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直，生卒年不详，桂平市县大藤峡人，明朝成化年间宦官，与朱祁镇时的王振、朱厚照时的刘瑾、朱由校时的魏忠贤并称为“明朝四大宦官”。

汪直是大藤峡叛乱中的瑶民后代，明成化元年（1465年），明廷派出赵辅、韩雍将兵十六万前往广西壮族自治区镇压大藤峡瑶族农民起义，年幼的汪直被俘虏送入京城，受宫刑后被送入皇宫，初为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贵妃，又升为御马监太监。后朱见深设立西厂，由汪直主事。汪直在主事西厂期间，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监督作用，如查抄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利用官船贩卖私盐，但他罗织大狱，逮捕大臣，制造冤案，导致朝政混乱。在受到内阁大臣商辂的弹劾后，明宪宗暂罢西厂，汪直重回御马监。但不久后，明宪宗重开西厂，汪直再掌西厂事，他变本加厉地排除异己，任人唯亲，一时间权倾天下。此后汪直多次巡边以及以监军身份出征，成化十七年（1481年），汪直调任大同市镇守太监。因久离京城，朱见深对其逐渐疏远。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明宪宗停办西厂。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汪直被调往南京御马监任职，八月，遭御史徐镛弹劾，被降为奉御。不久后再遭弹劾被革职，贬为闲人，不知所终。《明史》载其最终得以善终。

汪直在明朝史书中被视为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典型，其历史形象也是典型的负面形象。但学者何平认为他并不是一个坏得一无是处的权阉，他对边地秩序的相对稳定起到了一定作用。并表现出一定的军事才能。

汪直是大藤峡叛乱中的瑶民后代，成化元年（1465年）十二月，韩雍、赵辅平定广西大藤峡的瑶族叛乱后，年幼的汪直被俘虏押送至京城。受宫刑后被送入皇宫，初为昭德宫内使，侍奉万贞儿，后升为御马监太监。年幼的汪直聪明机敏，很快得到了朱见深朱见深的宠信。

成化十二年（1476年），妖人李子龙用巫术勾结太监韦舍私自进入大内，事发后被诛杀。明宪宗知道此事后甚为恼怒，便急于了解宫外之事。汪直为人灵便狡，于是明宪宗便时常命汪直乔装出宫秘密侦查，别人都不知情，只有都御史王越与其交好。

次年正月，明宪宗特别想多知道一些宫外面的情况，就从锦衣卫中选出百余名善于刺探情报的官校，在灵济宫的前面设置情报厂司，为区别于朱棣时设立的东厂，便称西厂，由汪直提督厂务。朱见深还允许汪直随意出入宫门，让其率领西厂校尉四处侦查，将官员百姓的大小事宜都上报给他。

汪直

南京镇守太监覃力朋进京进贡后，返程时竟携带了百船私盐，而且一路嚣张跋扈，骚扰沿途州县。途径山东省时，受到武城县典史的盘查，覃力朋竟将典史毒打了一顿，还射杀他一名随从。汪直得知此事后，立即将覃力朋逮捕，并奏请明宪宗治其死罪。虽然后来覃力朋得以幸免，但明宪宗认为汪直能惩奸罚恶，便愈发信任汪直。

成化十三年（1477年）二月，已故少师杨荣的曾孙、建宁卫指挥杨，犯罪后被人告发，与其父杨泰偷偷地来到京师，躲在其姐夫董玙的家中。董玙为他们向锦衣百户韦瑛求情，韦瑛假装答应，而后立即上报给汪直，并称杨晔有家财万贯，且生性残暴常杀人，准备招纳亡命徒出海逃亡。汪直听后，立即逮捕杨晔、董玙进行拷打审讯，三次使用“琶刑”，琶刑是锦衣卫的一种酷刑，会使人骨节脱节、疼痛难忍。杨晔不堪折磨，便乱说他有黄金寄存在他的叔父兵部主事杨士伟处。汪直不作请示直接将杨士伟及其妻儿抓捕下狱。审理定案时，杨晔死在狱中，杨泰被处斩，杨士伟等人都被贬官，郎中武清、乐章，行人张廷纲，参政刘福等人都无故被收押在案。

