日本与列强存在分歧，反对中国参战，美国公使劝说中国与德绝交，中国内部陷入支持绝交与反对绝交的争论。日本提出参战借款的支持，而要求中国在新组内阁时让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以此作为中国对德国宣战的保障。而汪大燮在数周前作为特使再度遣日，沟通中日之间关于对德宣战一事。同年，协约国七国驻华公使曾与段祺瑞会谈，表示协约国政府已经准备好答应中国政府此前所提参战条件，希望中国即刻对德宣战。在此次会谈中，公使们提议应任命一位能负责的外交总长，以便推进参战决策。此项提议正与日本所建议的相符合，于是1917年7月汪大燮出任外交总长，这是对德宣战的关键一步。段祺瑞总理最终决定对德宣战，同时也开启了以武力统一南方的计划。而参战前汪大燮与陆征祥一同与协约国集团进行谈判，明确了战后奥匈帝国与德国归还其在华利益的问题。这一举动使中国得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战胜国的身份参加巴黎和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