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勒西达斯（Tulisdas，1532年~1623年），是印度中世纪著名的印地语诗人兼宗教改革家，其作品和思想在印度人民中有着极为广泛和深刻的影响。

相传杜勒西达斯于1532年出生在印度北方邦邦达地区的一个贫穷婆罗门家庭，其幼丧父母，孤苦无依，靠乞讨为生。此后，他被一个名叫纳尔赫利（Narhari）的福舍主人收养。杜勒西达斯向其学习梵语和宗教经典，并成为了罗摩神的虔诚信徒。成年后，杜勒西达斯舍弃妻子出家修行，遍游四方，积极宣扬崇拜，组织宗教活动。公元1574年，杜勒西达斯前往阿逾陀（Ayodhya，罗摩的故乡），开始创作《罗摩功行之湖》（Ramcharitmanas）。作品完成后，杜勒西达斯名声大震，被人誉为史诗《》作者蚁蛭的化身，受到人们尊重。其晚年在度过，于公元1623年因病去世，终年91岁。

在宗教上，杜勒西达斯倡导宗教面前人人平等，从而受到了广大印度教的欢迎。其塑造的罗摩形象以及“罗摩盛世”，不仅从精神层面加强了印度教的势力，也对后世的政治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此外，杜勒西达斯被公认为是印地语文学中影响最大的诗人，其创作的《罗摩功行之湖》推动了罗摩故事的普及和传播，并促进了虔诚运动和虔诚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基于杜勒西达斯的成就与影响，印度学者对其评价为：“杜勒西达斯是印度虔诚运动的缔造者和优秀诗人，他给印度社会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也无法估量。他为了消灭陈规陋习，为了人民觉醒创作了文学作品。杜勒西达斯这几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而是整个最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的代名词。”

关于杜勒西达斯的生平，其可考材料不多，因而学界对此并无定论。目前较为普遍的说法是：杜勒西达斯于公元1532年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婆罗门家庭，其出生地点可能是印度北方邦邦达地区的拉贾布尔村。据同时代的穆斯林诗人拉希姆（Rahim）记载，其父亲的名字可能叫阿德马拉姆（Atmaram），母亲名为户希（Hulsi）。相传杜勒西达斯出生后说出的第一句话就是“罗摩，罗摩，我是你的奴仆”，因而他被起名为“罗摩伯拉”（Rambola，即念诵罗摩之意）。出生不久后，其父母就相继离世，母亲的女仆裘尼娅（Chuniya）将他带回家乡照顾，然而五年半后裘尼娅也去世了。在此之后，罗摩伯拉彻底成为孤儿，开始挨家挨户乞讨度日。后来福舍主人纳尔赫利（Narhari）将其收留，并成为了他的启蒙老师。纳尔赫利将他改名为杜勒西达斯，教授其梵语和宗教经典，并经常讲述《罗摩衍那》的故事。在此影响下，杜勒西达斯成为了罗摩神的虔诚信徒。

相传成年后的杜勒西达斯也曾结过婚，妻子名叫勒德纳沃丽（Ratnavali）。但杜勒西达斯婚后对妻子非常失望，便只身前往瓦拉纳西（Varanasi），他在此遇见了著名的文学、哲学学者谢舍·萨那坦（Shesha Sanatana）。杜勒西达斯其学习关于吠陀、吠檀多哲学等知识，并用梵文为瓦拉纳西的人们创作诗歌。此后，杜勒西达斯又先后前往过多门城（Dwarka）、阿逾陀（Ayodhya）、喜马拉雅山脉（Himalayas）以及玛纳斯湖（Manas）等地，广泛接触了社会各阶层人物，并在此期间积极宣扬罗摩崇拜，组织宗教活动。公元1574年，杜勒西达斯再次来到了阿逾陀，开始创作《罗摩功行之湖》。作品完成后，杜勒西达斯名声大震，被人誉为大史诗《罗摩衍那》作者蚁蛭的化身，受到人们尊重。其晚年是在瓦拉纳西度过的，于公元1623年因病去世，终年91岁。