此后，西厂旗官小校们为了封官受赏，捕风捉影捉拿所谓的“妖人”，没有证据便伪造证据，由此冤死之人无数，但却无人敢上告。三月，左都御史李宾曾就此情况上疏，凡是谎报情况、妖言惑众之人，都应论罪处斩。四月，汪直命令部下韦瑛将左通政方贤、太医院判官蒋宗武、礼部郎中乐章、行人张廷纲、刑部郎中武清浙江布政使刘福抓捕入狱。御史黄本被汪直从家里搜得象牙笏板一个，便被汪直抓捕问罪去官，废为平民。从各王府边镇到南北河道，各地密布西厂小校，就连民间争斗吵骂、鸡零狗碎之事，都会被处于重法，民情大为受扰。汪直权势愈隆，每次出行时随从众多，连公卿都要给其让路。兵部尚书项忠不肯让路，就受到汪直的羞辱，其权势气焰远超东厂。

汪直罗织大狱、嚣张跋扈，引起朝野恐慌。五月，大学士商辂与万安、刘珝、刘吉上奏告发汪直。但明宪宗看了奏疏后，却命司礼监太监怀恩、覃吉、黄高到内阁责问商辂等，奏疏是谁的主意。商辂将汪直的罪状一一道出，汪直随意逮捕大小朝官，包括三品以上朝廷大员，大同、宣府边镇守将责任重大，一天不能离开阵地，汪直一日内擒拿数人，南京留守大臣汪直也随意收捕，皇帝近侍，汪直也随意更换。然后商辂又说他们都想为国除害，奏疏是他们共同的意思，没有主次之分。刘也慨然力争，甚至激动的留下泪来。怀恩回宫将情况如实汇报给明宪宗，不久，他便传旨安抚商辂等人。次日，项忠等人也上疏奏告汪直，明宪宗只好停办西厂，派怀恩面斥汪直罪过后，让他回到御马监，韦瑛则被调到边防卫所，各旗校也被遣返回锦衣卫。朝廷内外人心大快。

但是，明宪宗对汪直依然信任有加，汪直便趁机说内阁的奏疏是司礼监黄赐、陈祖生的主意，是为了给杨晔报仇，明宪宗立刻将黄赐、陈祖贬斥到南京。御史戴缙是个奸小人，他明白明宪宗不愿意关闭西厂的心愿，便与王亿上书称赞汪直，让明宪宗得以重开西厂，汪直依然督办西厂事务。不久，汪直令东厂官校上书诬告项忠，并暗示言官郭镗、冯贵等人奏告项忠违法，明宪宗命三法司、锦衣卫会审此事。众人不敢违抗汪直之命，便勒令项忠解职为民。此后汪直更加明目张胆的排除异己，任人唯亲，大学士商辂、左都御史李宾、尚书董方、薛远以及侍郎滕昭、程万里等数十人也相继被罢免，汪直还让与自己交好的王越担任兵部尚书兼左都御史，陈钺为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

成化十四年（1478年）五月，汪直奏请设武举考试，按进士之例设乡试、会试和殿试。成化十五年（1479年）六月，明宪宗命汪直同刑部尚书林聪调查辽东事变。一路上，各级官员都对他毕恭毕敬，怠慢他的州县长官则被其鞭挞。辽东巡抚陈甚至到郊外跪迎，并献上丰盛的饮食。唯独正在辽东巡谕的兵部尚书马文升，对汪直不加礼待，又看不起陈钺的所作所为。汪直遂诬陷马文升妄图挑衅，擅自禁止农具的买卖，才造成辽东事变。事后马文升被抓入锦衣卫大狱，判决发配重庆市。此后汪直权倾天下。