关于杜勒西达斯的创作情况，学者们有着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他一生写了5部作品，有人认为写了12部，还有人认为写了31部。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他可能写了12部作品，分别为《罗摩功行之湖》《谦恭书》《歌集》《双行诗集》《诗歌集》《婚礼前的罗摩》《关于罗摩指示的问题》《遮纳姬的幸福》《帕尔沃蒂的幸福》《黑天之歌》《布尔拜》和《哈奴曼之骑》。其中前5部作品可以确定为杜勒西达斯所作，影响最大的则是《罗摩功行之湖》（又译作《罗摩功行录》）。

自13世纪起，信仰伊斯兰教的德里苏丹王朝和莫卧儿帝国在印度陆续建立政权，先后统治印度长达数百年之久。这一时期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印度教，因与统治者宗教信仰不同，在政治上饱受歧视，经济上屡遭剥削。在印度教内部，婆罗门和刹帝利因穆斯林统治的建立而失去权力和财源，被迫从事低种姓的职业，许多底层民众则因难以忍受种姓制度的压迫，纷纷加入伊斯兰教，从而引起宗教的矛盾和斗争。在杜勒西达斯时代，统治者阿克巴实施了宽松的宗教政策，使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隔阂逐渐缩小。当时的伊斯兰教拥有更为先进和开明的观念，其倡导的团结互助、平等、自由等思想对于印度教来说无疑是场猛烈的冲击。与此同时，印度教的伦理思想却逐渐走向僵化、教条甚至有些违背人性，尤其是严苛的种姓制度逐渐引发民众的不满情绪。为了应对伊斯兰教的挑战，印度教内部在14世纪下半叶兴起了“虔诚运动”，希望通过宗教改革来抵制伊斯兰教。这种宗教改革的社会思潮也影响了这一时期的诗人和作家。至15、16世纪，虔诚运动逐渐达到高潮，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称为虔诚文学。而杜勒西达斯作为虔诚诗人，其创作《罗摩功行之湖》很大程度上便是为了抵制伊斯兰教和伊斯兰文化。

《罗摩功行之湖》全书共分为七篇，分别为《童年篇》《都城篇》《森林篇》《猴国篇》《美妙篇》《岛国篇》和《尾声篇》，各篇主要情节如下表所示。

《罗摩功行之湖》自问世以来，在印度人民中广为流传，被视为文学的典范、生活的宝库、道德的榜样和宗教的经典，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正如印度前总理英迪拉·甘地称：“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之湖》是印地语文学中最伟大的成就。它不仅是当时一切优秀作品的代表，而且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部伟大的长诗对印度人民、印度语言和印度文学都有极为深刻的影响。”这部书的人物形象刻画也很成功，罗摩和悉多等人的行为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典范和伦理准则。罗摩被尊为至高无上的天神，“罗摩”一词也几乎成了“雅威”的同义词。此外，本书所描绘的“罗摩盛世”在印地语中也成为了“理想国土”和“太平盛世”的代名词。目前，《罗摩功行之湖》已经被译成多种印度方言，全世界许多语言也都有它的译本。

在虔诚时期之前，古印度的吠陀教和婆罗门教均信奉多神，但到了虔诚时期，宗教改革家们吸取了伊斯兰教的思想，主张一神论。这时，毗湿奴的地位上升，开始成为至高无上的天神。杜勒西达斯继承和发展了罗摩难陀的思想，建立了完整地罗摩派思想体系。其认为，至高无上的天神是梵，毗湿奴就是梵，而他的化身则是罗摩。但杜勒西达斯的这种一神论同时也带有泛神论的色彩，其认为‘梵即是我”，将整个宇宙与罗摩融为了一体。此外，杜勒西达斯还试图在宗教仪式上推行改革，倡导宗教面前人人平等。其认为，不论什么种姓的人，只要对罗摩虔诚，就可以解除痛苦、免除罪孽，最终升入天堂。这种方式既简单又能摆脱婆罗门对祭神权的长期垄断，因而受到了广大印度教的欢迎。

杜勒西达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塑造了理想的个人和理想的家庭，进而提出了一个平等、富庶、和平安宁的理想社会。其笔下的罗摩，不仅是至高无上的天神，同时也是一个完美的人间君子。其可以不顾自己的得失，为父母、妻子和兄弟考虑。学者们认为，杜勒西达斯刻画罗摩这一形象，主要是为当时的印度封建王公们提供一个理想的榜样，希望他们也能像罗摩一样，将道德放在首位，避免削弱王室的力量，一致对外。除罗摩外，杜勒西达斯所塑造的悉多、罗什曼和哈奴曼等人也都具有理想的人格。此外，杜勒西达斯还塑造了理想的家庭典范，即一夫一妻制的和谐美满家庭。这样家庭里的成员也都是理想人物，其品行好，处事得当，没有私心，相亲相爱，作为集体，他们都是罗摩的忠实信徒。

从个人到家庭，罗摩进而提出了理想社会，即所谓的“罗摩盛世”。要实现这样的社会，统治者要像罗摩一样完美，社会上层人士也都要有罗摩家庭成员那样的理想人格，而百姓也要像罗摩治下的百姓那样理想。在这样的社会中，没有痛苦，没有罪恶，人人都虔诚地信仰宗教而且幸福无比。杜勒西达斯通过向封建贵族们展示天堂般的理想社会，以希望他们能像罗摩、婆罗多等一样携起手来，共同建设美好社会，从而自己也能像罗摩兄弟一样受人崇敬。同时，杜勒西达斯也为广大印度民众提供了一个选择：信仰印度教、膜拜大神毗湿奴的化身罗摩，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痛苦，进入罗摩的天堂。

杜勒西达斯的一些消极落后思想在《罗摩功行之湖》中也有所反映。首先是对于种姓制度的维护。杜勒西达斯虽然提倡在宗教面前人人平等，但其同时又极力维护姓制度，并宣扬婆罗门的至高无上。因而在《罗摩功行之湖》中，充满了对婆罗门的讴歌，婆罗门在各种场合和时机，都享有优先权和特权。杜勒西达斯明确指出，罗摩对待世间的一切并不是无条件的平等，而是有差别有等级的：“人类中，我最爱婆罗门、刹帝利和吠舍。”此外，杜勒西达斯还宣扬宿命论与虚无主义，认为世界上除了唯一的天神以外，一切都是“幻”，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整个世界也都是出自大神的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其进而劝说人们静念罗摩、信奉宗教，修炼来世以获得永久的解脱。最后，杜勒西达斯在作品中还表露了对于妇女的歧视。书中经常出现“妇女使人堕落，妇女天生愚昧”的论调，其认为“没有丈夫的妇女等于没有生命的躯壳”，否定了妇女在社会上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进而使她们的地位低男子一等，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杜勒西达斯作为印度中世纪印度教虔诚运动中的伟大诗人和宗教信徒，其创作的《罗摩功行之湖》不仅是虔诚文学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也被誉为印度教的盛典之一。杜勒西达斯也因此吸引了众多追随者，并形成了“杜勒西达斯派”，成为推动中世纪印度教虔诚运动继续发展的一代宗师。此外，杜勒西达斯通过他的作品，更加突出了罗摩的大神形象，普及了虔信思想，进一步激发起民众对罗摩的信仰热情，促进了罗摩派的广泛传播。同时其塑造的罗摩忠诚、坚定、重兄弟情谊的形象，也向民众灌输了一种崇高的道德观念和善良感。因此，杜勒西达斯和他的《罗摩功行之湖》在当时起到了团结印度教徒、对抗伊斯兰教势力的作用，从精神层面加强了印度教的势力，进一步复兴了印度教。

虔诚文学家们的创作整体呈现出俗语化、大众化、简单化的特色，而杜勒西达斯创作的《罗摩功行之湖》相比于此前的《罗摩衍那》，则在结构上更为严谨，语言上更为精炼，节奏上也更加明快。这种罗摩故事的“完美化”，对虔诚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形成了“虔诚文学”创作的一种范式。此外，杜勒西达斯成功地塑造了一个人性化的大神罗摩，向印度教展示了为人的典范，促进了后世罗摩故事的创作。同时，杜勒西达斯由梵语改用印地语阿沃提方言写作取得了成功，也使得阿沃提方言成为虔诚文学的重要语言，既推动了虔诚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现代印地语的形成。在他的带动下，虔诚文学的很多思想家和圣人们纷纷用印度的地方语言传教和创作，推动了阿沃提语、博杰普里语、迈蒂利语等许多地方语言的传播和地方语言文学的发展，也促进了印度15-17世纪虔诚文学的繁荣。