同年七月，朱见深委任汪直巡查边防。十月，辽东巡抚陈钺奏请讨伐海西女真，明廷以抚宁侯朱永为总兵，陈钺提督军务，汪直任监军。汪直到辽东后，海西头目郎秀等四十人准备进京上贡，在广宁与汪直相遇，汪直遂将这四十人以刺探军情之名杀死，随后又趁海西不加防备，放火烧了海西人的庐帐，并谎称取得大胜。朱永、陈钺、汪直都因此得到封赏，朱永进封保国公，陈钺为户部尚书，汪直被提升了俸禄，权利也得到了扩大，被命监督十二个团营。此后，海西各部落为报仇，派人到云阳、青河等塞堡大肆掳掠，边境守将不敢初战，陈钺也向朝廷隐瞒事情不报。

成化十六年（1480年）三月，汪直与保国公朱永、尚书王越率兵出塞，破敌于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四月，巡按御史强珍上奏，弹劾汪直、总兵侯谦、巡抚陈钺失机和隐瞒之罪。都给事中吴原、御史许进等，也都弹刻陈钺，把他比为宋朝奸臣黄潜善和贾似道，结果朱见深只是对陈钺罚俸处分。陈钺认为强珍的上奏是因为执掌监察院的王越纵容所致，便怨恨上了王越。恰好汪直巡边回到京城，陈钺出城五十里前去迎接汪直，向汪直告状，称强珍是秉承王越之意而弹劾他们的。汪直听后十分恼怒，王越前来迎接汪直时，汪直避而不见。随后巡抚辽东王宗彝根据汪直的示意，将强珍以诬告罪押送至北京，送入锦衣卫监狱，其后强珍被贬官流放辽东戍边。

七月，因安南（即今越南）常年侵扰占城（在今越南中南部），占城派使节请求明廷出兵讨伐，汪直遂建议讨伐安南并献平安南之策，但郎中陆容上书认为，安南臣服中国已久，如今叛逆之势未显，贸然出兵恐会招致祸端。但汪直仍然坚持，还传旨索取永乐年间在安南用兵的兵员人数册籍，但刘大夏却隐藏册籍，极力阻止此事，最后出兵之事不了了之。

成化十七年（1481年）八月，瓦剌部首领亦思马因进犯大同市（今山西大同），朱见深命王越率军驻守，汪直为其监军。敌人退兵后，汪直求情班师回朝。但明宪宗将其他将吏尽数召回京师，调汪直为大同镇守太监，让王越、汪直镇守大同。十月，巡抚宣府都御史秦纮密奏，称汪直放纵西厂旗校骚扰百姓，但明宪宗未予理会。

汪直久在边镇不能回朝，明宪宗对其宠信日渐衰减。成化十八年（1482年），有盗贼夜入皇宫，被东厂校尉捕获，太监尚铭上报明宪宗后，明宪宗很高兴给与尚铭丰厚的赏赐。汪直知道此事后，甚为恼怒，认为尚铭是他提拔的人，竟让背着自己单独请功，于是准备设法陷害尚铭。尚铭恐惧之下，便暗中将汪直的罪状上报朱见深。正好内阁大臣万安准备企图揽权，恨汪直权重，皇帝又逐渐疏远了汪直，于是他联合朝中言官上奏汪直苛刻扰民之事，请求罢设西厂。成化十八年（1482年）三月，明宪宗决定撤除西厂。朝野上下为之欢欣无辜。八月，万安担心汪直会在王越的诱导下求复起，于是奏请以许宁替代王越镇大同。

成化十九年（1483年）六月，大同市巡抚郭镗上奏，汪直与大同总兵许宁不和，恐怕会影响边防。汪直遂被调往南京御马监。同年八月，御史徐镛弹劾汪直欺君罔上之罪，汪直被降为奉御，其党羽王越、戴缙、吴绶等人也纷纷被革职驱逐出朝。此后，汪直再遭弹劾，最终被革职贬为闲人，不知所终。