杜勒西达斯及其创作的《罗摩功行之湖》也对印度民间戏剧“罗摩本事剧”产生了重大影响。其用印地语（阿沃提方言）对梵语的《罗摩衍那》进行了删改，让罗摩故事更加口语化、通俗化，成为罗摩戏的基础文本，使得印度教下层民众更容易接受，促进罗摩故事在民间的普及和传播。后世印度文学家们也在杜勒西达斯的基础上，不断改写创作罗摩戏的剧本，推动了这一民间传统的流行，促进了罗摩戏在北印度地区的发展繁荣。此外，杜勒西达斯创作的《罗摩功行之湖》对今天印度的罗摩故事类影视作品创作也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目前印度影视创作中心“宝莱坞”的产品90%以上都是印地语的，《罗摩功行之湖》直接给罗摩故事类的影视剧创作提供了印地语脚本。另一方面，由于《罗摩功行之湖》对罗摩故事的“完美化”也更加符合印度民众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这些罗摩故事类的影视作品往往都接受了《罗摩功行之湖》对罗摩故事的情节及细节修改。

杜勒西达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构想的“罗摩盛世”长期以来不仅成为了众多印度人的追求，也影响了后世的政治运动。印度近代的著名政治领袖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Gandhi）在领导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时，便经常引用《罗摩功行之湖》的诗节来反对英国的统治，并希望在印度建立地方自治。对甘地来说，一个由罗摩这样理想君主统治的印度，意味着一个没有剥削、没有腐败、公平正义的“黄金时代”的印度。因此，甘地在临终前仍呼吁建立“罗摩之治”，即印度教的发展和政治的现代化探寻。此外，杜勒西达斯对罗摩出生地阿逾陀的赞美也成为印度教徒捍卫宗教权利的有力武器，促进了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巴布里清真寺之争中，印度教右翼坚称阿逾陀是印度教圣地，原先就建有罗摩神庙，是穆斯林统治者巴布尔毁灭了神庙又建起了巴布里清真寺。因此为了维护罗摩的尊严和圣地的荣耀，印度教徒要求摧毁清真寺并让穆斯林归还圣地。这种对阿逾陀圣地的维护便可以溯源到杜勒西达斯在《罗摩功行之湖》中构想的“罗摩之治”。

印度学者修格尔在《印地语文学史》中评价道：“杜勒西达斯是虔诚文学成就最高的诗人，是虔诚的最高光芒，其代表作《罗摩功行之湖》标志着印地语诗歌成熟时代的开始。”

印度学者所著的《印地语诗歌：虔诚诗》（第二部）中认为：“杜勒西达斯是印度虔诚运动的缔造者和优秀诗人，他给印度社会带来了多么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也无法估量。他为了消灭陈规陋习，为了人民觉醒创作了文学作品。杜勒西达斯这几个字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名，而是整个印度最优秀传统价值观的维护者的代名词。”

学者金鼎汉（原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南亚学系教授）认为，对《罗摩功行之湖》的评价就是对杜勒西达斯的评价。其认为《罗摩功行之湖》“是一部将文学作品与宗教经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的著作。它既是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又是一部影响深远的宗教经典。这可能是几百年来热爱《罗摩功行之湖》的浪潮在印度人民中经久不衰的根本原因。”

刘安武（原中国印度文学研究会会长）认为：“在印度的印地语文学史上，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个诗人比杜勒西达斯更为有名，也没有任何其他一部作品的影响能比得上杜勒西达斯的《罗摩功行录》。就是在印地语地区以外的地方，《罗摩功行录》也有巨大的影响。”

相传杜勒西达斯精通梵语，因而其最初都是使用梵文进行创作。然而湿婆却托梦让他改用俗语为人民创作，于是杜勒西达斯奉命前往罗摩的故乡阿逾陀，开始用阿沃提语创作诗歌。据说在阿逾陀，杜勒西达斯得到了哈奴曼的赐福，按照哈奴曼的指示搬去奇特拉库特（Chitrakuta）的静修林居住，在那里他见到了骑在马背上的罗摩和罗什曼那，罗摩将香膏涂抹在杜勒西达斯的前额上并赐福于他。杜勒西达斯深受触动，坚定了为罗摩大神进行文学创作的决心。因而他一生中创作了许多歌颂罗摩大神的作品，其中最重要的作品便是《罗摩功行之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