汪直的结局，《明史》称其“竟良死”，表示汪直最后得以善终。

汪直主事西厂后，客观上起到了一些监察的作用，如打击覃力朋利用官船走私，对稳固皇权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行事却无人监管，他利用权势大兴牢狱，铲除异己，任人唯亲，引发了朝野动荡，激发了明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即朱见深、朝臣、汪直的宦官集团之间的互相斗争。

汪直提出的建议，在健全明朝科举制度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明朝武举从洪武二十年（1387年）开始，汪直的建议让武举扩大到乡试和会试，使武举逐渐发展成为与一般文士考试相对待的体系，并沿用至崇祯年间，客观上起到了利于武科人才选拔的作用。

编修明史的史学家皆认为汪直在巡边以及几次担任监军出征期间，擅自挑起边患，是邀功之举，其行为导致了明朝边防形式的紧张。学者何平则认为汪直衅边事少，平边事多，汪直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当时边地秩序的作用，且表明了一定的军事才能。

汪直如日中天之时，无数官员跪倒在其膝前，曾有歌谣唱及此事：“都宪叩头如捣蒜，侍郎扯腿似烧葱。”，但四品官杨继宗却敢不给他面子，杨继宗进京时，汪直曾想去拜会他，但杨继宗表示，按大明律令，他两不能相见。有一次朱见深问汪直，朝中哪个官员最清廉，汪直回答，天下不爱钱者，唯杨继宗一人。后杨继宗母亲过世，杨继宗回乡守孝，汪直路过山西省，前去吊唁。汪直见到杨继宗后，竟用手捋着杨继宗的胡须说，总听闻杨继宗的大名，原来就这幅模样。但杨继宗立马回击道，他虽丑陋，却不敢干出损伤身体这种犹如祖宗的事情，以此讥讽汪直是太监。

成化十四年（1478年），汪直炙手可热之时，曾上演过一出“假汪直”事件。有一个叫杨福的江西人，时常给崇王府内使办事，这个内使北上京师办事时，就让杨福跟随伺候，杨福在京师听闻了不少官场之事，知道了汪直的权势。后来他在南京无意中得知自己与汪直长相十分相似，于是他便与人密谋，有他假扮汪直，另一人扮其校尉，两人从南京出发，一路南下，经过江苏省、浙江省、福建省，一路上府、州、县各级官员对其争相奉迎，无一人看出破绽。杨福还假装廉洁取信众人，所作所为与汪直无异。到福州市后，他竟声称自己有皇帝敕旨，想吓唬福建的省级官员，但却因没有符验被福建镇守太监卢胜等人识破，结果被捕处斩。

汪直每次有事出差，所经过的郡县，县令长官全部都膝行伺候，稍微不顺汪直的意，就会被问你头上的纱帽是谁家的。有一次，汪直经过沛县，也用这句话问县令，县令回答说，他的纱帽是在铁匠胡同用白银三钱买的。汪直哈哈大笑，不再与县令计较。

汪直每次巡边时，其他巡抚官都对汪直卑躬屈膝，唯独巡抚秦偏偏与汪直分庭抗礼，汪直反而对秦纮恭谨相待。后秦纮奏汪直骚扰郡县，汪直还不知情。待他回京后，朱见深问汪直各付巡抚是否贤能，汪直独推荐秦纮既廉洁又有才能。明宪宗便将秦纮的奏章给汪直看，汪直忙请罪，还道，正因为秦纮敢于弹劾他，所以他才认可秦纮的贤能。

巡抚汪霖性格温润，行事按部就班。汪直多次到辽海道汪霖处巡查时，汪霖都只以礼相待，并不过于阿谀，汪直很不高兴，便说了一些不满的话。于是便有人将汪直的话传入汪霖耳中，但汪霖对汪直的态度依然没有改变，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反而让汪直不再生气。后来其他奉承汪直之人反而会碰壁，士大夫们便对汪霖刮目相看。

成化十六年（1480年），兵科给事中孙博上奏要对东、西两厂旗校严加禁革。汪直知晓后，便将孙博召来诘问，但孙博毫不畏惧，面对汪直侃侃而谈，让汪直大为敬服。后来，汪直还让孙博作为西征的记功官，每次出征，都让孙博同往。起初孙博只是假意承顺，威宁海之役后，孙博也对汪直颇为折服，还上奏赞扬汪直，并且与汪直同功受赏，由给事中（正七品）升为山西按察司事（正五品）。

中官阿丑擅长在皇帝面前演诙谐剧，有一次，阿丑装扮成个醉汉，旁人对其说有大官来了，阿丑依旧装醉，旁人又道皇帝来了，阿丑仍然不惧，当旁人说道汪太监来了，阿丑立马酒醒了。旁人便问阿丑为何皇帝都不怕，却怕汪直呢。阿丑则说，他只知汪太监，不知皇帝。阿丑还扮成汪直的模样，手持双斧踉跄而行，有人询问，阿丑便说汪直将兵，就靠手里的两把钺，那人又问这两把钺叫什么名呢，阿丑答王越、陈钺。朱见深看完此戏后，笑而不语似乎有所触动。

当初汪直大权在握，外出地方时，各地官吏对其无不毕恭毕敬，稍有不敬即遭鞭笞，但当汪直被贬往南京御马监时，沿途官吏均避而不见。有一个叫裴泰的知州，对待汪直一向十分恭谨，因公事与汪直相遇，汪直十分高兴并向他索取食物，裴泰便将随身携带的食物拿出来给汪直，两人还以你我相称，汪直说，他如今不比从前了，明天能得到车马起程便满足了，裴泰回答好吧。但次日早上，裴泰径直驾车而去。

汪直在明朝史书中被视为明代宦官专权乱政的典型，其历史形象也是典型的负面形象。时任大学士商辂曾说：“自直用事，士大夫不安其职，商贾不安于途，庶民不安于业，若不亟去，天下安危未可知也。”，御史徐镛甚至说：“汪直与王越、陈钺结为腹心，自相表里。肆罗织之文，振威福之势，兵连西北，民困东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厂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

史学家谈迁曾说：“汪直年少，矜宠悻功，越在边陲，久离宫掖。彼内臣纷纷者何限？各思乘间而出其右。耳目渐移，颦笑互中，虽有异眷，岂能要其终哉？直之外镇也，直自失计耳。向使归自辽左，影禁中，天门沈沈，畴得而窥之。虽然，直而内也，又不止南矣。迟发则祸逾重，直之失计，或直之厚幸耳。”

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汪直用事》评论道：“彼汪直以大藤瑶贼，幼畜禁中，不思日磾宝瑟之忠，妄有禄山赤心之诈。酷好用兵，辄开边衅，海西一役，几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珠，寂寥久矣。”

但学者刘利平认为在“假汪直”事件中，汪直折射出其公正廉明的一面，但因其提督西厂，成为皇帝推行特务政治的工具，且恃权专宠、擅作威福，履行大狱，得罪了官僚士大夫集团。因此以后士人出身的史家在著史时，“先将汪直划入“恶类”，对其恶言恶行大书特书，而对其佳言善行视而不见。”

学者何平认为：“虽然汪直在明朝历史上是一个跟王振、刘瑾和魏忠贤齐名的宦官专权的代表人物，但从他的所作所为看，他并不是一个坏得一无是处的权阉。”，“总的说来，汪直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消极的，应予基本否定，但这种消极的作用，归根到底由当时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和明朝中期渐趋衰落的历史进程所决定，不能完全归咎于汪直的个人品质和个人行为。”